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文碩與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七）

倪文碩與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七)
標簽：上海銀行 家君 襄理 人事調整 伍克 雜談

在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簡稱上海銀行）職場中，祖父文碩公與該行最後二任總經理，在工作上關係密切。其中一位，是1944年起任上海銀行總經理的伍克家君。此君與碩公在43年上海銀行人事調整中，同時進該行董事會，同為辦事（執行）董事，可能由於伍克家君業務較好，在抗戰中期代董事長和總經理楊介眉病故，淪陷區行務顯群龍無首時，由伍君臨代總經理，後在人事調整中，董事會追認其正式職務。
伍克家畢業於蘇卅東吳大學，1965年因病去世。其父伍伯穀曾任清末昆山知府，在蘇卅建有著名大莊園“伍園”，可說伍君出身豪門士紳之家，其較早就入上海銀行謀職，曆任長沙分行、廣卅分行等經理，總行人事部經理、付總，44年正式任該行總經理。在其上海銀行任職期間，曾被陳光甫派往英國進修保險業務，回來後（1930年），牽頭成立了我國第一所“信用保險公司”，設在上海四川路420號，並兼了該公司董事長。
伍君可說是一位“將才”，才思廣博，有自已管理銀行獨到之處。早在1928年其在與陳光甫信中，就才華顯露，他說“中國人隻能開夫妻店，不能辦大公司，此言可謂沉痛之至。人才難得，私心難除，奮鬥之精神更不易保持，公家之事自屬無望…。”“況有人才如此，事業未有不蒸蒸日上者乎？常謂凡事務必求諸根本，根本不固而枝葉茂者必傾。人才、人心實為事業之根本”…。（參見“陳光甫日記”一書內容）

伍克家在1947年“海光月刊”的文章
由於早年與陳光甫打拚的事業上手足,諸如楊敦甫、楊介眉相繼去世，其他創始股東他亦可能指揮不動，故陳公頗需要得心應手的幫手，來掌管上海銀行，以推動銀行業務的發展，這時伍克家與碩公成了陳光甫左右臂膀，45年抗戰勝利重返上海後，伍與倪兩公常共同出現公眾場合，特別在銀行重大事件與帶有方向性的行務上，常以共同署名發函與董事長陳光甫溝通匯報。這也使以後伍克家君與文碩公因行務觀點相佐，繼而發展到人事糾葛，並為此蒙上陰影。
據史料來看，象伍克家君這樣有雄才大略的人，在其任總經理後，正值大展鴻圖，實現報負之時，豈能在實施中有“不諧之音”的發生，這促使46年後伍君與碩公矛盾公開化，並從行務看法不同發展到個人恩怨與成見的衝突。照現代組織管理學觀點來看，碩公作為總行總管理處襄理的職責，應絕對摒棄私見,而服從總經理伍克家的領導，但作為同是董事會辦事董事，特別是董事長私人秘書，在行內組織設置職責規範下，碩公又必須亦對董事會及董事長負責。故碩公與當時總經理伍克家在工作程序上確實較難理順，亦很難“做人”。這方麵的表露，可以父親兆京日記中，查考佐證：
“1946年6月23日，星期日，風。周六下午後到父親處（注：文碩公上海銀行江西路368號住宿處），父親（注：指碩公，下同）事頗忙，午後仍到行辦公，晚吳道存（注：重慶分行襄理）先生來談，上海銀行總經理伍克家先生仍來與父親談，伍辭後，與吳先生上街遛逛，後返…。”
“父親與談，談年來精神極其痛苦，隻因為家，忍受一切侮辱，伍克家在父親進行時即與不對，父親23年（注：1934年）辭中農行總會計職，由李桐村（注：上海銀行付總）先生介紹返上海銀行，李允父親每月200元工薪，而伍則隻允180元，此乃其端，此後處處皆與父親不對。”
“父親於前年在渝（注：1943年）被推為常務董事，伍任總經理，裂痕更深，陳光甫先生年前出國，伍競以常董可勿庸辦事遷於父親，以排除異巳。故父親昨日在陳光甫先生處當伍麵呈陳，謂在重慶時，可因上海隔絕，常董亦乏，以我‘充數’，今滬上常董即將加入，人事分配不夠，盡可除我常董。我不為常董，仍可為陳先生做事。而陳先生即曰，在渝時亦非以你‘充數’，一個團體中，必須有頭腦較新，敢於說話的人。……。”
從以上父親日記中，對祖父碩公此類軼事的敘說，我依稀參見上海銀行董事長陳光甫君,在處置此事的背後，似乎無意真正解決此人事矛盾？是否有可能“需要”伍與倪人事“矛盾”存在？因為在這“矛盾”存在，或許更利於在其授權予人後，還將有掌控全局的“回旋餘地”……？（現代企業老板，常喜下屬有矛盾，此便於其了解真實信息，掌控全局。且也防下屬串通一氣，架空老板？）故這可能也是陳光甫“以命用人”思路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