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粥的厚古薄今
流水前溪去不留，餘香駘蕩碧池頭。燕銜魚唼能相厚，泥汙苔遮各有由。委蛻大難求淨土，傷心最是近高樓。庇根枝葉從來重，長夏陰成且少休。
今天西方所使用的民族這個詞來自於希臘語ethnos，猶太教或基督教用來指稱異教徒或無神論者，十九世紀才演化出今天的詞意：具有獨特語言文化種族標誌的群體。從一個排斥性（教徒vs.非教徒）的概念發展為一個包容性（所有的人都屬於某個民族）的概念，民族做為一個社會分類反應了後啟蒙時期人們應對西方社會中存在的差異，身份認同，暴力等問題的方式的變化。
但是很顯然，民族這個概念，並沒有幫助人們建立一個更寬容的更人道的世界，相反，它常常成為暴力甚至徹底消除異類的根據和放棄和平的理由。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雖然所有的民族研究（ethnic study）都承認民族是一個普遍性的概念，但在實際操作的過程中，民族無一例外的成為一個界限標誌指向有色人種。譬如在美國，這種WASP的定義裏，民族做為一種屬性，在Anglo－Saxon血統的美國人身上是不存在的，做為歐洲移民後裔的美國人，他們的民族性隨著他們祖籍在歐洲地圖上從西北到東南方向的推移逐步遞增。
分類（categorization）是人類認識自然和社會的起點，也是有著先天暴力傾向的行為，就民族而言，更是如此。表麵上看起來似乎存在著兩個關於民族的定義的對立，一方麵，是普遍的，描述性的，中性的民族（人人皆屬民族）；另一方麵，是特殊的，地方的，外國的，化外的，隻屬於被貼上了他者標簽的民族。然而做為一個抽象概念，民族性倘若人人都有，那麽結果隻能是人人都沒有。所以剩下的，隻能是關於民族的具體的，行為的，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想象。而此種關於民族的具體分類，和關於種族的分類一樣，有著與生俱來的等級優劣的含義。兩種定義的區別，僅僅在於忽悠民眾的不同需要。
在西方，尤其美國的白人社會，將某個群體定義為（少數）族裔，被認為是一個極端的政治上頗為前衛的姿態，它用包容的自由主義文化邏輯代替了從前的直接建立在等級體係基礎之上的種族和民族歧視，並在修辭上用“多元主義（multi-cultiuralism）”和“多樣性（diversity）”民主化了民族這個分類標誌。
但是，民族分類中的內在的等級優劣使得多元主義成為又一個批量製造貧民窟的得力助手，這個貧民窟，不僅僅是城市中心的少數族裔聚居區，還包括官僚體係，公司，學校等機構內部的邊緣群體。原因在於，當一個群體被定義為一個民族群體，它同時也被限製在了一個過去時，一個人性發展的早期階段。雖然“他們”和“我們”一樣都是人，但是在人性發展上被禁錮於過去的頑固的“他們”在自己的族裔文化裏麵是被壓抑的，隻有在“我們”的寬容和接納下“他們”才成為了和“我們”平等的人。
很多國家的國民身份是建立某個或某幾個具體的民族的文化曆史基礎上的，而美國的建國基礎，是有意地選擇了抽象的理想主義的概念為基礎：自由，平等，民主，融合，機會，社會正義，等等。那麽，在民族問題上，普遍原則和具體操作之間的矛盾是一個可以解決的失誤嗎？答案是否定的。因為這種矛盾，正是這些普遍原則本身的結果。正是這些普遍原則的霸道，使得民族群體的定義隻能在“美國人”這個範圍之外完成：所有那些身份上帶破折號的美國人，African-Americans, Italian-Americans, Asian-Americans, Chinese-Americans, 都同時擁有特殊的族裔身份和普遍的美國人身份。但是當他們屬於自己的族裔的時候，他們是不符合普世的人性原則的，他們的族裔特征必須被他們的美國人的身份所否定並留在過去。
很顯然，第一篇裏麵的例子表明，這一分析，也適用於美國以外的地區。
“民族化”（ethnicization），是在全球範圍內商品化過程中的一個內在組成部分。拿中國為例，中國當然不是世界上唯一一個人權有問題的國家，但是做為商品的人或人權卻有著鮮明的（中國的）民族特性。真正的交易，正是圍繞民族這個概念進行的：中國人這個民族概念成為一個文化政治關係的產物，它不僅僅意味著由某個民族的人所占據的空間，同時也取決於觀看或閱讀中國評判其對錯的美國觀眾的信仰，欲望，態度，和生活方式。當中國人的人權成為一個西方化或美國化了的事件，它的參與者自然不僅僅是中國的政府政治異見者和政治犯，同時還包括了美國的國會跨國公司媒體好萊塢的演員和導演， 美國的人權活動家，和美國的選民。
人權問題的鮮明的“中國製造”的商標包含有一個我們熟知的二元對立： “他們”（中國人），是野蠻的，異於主流的，不正常的，需要拯救的他者；我們（美國人）是正義的，高尚的，恪守人類普世準則的拯救者。雖然在表達同情的時候，中國人的民族性是不應當被人道主義關懷所強調，因為我們都是“人”，但是又是獲得道德優越感所必須的，對於美國的觀眾而言，中國人必須被確認為一個被自身文化所束縛的民族，需要美國人的抗議和解救。這種確信使得中國人做為中美貿易的商品由一個壓迫的否定概念，轉而成為一個可以在道德上被認可得肯定的概念。
商品化的民族關係在晚期資本主義進入流通體係，這一頗具戲劇化的現象所遵循的顯然不是古老的人道主義的存在主義邏輯，而是一個不那麽人道的資本主義邏輯，其基礎，借用韋伯的話，是宗教的。
To be continued....
我等得眼睛都綠了...發發慈悲吧...
說得太對了,我反正是一聽到民族主義的各類口號就要頭疼.為什麽原本一個普遍性的概念,卻在實際的運作中指向狹隘的方向?除了各自利益的驅使,還有別的理由嗎?
你這個係列很值得重視,我會緊隨跟讀,好好學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