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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民主的原罪（二）
玄野
二 清除唯物史觀中的錯誤理念
唯物史觀中包含大量必須肅清的流毒。人類社會的發展幾乎是世界上最複雜的事情，作為人類社會的一分子，可以仰望和揣測其中的規律，吸取曆史經驗教訓，避惡如畏火，從善如水流。象馬克思等通過有限的曆史知識就得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等結論，無視不同文化不同環境對人類社會結構的影響，無疑是武斷的，也是貽害無窮的。過去的百年共產主義運動給世界尤其是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已經足夠警醒世人了。因為篇幅限製，本文不討論抽象規律性的東西，這些東西我曾經有數篇文章分析過。這裏隻局限在唯物史觀所言之鑿鑿的社會發展五大階段－－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這一問題中的奴隸社會是否廣泛適用所有文明這一子議題來討論。
奴隸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曾經普遍存在於各地區的各時代，中國明清時代依然有家奴存在。但是，奴隸製作為一種社會生產的主要方式，卻隻在羅馬和希臘。奴隸製度，尤其是羅馬所施行的奴隸製度，已經不是單純的沒有自由的問題，而是個人生命難以保障的問題，這對生命的繁衍和生產力的再造構成了現實的危害。短期內羅馬可以通過掠奪其他地區培育好的勞動力來維持羅馬貴族的奢侈生活，但被掠奪地區必然要落入悲慘境地，勞動力再生能力大大降低。於是，奴隸的來源沒有了。羅馬對迦太基的毀滅是典型的例子。歐美史學家多將這一罪行列為人類曆史上少有的恥辱。當環地中海地區都被劃入羅馬版圖的時候，不知道羅馬的政治家們是否對自己在迦太基等地區的愚蠢屠戮感到後悔，因為這種行為斷絕了財富和勞動力的來源。地中海地區的其他所有文明的痛苦，換來了羅馬的繁榮與輝煌。這樣的掠奪式輝煌注定無法持久。奴隸製度隻能是某個相對小的地區享用的製度，因為這意味著相鄰地區必須承受非人的苦難。奴隸製度不但在物質上經濟上給被征服地區帶來苦難，也在精神上腐蝕了羅馬統治階層，鬆散的日耳曼人摧毀西羅馬帝國也就變得毫無難度。奴隸製度絕對不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區域可以自然發展出的社會形態，而隻有海上掠奪與商業文明才有可能建立奴隸社會。象中國埃及和巴比倫印度等靠自己地域內的物產生存的農耕文明根本不可能出現奴隸社會。智慧的政治家都明白公平正義是社會繁榮的基礎，對某階層的社會成員的虐待和歧視最終都會削弱國家根本。
馬克思的曆史知識比較局限，但是他依然知道些許亞洲曆史，也因為其學術良知而沒有斷言奴隸社會是人類發展的必經階段，從而在希臘羅馬的奴隸製之外列出一個亞細亞生產方式。殊不知，這亞細亞生產方式是更加普遍正常的社會形態，而希臘羅馬的奴隸製度實在是人類發展中的異類，而羅馬的奴隸製度更是人類的恥辱。後來因為恩格斯的曲筆和斯大林在政治統治上的需要，唯物史觀被絕對化了，奴隸社會成了人類發展的必然階段。這一點，顧準在他和其弟的通信中表達的比較明確，他在行文中這樣評價斯大林的做法：＂對曆史的強奸形成了＂。那個時代，先生敢用這樣的詞匯描述紅色偉人，而這樣的詞匯好像在先生的作品中沒有第二次出現。
唯物史觀對中國曆史與文化界危害極其深遠。自赫魯曉夫始，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就已經對斯大林的罪行開始清算，唯物史觀的影響也就逐漸式微了。但是，這一流毒在中國依然戕害著學者與學齡少年的靈魂，體製內的學者們必須將自己的良知和理性奉獻出來，供唯物史觀蹂躪。而某些紅透到靈魂的學者更是掘開中國五千年祖墳，將祖先屍骨都塗抹了紅漆，以換得一二頭銜和賞賜。基礎教育本是現代政府的職責，而中國共和國以來的曆史教育已經完全不是政府在履行職責，反而是政府在以教育為工具維護自己的統治，坑害國民。中國十幾億人的曆史觀念被扭曲了，這樣的罪過何人能承擔得起？中國紅色學者對中國曆史和傳統文化的玷汙式解釋，說輕了是削足適履，說透了是顛倒黑白，指鹿為馬。
引申一點，資本主義社會也並非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階段，如果稱做商品經濟社會可能更具有廣泛意義。歐洲和美國的確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社會的最核心特點是資本對社會的控製。資本的逐利本質已經將全球推到現代危機的懸崖邊緣，而所產生的成果不過是全世界五分之一左右的人口和五分之一左右的地域的繁榮。如果某些國家想用資本主義創造世界第二個繁榮的五分之一人口，地球生態圈的毀滅也就迫在眉睫了。資本控製一切是資本主義的本質，是歐美發達的原因。但是，地球的有限空間已經不再容許這一本質擴展到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其他地區中去了。中國出現資本控製一切的類歐美資本主義社會將是世界的災難，這中國和世界都要警惕的事情。中國沒有象歐美所幻想的出現資本控製一切的自由資本主義經濟，沒有在追逐先進生產力的不歸路上疾馳，許多愚蠢至極的歐美政客表達遺憾。其實，中國沒有歐美化不是什麽遺憾，而是世界的福音。
但我看中國很快就走上這條道了。
除了唯物和唯心史觀，還有兩種說法：
1）曆史是自然形成的，具有隨機性和超然性，既不唯心也不唯物。這種無從琢磨的超然性，不是神授，也是超出人的認識能力。的確，人們在無法認識的時候可以簡單歸結為天命，但這對我們認識曆史沒什麽幫助。在唯物論者看來，天命論也是唯心的。
2）曆史是由物質和意識共同決定的。人比較蒙昧的時代，物質作用大，而人的意識作用微小。但是人的能力越來越強，包括創造曆史的能力。其實包括動植物在內的任何生命都對曆史發展做出貢獻。生命也都是物質，但生命具有一定自主性，從而與非生命物質區分開來。強調這種生命的自主性對於人認識自己在曆史發展中的地位和使命具有重要意義。其實唯物史觀中提到的“主觀能動性”就包含了物質和意識共同決定的意思，隻不過不適用於人類史前的曆史。
劉宗正
在缺乏宗教熏陶的人文世界裏，一般的人很難真正理解謙卑的深層意義；在這種人文環境之下，更不用談政治領導人，能夠充分了解“權力謙卑”的完整含義。
在《聖經》約翰福音中，記載了耶穌臨死前，為門徒洗腳的故事（約13:5）。耶穌為門徒洗完腳之後，對門徒說：“我是你們的主，你們的夫子，尚且洗你們的腳，你們也當彼此洗腳。我給你們做了榜樣，叫你們照著我向你們所做的去做。”；在《聖經》馬太福音中，也記載了耶穌的一段話：“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並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贖價。”
上述《聖經》的故事，體現了耶穌日後成為萬民敬仰的主要特質之一。耶穌不僅願意為世人所犯的罪而死，而且是一位十分謙卑的人；原來人類權力與尊榮的本質，就是絕對的謙卑，就是無條件地服務世人，就是無條件地為世人犧牲與奉獻。
這種權力的謙卑，具有五種含義，第一，凡是願意做神的仆人，都必須具有這種願為世人洗腳的謙卑精神；第二，凡是願意做神的仆人，必須具有服務、犧牲與奉獻的精神，即使必須為神的愛與正義舍命，也不能拒絕；第三，凡是願意做神的仆人，必須將神的愛與福音，用身體謙卑奉行的方式，主動傳播給世人；第四，用謙卑的態度去服務他人，是體現神偉大博愛精神的最直接方式；第五，神的仆人，在神的麵前隻是卑微的人，他沒有權利表現出任何驕傲與尊貴的態度。
凡是心高氣傲的人，他們總是誌得意滿，他們不像謙卑的人一樣，懂得平凡與主動愛人之道；這就好像，一個人站在小土堆上，如果他不願意從小土堆上走下來，他永遠沒有機會爬上其它更高的山。
一個謙卑而又懂愛人的人，他所體現的高貴心靈與道德，絕對比一個不懂得謙卑與愛人的人更高，這就是前者受人尊敬，而後者卻無法令人產生敬意的原因。
現代人類的民主政治，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也是國家權利的授予者；人民透過公民直選的方式，建立民選政府。換言之，政府是人民所建立的組織，所有服務於政府的人員，都是人民的公仆，都必須服從人民的意誌。所謂的人民公仆，用《聖經》中耶穌的話，“仆人不能大於主人，差人也不能大於差他的人。”（約13:14），最能夠體現仆人的本質與立場。
如果將上述仆人侍奉神的定義，用於仆人侍奉人民，那麽最合適不過了；隻要人民的公仆，能夠將人民，視為神，那麽這些公仆，就應該知道自己該扮演什麽樣的角色與做什麽樣的事。
我這麽說，並不是指人民的公仆，可以假借人民的意見或意誌，而行違反人民意誌與權利的做法；人民的公仆，應該站在絕對公理與正義的立場，充分維護人民自由與幸福的權利，也應該充分保護人民生存與發展的土地環境；人民的公仆，必須具有類似神的仆人一樣，擁有絕對的愛與正義本質，否則就沒有資格成為一個合格的人民公仆。
以東亞大陸地區的政治文化為例，在這塊土地上，兩千多年來的漢人曆史，那些專製的統治者，從來就不知道，什麽叫做權力的謙卑，或許他們更了解“追求權力與榮華富貴”、“壓迫與剝削人民”、“權謀詭詐”與“宮廷鬥爭”的技巧；即使是現在已經民主化的台灣，實在也看不出來，那些人民所選出來的公仆，知道什麽叫做權力的謙卑？
為什麽東亞大陸地區的人民，不懂得要求人民的公仆，如何認識權力謙卑的道理？因為東亞的傳統人文文化，根本就沒有所謂上述權力謙卑的理念，這就是東亞地區政治權力擁有者，他們令人憎惡之處；他們經常在取得權力之前，表現得十分地謙卑，甚至願意向人民下跪或作各種不當與做不到的承諾，而卻在取得權力之後，表現出趾高氣揚的態度，並且將人民踩在腳底下。
台灣是一個受漢人文化與大中國意識，影響甚深的國家，他們受上述文化的影響，遠比受基督教道德文化還多；基於上述客觀的事實，台灣的民主政治之中，那些政治人物的兩麵臉孔，就會是未來後共產時代，東亞大陸所有政治人物的普遍臉孔，這是可以事先預測到的。
除非所有曾經受到漢人文明影響的東亞地區人民，能夠充分了解，這種源於基督教道德文明的民主精神本質，否則往後的民主政治，將很難有令人高度肯定的價值。
那些曾經在東亞大地與地區上，舉手宣誓就職的領導人，不論他們的誓詞多麽美麗，不論他們的態度多麽真誠，還不如讓他們，舉行向人民洗腳的儀式，這或許會更具有實質的教育意義。
按佛教的說法，“控製別人”所產生的業障是最大的。因為被控製者不是不想反抗，而是無力反抗，而一旦在另一個輪回時空中，當年的控製者和被控製者互相易位，又是一輪新的強奸。就好像不知道什麽時間，也許劉少奇-毛澤東易位，毛主席說我想回家種田，劉少奇說，不行不行，我留著你還有用。彭德懷-毛澤東主次顛倒，毛主席傷殘病體，恨不得自殺，悲憤中說“我不吃彭德懷的藥”。又是一輪貓和老鼠的遊戲。想起來也是不忍。
當然佛教也提出了脫離輪回的出路，就是解脫，開悟，從此擺脫這些無明業障的束縛，不再冤冤相報。這應該是正理。
曆史學更大程度上是經驗性綜合性的，而不是演繹性的。馬列主義對曆史的認識，最淺薄之處就是以為自己找到了曆史發展的根本規律，其實呢，他們所謂的規律隻是對歐洲曆史的片麵總結。
馬列主義和唯物史觀的價值有，而且不小，問題不在馬克思身上，而在後來人為了實際的政治手腕而將這些理論絕對化，用政治手腕來解決學術問題。
今天將近80%的民眾反對介入馬裏事端，可是總統國會有權決定介入，這時代權力完全忽視民主程序，而法律規定是代權力決定，民主？那不過是個政客手中的玩偶。
民主是強調個體性，它的優點和缺點是不言而喻的。社會不可能按所有人的主意行事。民主要有集中，否則沒意義。集中的方式就帶有時代性，曆史性。古羅馬時代，分戰爭中的俘虜做奴隸，隻能大家平攤。民主的理念就產生了。但是，將民主運作的時代局限性作為其本身的“原罪”加以定性，那就是失去了哲學的整體觀，和曆史觀。正確的曆史觀雖然不是唯物偏執，但也不能割裂連續。現代民主也一樣，集中的方式是否合理在於是否建立與維係社會運作的對稱，平衡，與協同。西方文明側重人性惡，所以要以大家爭利的民主方式來達到平衡。這對工業化的時代起到進步作用。但它與後工業化的時代不相適應，筆者會專門寫文章探討這點，並總結中國崛起的內在動力。
蘇格拉底為什麽不讚賞民主是有根源的。蘇格拉底是哲人，即那種舉手投足都能給人以啟示的人。用佛教的話說是個某種程度“開悟”（開始悟道）的人，也許沒有完全悟道。他有智慧，因此不讚成社會由無精神領悟的普通民眾主導。而傾向精英德政。
唯物史觀有合理部分，也有不合理部分。例如“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觀點，不合理的部分在於“決定”二字。它強調了一麵，而忽視了另一麵。唯物史觀裏有時也講，意識形態對經濟基礎有相對的獨立性。矛盾體對立雙方的主導性是隨著時間，條件而互換的。易經裏說得很明白。我們應當批評性地吸取，而不是否定性地拋棄。人類文明總是連續性地繼承，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