人類政治生活從來就離不開象征符號與象征行為，而越是遠離現代精神的政治製度,就越多地依賴於象征主義來運行。因此，一座被賦予“九五之尊”的巨無霸孔子青銅塑像，在國家政治“聖地”天安門廣場，於短短百日之內，即被移入複挪出，自非一班無名之輩百無聊賴的即興行為。自上世紀90年代起中國重興以“國學熱”為名的“儒學熱”，到中共於2004年底在韓國首都首爾掛牌開張第一家孔子學院“專教漢語”，到官方媒體力挺於丹的《論語心得》與胡玫的電影《孔子》，到各地官員“祭孔”演出的“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更不用說那個知識產權極為可疑的“和諧社會”主張 ……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與中共現政權之間微妙複雜的關係，半推半就，一波三折，終因此銅像事件之“此地無銀”而欲蓋彌彰 --- 沉沉夜幕遮掩下的詭秘動作，反將今日中國社會之“儒共模式”的實質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
今日中國社會諸方麵（包括政治、經濟、法律、道德與文化）的綜合現實，論者至今多以所謂“中國模式”名之，指稱明確而描述不足。本文首次嚐試使用“儒共模式”的概念，意在著重考察中共當局如何通過對傳統儒家思想的閹割、歪曲與重新拚湊，服務於維持自己的一黨專製統治，其結果就是中國曆史上的儒家傳統與從西方傳入的共產主義之間的一種雜交，而產生了這一特殊的“儒共模式”。
儒共模式的產生
這一“儒共模式”，產生於“六四事件”以後特定的國內與國際社會曆史環境。該事件以及隨之而來的“蘇東波”，標誌著一個多世紀以來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及其意識形態的徹底破產。“六四事件”充分暴露了中共黨內極少數幾個寡頭在政治上的極為孤立，以及他們對中國社會一切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與利益的高度壟斷已經不再能為社會各階層所繼續容忍。在蘸著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的鮮血，劃出了政治上絕對不得逾越的紅線之後，當局在經濟上則不得不作出較大的讓步。它必須以更快的經濟發展與更多的經濟分享來對各階層國人進行“贖買”，以換取自己的統治得到被統治者的容忍。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1989年以來的中共當局，就是在被國人的經濟要求“綁架”之下運作的。各階層的中國人，以對一個本來已經完全喪失合法性的政權的容忍為條件，各自都開出了經濟上的訴求，而當局能否繼續生存，則取決於它對這種種經濟訴求的滿足與操控。二十多年來當局在鬼影般的“GDP主義”追逐之下四出奔突，正因為由GDP作為可測量指標的“政績”，已是其政治合法性所剩下的唯一來源。
但必須在極有限的時間內迅速發展經濟以交換政治上的生存，在當時中國的形勢下其實並無多少捷徑可供選擇。中國政府在政治上“絕不搞西方那一套”的代價，卻是整個國家在經濟上不得不淪為西方世界的“農民工” --- 以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的人均資源(甚至包括根本無法進口補充的可耕地、空氣和淡水)，不自量力，飲鴆止渴地扮演“世界工場”,憑借已為很多論者所指出的低人權、低工資和低環保，犧牲中國的自然環境與中國人子孫後代的未來，靠大規模的出口來換取微薄的出口收入。過去的二十多年，如果說從國內看是經濟救了政治，從世界看則是沃爾瑪救了中南海。
正因為這樣的經濟發展隻是維持政治統治的手段，對這一做大了的經濟餡餅的分配，當然也就不可能根據對經濟本身的貢獻，而是根據維持政治統治的需要來進行。當局被迫實行的“讓步政策”，對社會各階層並不是一視同仁的。那些政治上能量較大的階層，進則可以對當局有大助，退則可以對其有大害，或至少造成大麻煩，就必須被優先滿足並安撫。然後才輪到能量較弱的階層，而那些能量最弱的階層則往往反而遭到剝奪，以滿足大能量階層的要求，對經濟發展做出最大貢獻的億萬農民工，則至今仍被迫作出最大的犧牲，處於最屈辱的地位，他們今日在城市中的“工奴”身份，較之從前在人民公社裏的“農奴”身份，實質上的改善極為有限。其結果，就是今日中國由所謂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結成共治聯盟而對其他社會階層進行統治與剝奪的模式。人們都說美國是一個“汽車輪子上的國家”，澳大利亞是一個“騎在羊背上的國家”，他們完全有更充分的理由說今日中國就是一個“騎在農民工脖子上的國家”。
在原有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已經破產的情況下，中共當局既已決意逆曆史潮流而動，拒斥自由平等民主的普世價值，“慌不擇路”之際，除了向後跌翻，墮入曆史的窠臼之中以外，亦難有他途可循。今日中國的社會現實，決定了為之辯護的官方意識形態，要越來越多地重新起用儒家學說和思想。不僅毛時代“批林批孔”和“評法批儒”式的攻擊醜化不再重演，儒學還進一步被賦予重任，幾乎就成了“國學”的同義詞。一個喪失了自身合理性與合法性的政權，正試圖以儒家思想的獨特性來冒充並代替這種合理性與合法性。這種獨特性，通過“國學”的中介，就魔術般地獲取了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權威與靈光，在對大眾的說服和壓服上麵，看來正在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若依所謂“政治儒學”的代表人物蔣慶的主張，儒學簡直就是中國人的宿命與本質，生為中國人而未能生活在儒家社會裏，意味著其中國人的本質已被否定，就不再能算是真正的中國人。一旦這種“論證”被接受，自是所謂“言語道斷，思維路絕”，任何真正的論證都是多餘的了。
儒共模式的主要特征
麵對著空前的統治危機，著眼於解救燃眉之急的短期效應，“儒共模式”並不采用係統完整的儒家政治製度、道德理想與價值觀念，而隻是出於維護現存中共一黨專製的特殊需要，割取某些部分，拋棄其他部分，再加上有意的歪曲與拚湊，而成為一個大雜燴。
這方麵最肆無忌憚的惡例之一，就是於丹的《〈論語〉心得》。即使意在為危機四伏的“和諧社會”熬一鍋麻痹人心的雞湯，為什麽放著本來要靠譜得多的佛家和道家不用，非要這樣來糟蹋儒家呢？顯然是以佛道在思想史上的“配角”地位與政治史上的“在野”地位，權威性太嫌不夠，隻配“幫閑”，而當今“盛世”急需的則是大“幫忙”，無知無畏且無恥的“大師”於是乎應運而生。於書抓住一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斷章取義，通篇胡言，硬把作為儒家經典的整部《論語》活活地曲解成一部教人如何逆來順受，知足常樂，自欺欺人的心理秘訣。然而，儒家“至聖”孔子和“亞聖”孟子顛簸一生，遊說列國諸侯，不正是“不在其位，偏謀其政”的典範嗎？通觀《論語》一書，麵對“禮崩樂壞”的當時社會，孔子痛心疾首，怒不可遏，“是可忍孰不可忍”之處，比比皆是，甚至自認是與社會格格不入的“喪家之狗”，卻被於丹閹割成了一個快樂阿Q。幾千年來，儒家以曆史解釋並演繹“天命”，勉力以自己的“道統”對曆代王朝的“政統”提供一種價值規範與道德監督的不懈努力，正是對孔孟所開創的傳統的繼承與發展。而所有這一切，都隻因和獻媚當局的目的相衝突，就被通通閹割掉了。隻要合乎自己的需要，這樣的“學者”會毫無顧忌地將《論語》解讀成《金剛經》--- 此所以那種毫無道德原則，一味趨時媚世的“鄉願”，正是孔孟深惡痛絕的“德之賊也”。
如此拚湊而成的儒共模式，在思想的嚴肅性、理論的一致性與製度的完整性上麵，無論是與原來的儒家或共產主義相比，都極大程度地退化了 --- 正好印證了馬克思的名言：曆史上的重大事件往往會發生兩次，但第一次是作為悲劇，第二次則已是作為鬧劇了。儒共模式，就是這樣一種雙重鬧劇，而其主要特征，大致可從以下三個方麵看出：
第一．否定個人價值與個人自由，而以集體主義、國家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來壓製並取消之。中國人至今仍然缺乏最基本的人權保障，也沒有世界上大多數人類已經享有的起碼的言論、出版、新聞與結社自由。對這種壓製與取消的辯護，從前的“共產主義版”，是要求每一個人都完全放棄任何屬於自己的利益、價值與目標，不斷把自己非人化，直到變成了一部革命機器上的“齒輪與螺絲釘”為止。今天的儒共模式，則片麵強調傳統儒家對家族、群體、國家和文化重要性的強調，並要求每一個人為之作出無止境的犧牲。但人類生命存在的基本單元與基本方式，從來就是眾多的個人（individuals），而不是家族、群體、國家與文化，後者隻是人們創造出來為自己服務的事物、組織或製度，並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獨立生命 --- 這一點古今中外並無事實上的區別，而隻有認知上的正確與錯誤，明確與模糊之分。今日的中共當局，在依靠向西方國家大規模出口來渡過自己最嚴重的統治危機的同時，日夜不停地指控對方同時正是那個“亡我之心不死”的“境外敵對勢力”，完全就是為了憑空製造出一種危機感，將“中國崛起”作為壓倒一切的首要目標，以此壓製並取消國人對個人價值與個人權利的合理訴求。這一“崛起壓倒自由”的陰謀，正日益在儒家思想與傳統的旗幟下，以國家主義與極端民族主義的名義大行其道。
第二．否定每一社會成員在價值、權利和尊嚴上的生而平等，而構築一個人壓迫人的等級製社會。在今日中國，官尊民卑，官富民窮，官貴民賤，正在變得不言而喻，天經地義。儒家中國的官員自居為民之父母，今天共產黨的幹部也仍然熱衷於自稱“父母官”，而從前的子民、小民、細民、草民、蟻民、愚民和刁民，今日隻多了一個新稱呼曰“屁民”。官與民相較，對經濟資源的占有渠道、分配方式和數量質量都有實質性的區別，適用的法律法規與司法程序也極為不同，帶有強烈的“刑不上大夫”的色彩。儒家中國的庇蔭製度，也通過太子黨的坐大與公務員報考錄取上層出不窮的手腳而得到複活，標誌著這種官民之間的分化與對立已又一次開始向世襲製轉化。與此同時，大群“屁民”對父母官下跪磕頭乞憐的動作，也從被遺忘的儒家傳統中重新發掘出來，操練得日益嫻熟。而當這一切證明無效時，所謂進步，往往也隻表現在能跳的樓高了幾十層，以及汽油澆身點火自焚成了新增選項而已。
從1949中共建政開始，工農階層在中國有過大約四五十年的名義上的主導地位，但隨著“三個代表”在2000年被提出並隨後寫入中共黨章與憲法，中國曆史上這一短暫的例外就此正式終結。在這方麵，今日中國社會與兩千餘年來的儒家社會的主要區別，是“士農工商”變成了“士商工農”，而以其中的“士”大致包括黨政官員，公務員和體製內知識分子。而工農階層因為無錢無權無勢，早已淪落到社會底層，並且連毛時代曾有的一點臉麵也已蕩然無存。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在公開宣揚農民子弟不應上大學，弱勢群體應被遷出北京，低收入的80後男青年應該熬到40歲以後再找下一代女子結婚，為了“少數人的享樂”，貧窮的中國農民和下崗工人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血肉模糊於豆腐渣教室之下的小學生們應為做鬼而感到幸福，而肝腦塗地的罹難礦工則“誰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國？”時，已不複有任何道德和體麵上的羞澀與顧忌。
第三．否定民主政治，而維護一黨專製獨裁。所謂的“曆史在1949年選擇了中國共產黨”，正是對傳統儒家“武王伐紂，周代殷命”的照葫蘆畫瓢。但即使這能夠為中共當時的建政辯護，也絲毫不足以論證該政權至今仍然擁有任何合法性。商湯也曾伐桀而代之，但商王朝並不因此就永享天命。以儒家的政治理想來對照，今日中國的政治現實甚至更惡劣無數倍。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主張，至少還堅持社會各階層都有必須信守的道德標準，相互之間都有應盡的社會義務。君不君則臣不臣，“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毛澤東及中共政權對人民的殺戮殘害，早已超過中國曆史上任何暴君暴政，即使以孟子“誅一夫紂”的標準，也早該被推翻了不知多少次。而如何避免“拿兩千萬人頭來換”的暴力革命，則是儒家幾千年來在理論與實踐上從未解決的難題，隻能由民主製度來解決。民主政治所致力的，正是以非暴力（非內戰）、定期、公開並規則化的方式，由選民通過和平的選舉來對執政當局進行重新選擇和重新授權。政府的合法性完全來源於選民的授權，並且在依法執政的過程中時刻受到選民及其代表的監督。民有、民治與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三者之中，最關鍵的是民治（by the people）。離開了真正的民主授權與民主監督，無論多少“以人為本”的美妙言語，都無法掩蓋儒共社會一黨獨裁的本質。在“四項基本原則”和“五不搞”的僵死框架之內，所謂“政治改革”無非是未經民主授權的執政黨內某一級別的選舉是否采用差額製之類的無聊兒戲，與國家政治製度上的民主化毫無實質關係。儒共模式下的中國人，不是選民，也就不可能是公民，隻能是臣民，甚至也不再翹首期盼“為民做主”的清官。政權由“肉食者”壟斷並世襲，臣民隻剩下被統治受宰割的義務。
儒共模式的危害
今日中國社會的現狀，處處可見此一儒共模式二十餘年來造成的危害。限於篇幅，本文隻能對以下四個方麵略作討論：
第一．糜爛性腐敗。當今中國社會的結構性腐敗及其嚴重程度，作為有目共睹的現實，已使任何舉例成為多餘。曆史上各朝各代滅亡前夕的末世中，即使有可與之相比的，也絕不會太多。與傳統儒家社會中的禦史台和都察院一樣，儒共模式下的紀委加反貪局的體製內反腐製度，其作用從來就極為有限，如今麵對著燎原烈火，更是連兒戲都不如。即使是中共一直用來解釋國民黨當年失敗的“四大家族”和“五子登科”，相比之下，也早已是小巫見大巫。值此“中國有官皆墨吏”的時代，剩下那寥寥幾個初看好象還算清白一點的，細察起來，卻隻是為了不讓權力鬥爭中的政敵抓住把柄而已，其夫人、公子甚至秘書們，其實正在他們提供的保護傘下安全地大撈特撈。人民對於執政者的權力缺乏有力的監督與反製，政治運行缺乏及時的微調機製，這種腐敗就早晚是全社會的宿命。
第二．道德全麵崩潰。“儒學複興”的鼓噪，最現成的理由一直是有助於社會道德的重建與維護。但年複一年的“祭孔騷”加“讀經熱”加“洗腳秀”以後，中國的社會現實卻正在變成對儒家道德標準的再殘酷不過的黑色幽默：官員手執數國護照，貪汙巨資，移民妻小於海外,何以為“忠”？屠殺了十幾歲的無辜孩子，二十幾年不給最起碼的撫恤，令悲痛欲絕的白發母親們一個接一個死不瞑目，何以為“孝”？連收集地震罹難者的姓名也要被抓捕判刑，何以為“仁”？奪不足而奉有餘, 貧富極端分化，何以為“義”？從論文論著到統計局數據到電腦芯片到藥品甚至於到小小一隻雞蛋，無一不假，何以為“信”？對環境竭澤而漁，殺雞取蛋，何以為“智”？歹徒光天化日殺人越貨而路人聚眾圍觀，何以為“勇”？老人跌到在街而無人敢扶，何以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奶粉毒死嬰兒，教室砸爛學童，何以為“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尊孔子像若再不移入高牆深院後麵躲藏起來，眼見此滿街滿市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信不智不勇之行，耳聞念念有詞的“八榮八恥”咒語，青銅臉會不會因羞憤而漲得通紅？其實那些言必稱“孔子”的“學者”“大師”之流，其本人往往正是不學無術欺世盜名的典型 --- 一個稍微讀懂了孔子的人，在被告知自己的年青研究生剛剛跳樓自盡時，難道就非得把自己變成“傷人乎？不問馬”的反麵注腳才安心嗎？
第三．社會危機四伏。各類群體事件，至2008年已超過每年10萬起，此後即不再有官方統計數字發表。在沒有基本正義的社會，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諧。禦用學者隻知指責社會普遍“仇官仇富”，將其歸結為心理學的失衡現象，以掩蓋其社會學的深刻原因。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在合理的製度下，一個人的經濟貧窮與社會地位低下，較多地是其本人的責任；但在不合理的製度下，財富與地位的取得，多是通過可恥的肮髒途徑，往往傷害他人，而為社會大眾所不屑、不齒、不平、不服。普遍性仇官仇富的根源，在於一個製度的根本性不合理已成為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強烈共識，由此必然導致各種社會衝突與危機此起彼伏。而拒斥必要的製度改革而乞靈於強力暴力維穩，即使維穩費超過了軍費，也難免捉襟見肘，窮於應付。更有甚者，這種維穩行為本身，也正在成為社會衝突和危機進一步深化與激化的重要原因。因為這種維穩，不僅違犯普世價值和常理常情，甚至往往還違犯了中共自己寫在紙上的憲法、法律與政策，日益接近於黑社會行為。各級官員勉力為之，在時間、精力、道義與良心上都屬於額外付出，對未來可能的清算更深懷恐懼。由此產生的對額外補償的要求，導致維穩者自身更多貪贓枉法的行為，直接激發更多的社會衝突 --- 杯水車薪化為火上澆油，惡性循環，愈演愈烈。
第四．殘暴。馬加爵，唐福珍，錢雲會，藥家鑫，錢明奇 …… 中國社會正在變得越來越殘暴和血腥。二十餘年前，這個政權本身就隻是靠著前蘇聯和東歐所有其他共產主義政權都無法企及的殘暴性才得以例外地生存下來。“殺他二十萬，穩定二十年” --- 今天世界上還有多少精神正常的人敢於使用這種禽獸語言？從那時以來的每一天，這個政權都是作為一個暴政的活標本而存在，定義著在這片土地上生存的首要秘訣，演示著在這個社會裏“成功”的行為規範。殘暴的執政方式是如此生死攸關，以至於為之辯護的官方意識形態居然會在膜拜孔子的同時又尊崇秦始皇（張藝謀《英雄》裏喋喋不休的“天下”夢囈），而對此中的諷刺與荒誕全然不覺。孔子所創立的儒家，通過掌握對曆史與“天命”的解釋權，將秦始皇的暴政與其短命王朝永遠釘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是因為二者代表了完全對立的治國理念與道德理想，而自相矛盾的官方意識形態，已經連最低限度的邏輯自洽與智力誠實都無法維持。
儒共模式的命運
官方媒體與禦用學者為這一儒共模式的宣揚，尤其自幾年前美國次貸危機引發世界金融危機以來，越來越得意忘形，足以令人回憶起那個“東風壓倒西風”和“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的癡人說夢的毛時代。在被奉為最適合中國特殊國情的模式以後，它甚至象當年的共產主義一樣，又要開始“放之四海而皆準”了。不僅眾多發展中國家理應效法，按中國人“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算命術，似乎在世界範圍內取西方民主製度而代之也大有希望。
但這隻能是又一次自欺欺人。儒共模式不僅不可能取代自由平等民主的普世價值，就是在中國國內，也不可能拖得太長久。
上文對於這一儒共模式產生過程的分析，已經揭示出，它隻是一個逆曆史潮流而動的政治集團於日暮途窮之際，“死馬當作活馬醫”的產物，其中無論是“儒”的部分還是“共”的部分，都經過機會主義的高度閹割與歪曲，完全喪失了它們曾經有過的曆史合理性，與政治、道德、文化、精神上的新資源或新生力更是毫不相幹。正因如此，它才在短短二十餘年裏就對中國社會造成了如此深重的全麵危害。
而那些口必稱“中國模式”的，往往正是最不相信它的人，一味地賭咒發誓，恰恰是因為這一模式最有利於他們這些暫住中國的精英們“多快好省”地榨取那最後一桶金，然後收拾細軟，永遠拋棄這個資源枯竭、汙染遍地並民怨沸騰的國家和它的勞什子“模式”，飛到他們日夜咒罵的那些西方國家去，與早已送去那裏打前站掙身份的太太、兒女和二奶們會合。
爭取和捍衛個人的價值、權利、自由與尊嚴，是席卷今日世界的最重要的思潮，其不可阻擋，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民族解放與民族獨立運動。在曾將黑人當作奴隸隨意買賣甚至私刑處死的美國，黑人已當選了總統。在世代臣服於君主與強人淫威之下的阿拉伯世界，人民正奮起反抗。而中共當局卻仍在所謂“生存權”的幌子下，將人權非人化為豬權，甚至比豬權還不如 --- 僅以它對於中國人最基本的言論、新聞與出版自由的粗暴剝奪，就已無異於把十三億人的眼睛蒙住，耳朵堵塞，嘴巴縫上 --- 如此對待貓狗之屬，也絕不會被任何一個正常的人所容忍。值此無遠弗屆的互聯網時代，這種踐踏人權摧殘人性的倒行逆施，每一天都在變得更加不得人心，很快就將人心喪盡，而這就是儒共模式的致命傷。隨著過去十年來為之提供了掩護的國際恐怖主義狂潮節節敗退，儒共模式即將成為下一個世界公敵與人類公敵，其最後終結的命運，是無法逃脫的。
2011年6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