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龍隨筆
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
德龍
《三國演義》第一回開篇：“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套用於全球化地域政治：合-全球化乘風破浪；分-全球化動蕩退潮。
17世紀前，距離決定範圍。古代全球化注定不是全球規模，通常僅限於亞洲、北非、中東和歐洲部分地區，是從東向西的挺進、傳播。絲綢之路是其中的代表。絲綢之路帶來的不僅是貿易來往，更是東亞大陸、印度次大陸、波斯、歐洲和阿拉伯文明的發展。絲綢之路開啟了長距離政治、經濟的互動。難民、藝術家、工匠、傳教士、強盜、使節等人員流動，致使宗教、哲學、藝術、語言、技術、包括疾病，沿著絲綢之路傳播。西方了解到東方國家的存在，從而為下一輪全球化的出現提供了動機。
1815-1870，拿破侖戰爭結束，歐洲進入相對和平並逐步走向更大的自由。運輸技術的創新，大幅度降低了貿易成本，為資本去海外逐利提供了依據；軍工技術的絕對優勢，為強行打開世界市場，擴大帝國版圖，提供了保障。19世紀的近代全球化，是由西向東，以殖民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為主旋律的西方軍事擴張。二戰後亞、非、拉被殖民國家的獨立，宣告近代全球化的結束。
20世紀80 年代以來，隨著柏林牆的倒塌，蘇聯的解體，當代全球化開始乘風破浪。當代全球化通過資本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擴張迅速蔓延。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以結構調整計劃 (SAPs) 的形式，將新自由主義政策強塞給貸款國家。 SAPs要求接受貨幣援助的國家向資本開放市場，將公共產業私有化，允許自由貿易，削減醫療保健和教育等社會服務，並允許大型跨國公司自由流動。 這些計劃使世界銀行和IMF成為全球金融市場監管機構，在全球範圍內促進新自由主義，並為跨國公司創造自由市場。當代全球化是經濟、文化、政治、環境、軍事、人口自由流動等，全方位的交流，最典型的是歐盟的成立和壯大。本輪全球化與之前的不同，它不是完全單向的傳播、擴張。拿文化傳播而言，初期，是由西向東，以流行音樂，好萊塢影視領軍的全麵登陸、占領，但很快變換成品牌本土化，譬如迪士尼，好聲音等等。近年則出現了由東向西的反向傳播、擴張，譬如韓國流行音樂，影視占領歐美市場，抖音的西方本土化等等。全球化通過互聯網和衛星電視傳播流行文化，為世界大眾提供了豐富的娛樂機會。顯然全球化給世界帶來許許多多看得見摸得著的實惠。
但是交流帶來摩擦，有人得益，必然有人失落。2020年1月，英國正式脫歐，標誌著當代全球化退潮和動蕩的開始。2020年3月起，COVID-19 大流行迫使許多國家暫時關閉邊界，國際旅遊和商務旅行幾乎強迫清零。 各國製造業和運輸設施暫時關閉，勞動力極度短缺造成2021-2022 年全球供應鏈危機。供應問題促使政府放棄全球購買，轉向國內生產。 2022 年2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帶來的經濟影響，俄國對烏克蘭港口的封鎖，以及西方列國對俄羅斯的國際製裁，導致俄羅斯經濟與歐盟和西方貿易的脫鉤。
這些突如其來的事件對當代全球化的影響似乎是暫時的，但在驚濤駭浪的下麵，阻礙、反對全球化進程的暗流一浪高過一浪。出人意料的是，反對當代全球化的主力，並不完全是當年趕走近代全球殖民的亞非拉民族主義力量，而是西方國家內部的普通民眾。民意調查顯示，亞洲、非洲民眾比歐洲或北美民眾更積極看待當今的全球化，非洲的民意支持率一度高達70%。而在美國，1997 年的民意顯示，58% 的大學畢業生認為全球化對美國有利。而到 2008 年，隻有 33% 的人認為它好。高中學曆的民意反對率更高。反對的原因，除了新移民或別國勞工奪走了他們更好的就業機會，和全球化帶來的本國貧富差距的懸殊，更重要的是本輪全球化得益者所造就的新貴精英的行為令大眾反感、不齒。Christopher Lasch在《精英的反叛與民主的背叛》中，分析了美國社會結構的上、下層之間日益擴大的差距。根據Lasch的說法，新貴精英，即那些收入在前 20% 的人，通過允許資本完全流動的全球化，不再與他們的同胞生活在同一個國度。全球化已經將精英們變成了自己國家的過客。跨國企業的非國有化產生了一個階級，他們將自己視為世界公民，不接受公民身份通常暗示的任何政治義務。他們的工作、休閑、信息與國際文化緊密相聯，許多人對國家衰落的前景漠不關心。新貴精英不為公共服務和公共財政提供資金，而是將他們的錢投在改善自己周圍的圈子：居住區的私校、私人警察、垃圾收集係統。新貴們控製著資本和信息的國際流動，主持慈善基金會，掌控高等學府，管理文化衍生產品，從而把控公共輿論及媒體的風向。政客與民生脫節，意識形態的肉搏日趨白日化。全球化給美國自身帶來的結果是：製造業凋零，中產衰落，窮人增加，犯罪上升，毒品泛濫，城市倒退。。。生活其中的普通民眾在危機中掙紮，新貴精英，及新貴精英收買的民主黨政客視而不見。2016年Hillary Clinton總統競選的失敗，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全球化的忠實信徒們開始意識到自身的問題。2016 年，IMF發表的一項研究認為，作為當代全球化意識形態支柱的新自由主義已被“過度傾銷”，在廣泛的國家群體中，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好處很難實現，而政策付出的代價是加劇了國內貧富差距，從而損害了全球化的發展和可持續性。
除了西方內部的反對聲，那些在本輪全球化中明明得益甚多的國家，也開始推波助瀾，呐喊他們自己反對的訴求。在當代全球化開始之前，這些國家內部麵臨嚴重的經濟蕭條，處於崩潰的邊緣。是全球化提供的資本、技術把他們從貧窮的泥沼中拉了出來，起死回生，日益壯大，參與到全球化的遊戲中，成為不可一世的經濟大國。自身的強大，讓他們有資格毫不掩飾地抱怨自己對西方奠定的遊戲規則的不滿，指責分配不公，認為西方吃肉東方喝湯。他們要建立新秩序，建立一個把控在自己手中，可以隨意更改的遊戲規則，建立一套獨立於操縱在西方手中的國際貨幣金融體係。在2022年6月的達沃斯論壇上普京明確地說， “一年半前的達沃斯論壇上，我就強調，單極世界秩序的時代已經結束。。。在過去的幾十年裏，新的，強大並越來越自信的中心已經形成。他們按照自己的經濟增長模式，發展自己的政治體製和機構，他們有權保護這一體係，維護國家主權。這是客觀的進程，是真正意義上，包括地緣政治、全球經濟和技術在內的，革命性、結構性的改變。”
不單單是俄國，中國，印度，都在挑戰美元結算的金融體係。嚐試用自己本國貨幣取而代之。這就好比東漢末年，群雄並起的亂世：
- 美國，是“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曹操集團，“天子”是西方二戰後建立的經濟金融秩序，包括世界銀行，IMF，和作為各國外匯儲備貨幣的美元。曹操的終極抱負是要建立一個法家寒族政權，一個依法治國，而不是由士族地主階級壟斷的政權。可惜曹操死後，曹丕放棄了他父親的政治路線，采納了陳群提出的九品中正製，由士族地主階級世襲官爵。曹操的政治理想和美國的政治體製似乎有那麽點相近。
- 歐洲，是官渡之戰後的袁紹集團。袁紹代表的是舊貴族士族階級，曾經叱吒風雲，一呼百應，是討伐董卓的領袖。可是在官渡之戰輸給曹操之後，袁紹便一蹶不振，慢慢退出爭霸的舞台。讓歐洲衰弱的二戰，某種意義上和官渡之戰何其相似。當然，歐洲和美國目前仍是同一個戰壕的盟友，這點與曹操、袁紹官渡之戰後的敵對關係不同。不過，曹操和袁紹曾經可是一起偷別人新娘的發小，最終依然走到勢不兩立，你死我活的地步。
- 中國，是奪了荊州、益州、漢中後，走麥城前的劉備集團。兵不血刃地替代了劉琦，劉璋，不再寄人籬下，有了立足的根本，成了蜀中的主人。一膨脹，認定自己就是天的嫡長子，堅信一統天下是遲早的事，隻要關羽抬手一劃拉，先拿下襄樊，吃掉曹操不在話下。此時的劉備完全忽略了蜀中內部荊州、益州、東州不同勢力之間的生死角逐。早期的劉備集團有點像幫會，引用易中天先生的話說，像丐幫。劉備、關羽、張飛義字當頭，食同器，寢同床。劉備的一句“女人如衣服，兄弟如手足”，今天依然是黑道中的千古聖訓。
- 俄國的普京，有點像孫策，正帶著淮泗集團在江東大開殺戒，要擺平江東士族的叛逆，從而建立自己鼎立的根據地。
從編年史的角度講，我的比喻似乎顛三倒四，過於牽強，為史家大儒們不齒。那又如何？曆史本來就是讓人拿來比劃的！無論我怎麽比劃，曆史仍在那裏，不離不棄，不偏不倚，也不會和我計較。我在意的是以古喻今，模型未來。如果這一輪全球化的戛然而止，到下一輪全球化的開始之前，世界大國依然攜手齊唱kumbaya，沒有撕裂，沒有戰爭，那才是人間奇跡，是我們和後代的福澤。
是的，全球化是曆史的必然，如同三國鼎立最終走回天下一統，公元263年魏滅蜀，公元265年晉滅魏，公元280年晉滅吳，三家都歸於西晉，天下重歸一統，分久必合。至於再合的那天的全球化，是不是麵目全非、徹底改頭換麵，我們隻有活著，才會知道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