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文碩與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八/上）

倪文碩與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八/上）

標簽：上海銀行 天津分行 祖父 中國金融學會 陳光甫 華北 雜談

另一位與祖父碩公在工作上曾關係密切的，是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簡稱上海銀行）最後一任總經理（1950年）資耀華君。此君可算中國銀行界耆宿，是我國第二代銀行家中最長壽的。享年九十六歲，在資君最後幾年裏，撰寫了《世紀足音》一書，可說其是親身經曆了新舊社會中國金融業發展史，是曆史的見證人、參與者和體驗者！
資耀華，生於1900年，小碩公3歲。早年畢業於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院，曾從師於著名教授河上肇博士，1928年入上海銀行，曆任總行調查部經理，天津分行經理，華北管轄行負責人，中國旅行社華北分社經理等，解放後任上海銀行總經理，公私合營總管理處付董事長兼付總經理。1959年起任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參事室主任直至去世。多屆全國政協委員。為解放後中國金融學會創始人之一。
? 從現在可尋史料來看，資君被陳光甫看中，是其有深厚的金融理論造詣。事實上資君一生著作頗豐。且在初入上海銀行期曾多建言，使該行有不少益處，故陳光甫二次送其去美國進修考察，並在新舊社會交替期，委其重任，直接參與和實施了我國金融史上重大變革事件，是一位值得尊敬“將才”。
祖父碩公在上海銀行早期與資耀華君接觸不多，可說時間上“失之交臂”，28年資君入行，碩公已去中農行高就。34年底碩公返上海銀行，資君剛從美國進修歸來，旋派天津分行。直至抗戰勝利後，碩公在重慶與資君在職務工作上有了接觸，碩公當時巳入董事會，為總行總管理處總管，資君為淪陷區天津分行經理，帶當時津行業務資料赴渝匯報，父親日記曾載碩公敘此事“津行資耀華來述職，其麵帶倦容，被安嘉陵新村就宿，不日約‘海光樓’一敘…。”
抗戰勝利後，上海銀行遷回上海。碩公作為陳光甫私人秘書，在上海與天津與資君接觸較多。由於陳光甫意欲在北方擴展業務，碩公多次隨陳光甫去津，亦把津行作為經營外匯兌換行之一，並遵陳光甫意，在總行盡津行方便之舉。不料，46年底資君因涉嫌與進步人士有染，急電總行，經陳光甫同意，允資君去美哈佛考察避禍。後隨內戰爆發，東北、華北部分解放，陳光甫看蔣政權大勢已去，曾派碩公(47--48年)二次深入石家莊、天津等地了解市麵情況，以備作解放區內行務如何開展決策。但當時華北形勢急變，京津地區麵臨解放，陳光甫急招資耀華君回國，以便同新政府接觸。俟資君返津行供職，京津巳和平解放！
以後，隨陳光甫49年3月去曼穀開會，一去不回，上海銀行總經理伍克家稱病辭職。碩公作為總管理處辦事董事，與資君工作關係更加密切。49年底碩公去香港參加董事會，一致推舉資耀華為上海銀行總經理，全權負責解放後各地分行業務工作，1950年初，在資君撮合下，上海銀行率先擬“公私合營”，在聽資君在港匯報，陳光甫仍不放心，電令碩公隻身前往天津，寓泰來飯店419號，以了解細詳，據父親日記載，碩公多次發幾百字電文去港，曾引郵局“好奇”。後合營事有一眉目，碩公移利順德旅館，等香港來人，以組團與政府洽談。所談圍繞合營花絮，謹錄父親兆京當時日記如下：
“一九五零年，五月卅一日，星期二。父親（注：碩公）來信‘我廿四日晚到京……。昨晚南漢宸行長（注：解放後笫一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在歐美同學會招待我們一行六人，菜肴極其豐富。我這次三個多月為行事奔走，總算盡過一番力。本來我回滬時叫我擔任付總經理，我不要此名義。將來改組我仍不換名義，並巳準備辭去董事，亦不在乎每月公費46單位。陳先生（注：董事長陳光甫）尚望我能回香港，或者再去一趟，不過此次要去的話，尚容易回來，總而言之終身職業將感飄飄蕩蕩……。’”
“一九五零年，六月十五日，星期五。父親（注：碩公）來信，十三日由北京動身，在南京住二天即回滬。上海銀行公私合營巳成功，官股將派二人參加董事會，總管理處設北京。”


左下第三排左起第三個是碩公、第六個是資耀華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