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青年支邊新疆 (圖)

開篇的話：40多年前，十萬上海兒女奔赴天山南北，支援邊疆。當我們重新尋訪這段往事的時候，在新疆大地的所到之處，聽到人們提起他們，還是稱呼“上海青年”；而在上海的街頭巷尾，又總是聽到人們稱呼他們“新疆大哥”、“新疆大姐”。

　　那麽，他們究竟是新疆的上海人，還是上海的新疆人？究竟是支邊青年，還是知識青年？究竟是應該紮根邊疆，還是應該落葉歸根？這一連串的話題，雖然將成為曆史的過去，卻依然是留到今天的記憶。

　　上海青年支邊錄（之一）出發篇

　　綠軍裝，40年前的新疆夢■看完紀錄片《軍墾戰歌》就想報名

　　■那邊的肉敞開吃，要多帶些茶葉去

　　■把學生證的照片撕下來貼在表格上

　　■報上說“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

　　◎文/張力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這是上海開往烏魯木齊的54次列車。車廂裏的喇叭播放著歡快的樂曲，一個維族年輕女列車員在過道裏跳起了新疆舞，旁邊鋪位上的人們都聚攏過來，一邊唱一邊拍手，他們唱的是《邊疆處處賽江南》。

　　他們，是一群有著共同經曆的人。看上去已經不年輕了，臉上印著滄桑，有的生出白發，而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叫“支邊知識青年”。時光若是回到40多年前，他們的命運就是從這趟西去的列車上開始的。

　　采訪旁白：

　　盡管那個年代並不遙遠，盡管有過1800萬人的知青大潮，但是當人們提起的時候，可能會忽視了一個群體，他們曾經成為知青的前衛，之後又變為返城的殿後。人們或許不知道，在60年代的頭幾年，有10萬上海青年，第一次走出家門，就來到萬裏之外的天山南北，來到陌生而神秘的生產建設兵團。

　　上海知青韓培芬和她的老伴北京知青白振傑，依然居住在新疆巴盟和靜縣的團場裏。一推開她家的木柵欄門，就看到葡萄架下笑盈盈的韓培芬。當初進疆時她16歲。

　　韓培芬（女，1964年進疆，農二師21團）：我是看了那個電影，叫《軍墾戰歌》，邊疆處處賽江南，抬頭啊有葡萄，地上全是哈密瓜、西瓜，多棒啊新疆。說是去當兵三年嘛，就可以回來。供給製，發軍裝。也沒坐過火車，想著還能坐火車到新疆玩玩兒。我就想著這個來的，那時候小娃娃，思想多簡單，哪像現在的娃娃那麽聰明，是吧。

　　毛國勝（1963年進疆，農三師）：宣傳的那個地方葡萄、牛奶、天山、草原，這些對年輕人來講，很有誘惑力的，是不是。

　　趙國勝（原農一師副師長）：1962年，在塔裏木河岸邊，開萬人動員大會。宣布明年向上海動員10萬知識青年，來新疆參加建設。

　　安康（1963年進疆，農一師5團）：1962年在上海搞了一個試點，之前去新疆了大概有兩三百個上海人，中央在那裏拍了紀錄片，拿回來放給我們看，我們看了很激動，很想去。他們在新疆戰天鬥地，改天換地，養蠶啊，拍的養蠶的鏡頭，覺得蠻好，新疆還養蠶，種桑樹，那不是和我們江南也差不多嘛。（笑）

　　餘加安（1963年進疆，農二師34團）：那時候動員我們去幹什麽呢？動員去種桑樹，養蠶，所以我去的時候那個叫蠶桑二隊。

　　毛國勝：養蠶，造絲綢，在絲綢之路上發展蠶桑事業呀，這個很有吸引力。

　　韓培芬：我聽說新疆的土豆有多大，新疆的棉花有多好，都是這樣介紹的。

采訪旁白：

　　紀錄片《軍墾戰歌》，一開始就是青年們昂揚進疆的情景，還有女青年在桑樹下采摘桑葉的畫麵。配上了激情的女聲解說：“在塔裏木已經有了十幾萬畝桑園，可以期待，在不很長的時間內，它將會成為祖國新的蠶桑生產基地。”

　　影片中出現了勞動的地頭，青年們切開紅瓤西瓜，大口地品嚐，麵龐紅潤的女青年在中間跳起了舞蹈。詩歌一樣的女聲解說：“生活像一條五彩斑斕的彩練，充滿著健康的歡笑，充滿著青春的活力。這裏既有辛勤的勞動，也有收工歸來的愉快。”

　　即使在今天看來，《軍墾戰歌》這部紀錄片也是拍得很成功的，其主題曲《邊疆處處賽江南》更是充滿了浪漫情懷，久為傳唱。影片中那些波瀾壯闊的畫卷，再加上現實中上上下下大張旗鼓的宣傳動員，足以讓那個時代的年輕人躍躍欲試了。

　　朱靜華是1963年7月上海第一批赴疆的學生，她講起當年在上海文化廣場聽動員報告的情景。

　　朱靜華（女，1963年進疆，農一師14團）：7月1日在文化廣場，聽了王震的報告，我當時作為優秀青年去參加這個大會的。給我們放了新疆的電影，印象特別深的，看到吐魯番的葡萄。然後呢，他給我們講的遠景規劃，講新疆的生活，說新疆是個好地方，那邊的牛奶吃不完，那邊的葡萄怎麽好，你們這些人去了以後，就是建設兵團的骨幹分子，靠你們把那裏建設好。

　　餘加安：從新疆來了幾個工作組，組織圖片展，實物展，主題就是“我們新疆好地方”。整個看上去那確實，新疆確實是好地方，遼闊的草原，駿馬奔騰。那時候說反正水果吃不完，棉花也好，圖片上看那些地方確實不錯。

　　毛國勝：甚至於說好像新疆蔬菜不多，肉類很多，肉是敞開吃的，你們要多帶一些茶葉去，肉吃多了以後不消化。

　　魚珊玲：（女，1963年進疆，農一師14團）：當時動員工作很厲害的，你們不知道那個情況，從王震到文化廣場來做動員以後呢，那可是全民在做宣傳。所有的街道、裏弄，就是黑板報，開會什麽的，全都在動員。偷了戶口本就去報名采訪旁白:

　　當父母長輩們還顧慮重重的時候，宣傳鼓動工作已經在青年人身上發生了作用，他們要自己采取行動了。

　　家住上海虹口區的安康，1963年放棄了音樂學院附中的錄取通知書，16歲的他報名進疆。

　　安康：我爸爸根本不同意，不給我戶口本，把戶口本鎖起來。後來我硬把我爸爸藏戶口的抽屜撬開，把戶口本拿去，把戶口遷走了，就這樣子遷走的，我爸爸氣死了。像我這種情況很多，不是我一個。

　　王祖炯（1963年進疆，農二師34團）：我看到裏弄從小一起玩的朋友，人家報名早的，比我大的，他們已經去了，農一師，6月份就走了，穿上軍裝，很神氣。所以我也要走。我隻上到初中一還沒讀完，什麽也不顧了，回到家偷了戶口本就去報名。我是打開母親的櫃子，把戶口本拿去，反正也不跟她說。

　　何百成（1963年進疆，農一師13團）：家裏那個抽屜不是鎖了，拿不出來嗎？我怎麽辦，我就把下麵的抽屜拉開，手這麽從下麵伸進去不就拿到了嘛。拿到戶口本以後，跑到街道去報名。

　　那時候我們街道，那一批的任務已經完成，基本上不收了，但是看到我那麽願意去新疆的勁頭，就給了一張填廢的報名表讓我填。完了還沒帶照片，因為上麵要貼照片，我就把中學學生證上的照片撕下來貼到上麵。

　　韓培芬：我南京的姐姐，她是知識分子，對這樣的事她當然也不能阻攔，但她就跟我爸爸出主意，說把戶口本趕快藏起來，不給她遷戶口，戶口不遷，就走不了。我那時候也不知道哪來的那麽聰明，我說你戶口本不給我不要緊，我一走，半個月以後，人不在，戶口自動銷掉，你說怪不怪，我還會想到這個。反正我一定要走。我這麽說了以後，父母親沒辦法了，還是給拿去遷了。

　　餘加安：那時候不需要大人去，隻要你拿著戶口本，還有那個報名通知書，拿這兩樣東西，人家就給你遷戶口。說句老實話，你要走，人家巴不得，因為上海呢，要完成指標的，當時內部是掌握指標的。當然說起來，你們也有這樣一種積極性，對吧，那人家何樂而不為呢？所以在派出所，隻要去了就給你遷。

　　采訪旁白：

　　在庫爾勒的開都河畔，薑步宏已經生活了40多年。這次見到他的時候，他依然在農二師21團擔任副政委。他站在團場外麵的山坡上，介紹團場的建設。後來話題也落到了當年進疆的情景。

　　薑步宏（1966年進疆，農二師21團）：那時候我們幾個學生娃放學經過上海閘北區政府，看到搭起彩棚，動員青年支邊，落款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我們幾個同學就約好了，一起到新疆參軍去。

　　到了派出所交一分錢，蓋了一個印，戶口遷出了。一分錢，一個小方章子，就遷到新疆去了。





　　采訪旁白：

　　現居上海的王祖炯，曾經擔任《兵團日報》副總編，他在1963年初中沒畢業就積極報名進疆。

　　王祖炯：我父母都是1938年的上海地下黨員。父親呢，在反右的時候被打成右派，接著一年不到變成反革命，抓去勞改了。所以我在學校的時候，小孩子總會有些打打鬧鬧的事，同學就說了，你爹右派，你爹反革命。我就心裏頭一直不想上學，想離開。

　　母親是黨員，又是幹部，黨號召支邊這樣一個事情，她怎麽能夠明的來阻止。確實從母親心裏頭，六個子女，都是在十五六歲離開家，丈夫長年關在監獄，她的心裏現在想，是特別特別的壓抑，沒有地方去傾訴，還要承受各種各樣的磨難。

　　母親隻是跟負責這件事的同誌說，去新疆是黨的政策和號召，應該響應。但是呢，如果我這個孩子能夠把初中上完了再去建設新疆，他就有更多的文化。

　　母親不同意怎麽辦，那我就吵呀，就一直鬧。暑假裏，我天天往街上跑，看到敲鑼打鼓，上海那時候很熱鬧，廣播電台，宣傳畫，到處打的橫幅，動員到新疆。看到又敲鑼打鼓送誰走了，我心裏能不著急嗎？

　　采訪旁白：

　　2004年從農三師賓館總經理的崗位退休後，毛國勝回到上海。當年，由於家庭出身官僚資本家，他報名去新疆也是一個最明智的選擇。

　　毛國勝：我父親是開錢莊的，官僚資本家，1950年被捕，死在獄中。母親後來也被捕了。我最初的選擇是報考美術學院，拿了準考證沒去考，考試是8月15日，我8月20日上火車去新疆了。

　　高中畢業的時候，有個很信任的老師，他說如果你成績不好，你考不上，會心服口服。但是在年級裏麵你是拔尖的，考不上就會很受打擊。他說根據現在的情況，像你這樣家庭出身的人，是不會錄取的。這大概就是我到新疆去的最重要的原因。你要知道，1963年的時候，階級鬥爭的這根弦已經繃得很緊了。她就是羨慕那套綠軍裝采訪旁白：

　　在新疆阿拉爾市，原來的師部禮堂建起了“三五九旅紀念館”。裏麵陳列的展品大都是從團場職工中間征集來的。各個年代的生產生活用品，大到農機具，小到缸子襪子都有。老知青何百成熱情地給來訪者做起了講解員。

　　何百成：這是給上海知青發的軍裝，都是這樣的軍帽，這個帽徽就不對了。當時沒有帽徽，沒有領章，但都是這樣的軍裝。

　　毛國勝：去新疆能穿軍裝，這是很大的誘惑，我們基本上就認為自己是去當兵，是軍人了。

　　安康：我去的時候16歲，領來的最小號軍裝，袖子超過我的手指，很長。那麽我們樓下，我家住在三樓，二樓有個比我大的女孩兒，從小一起玩的，她看到我，說怎麽穿這麽長的衣服。她就拿去幫我改，把袖子弄短一點，再給燙平，一晚上就沒睡覺。她激動得怎麽樣？激動得也想去，很羨慕。我8月份走了，結果她10月份也去了。

　　但是新疆太大太大，我在南疆，她在北疆，很遠很遠，根本沒碰到過。後來回到上海大家在一起，才知道她也到新疆去了。多少年後我問她為什麽也去了，她說就是羨慕我那套軍裝。所以呢，當時因為羨慕軍裝而去的人，我感覺不會少，像我和她就是這樣的人。

　　趙國勝：確實為了鼓勵上海青年進疆，按解放軍的一些待遇，給他們每人發了一套黃軍裝，就是這樣來的。





　　王祖炯：我知道身為反革命的兒子我不可能參軍，但是人家沒說不能去兵團啊。因此我很單純，能穿上軍裝，就證明我這個反革命兒子，右派兒子，同樣也能抬起頭來。

　　采訪旁白：　　在一家家的走訪當中，每個老知青都會把珍藏的照片拿出來，其中幾乎都會有剛穿上新軍裝的喜悅照片。一身軍裝，盡管沒有加上領章帽徽，但在那個年代已經意味著無上的榮光。用句不大恰當的比喻，就像勝過今天的青年穿上最酷的名牌。在出發前緊張而興奮的日子裏，很多人喜歡穿上軍裝去照相館拍照留念。可是，他們當中有誰真的清楚未來的目的地，究竟是個什麽樣子呢？安置社會青年支邊去采訪旁白：

　　1954年10月7日，毛澤東發布主席令，駐新疆的部隊官兵奉命集體就地轉業，組建生產建設兵團。他們由進疆的原一野一兵團第二、第六軍及新疆三區民族軍改編的第五軍大部，和陶峙嶽起義部隊改編的第二十二兵團組成。命令要求基本保持軍隊的組織形式，執行屯墾戍邊任務。

　　趙國勝：我們開進墾區的時候，一沒有水吃，二沒有住房，三沒有勞動的土地。

　　何立雲（農一師14團老職工子弟）：一開始的話，都是大的原始森林，連個自行車都推不過去。部隊的話，就是像推進一樣，挖一棵樹把路打開，走著挖著，一直挖到那頭，挖出一條路。

　　程均友（農二師34團老連長）：我們是1956年從河南支邊來的，剛到這兒，一起來的女青年就在那兒哭，我說你們哭啥哭。她們說誰跟你們男的一樣，不管往哪兒都行，我們來到這兒我們看不慣，我們不哭嗎。我說誰叫你來的。她也是報名來的。我說不叫你來，你偷偷摸摸擠著上火車，你咋不說，來到這兒哭了，來到這兒又胡說八道。

　　采訪旁白：　　到60年代，兵團已經初具規模，下轄200多個團場，人口140多萬，大體分布在全疆重要的邊境線和交通線上。大躍進之後，大饑荒接踵而至，國家著手精簡城市人口，減輕糧食供給和就業壓力。四年間，全國動員了百萬城市青年下鄉。其中的主體是因種種原因未能升學，沒有就業門路的市民子女，又稱“社會青年”。據官方統計，1963年到1965年間，上海需要安置的社會青年共有29.17萬人。

　　毛國勝：因為很多工廠下馬，就業問題解決不了，大量青年滯留在社會上要出問題的。當時考慮的是，要把這些人動員到新疆去。社會青年也迫切希望找到工作。

　　王祖炯：還有呢就是應屆畢業生，沒升學的也可以去支邊，因為即將成為社會青年了。

　　楊清良（1963年進疆，農一師14團）：當時考不上大學的有各種原因，像家庭成分不好的，都不能考上大學。考不上就在社會上閑著。

　　何百成：那麽等到我們這一批人起來，什麽時候能就業，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安康：那個時候，家庭都是多子女，上海的社會青年多，待業青年多，沒有辦法解決那麽多人的工作。考高中、考大學的人數也很有限。

　　餘加安：開動員會的時候講，你們去，三年以後可以回來。對於這個概念，是不是自己理解有所誤會，但不是僅僅我一個這樣聽到的。那麽在這個字眼上就有問題了，三年以後可以回來，回來是探親還是什麽？那時候我們有一種想當然的概念，反正是當兵嘛，當完三年就可以回來了。

　　毛國勝：應該說去新疆的人，有一部分熱血青年，但也不會占很多，就是說決心到那個地方去準備幹革命，獻出青春，屯墾戍邊，也不是很多，大部分人懵懵懂懂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工作，在上海找不到工作，到那個地方有份工作。因為老在家裏待著，家裏都不富裕，社會青年的那個日子也不好過的。

　　采訪旁白：

　　僵化的計劃體製造成的經濟問題，一直是政治運動背後不可忽視的影響因素。上個世紀60年代，中央決定精簡兩千多萬城鎮人口到農村去。兩千多萬。相當於一個中等國家的搬家，但在短短幾年，完成了如此龐大

　　采訪旁白：

　　來到上海的一棟普通居民樓裏，敲開了一戶人家的門。這對上了年紀的夫妻沒有子女。照顧全身癱瘓雙目失明妻子的人叫歐陽璉，他的頭發已經完全白了。不知道的人不會想到，他曾是80年代初上海支邊知青返城的發起人物。當年他在上海向明中學畢業後到四川下鄉，經曆過三年饑荒，深知農村生活的艱辛。1964年他報名去新疆的時候，已經屬於大齡青年。

　　歐陽璉（1964年進疆，農一師14團）：我到新疆去，確實是因為家庭貧窮，無法待在上海生活。從鄉下回來以後，把我的書拿到舊書店去賣，不收。沒辦法，從老西門回來，就在巷子口，有收廢書的，賣了，一稱給了兩毛錢。當時想買一斤切麵，要2毛1，一斤切麵的錢都不夠。我知道新疆那邊不會像宣傳說的那麽好，不會是“牛奶當茶喝”，在那個年代不可能，但我也沒有其他的出路。

　　采訪旁白：

　　盡管上海的就業情況不樂觀，但是新疆，在當時的交通和通信條件下，畢竟太遙遠了。在很多人的意識裏，那裏隻是讓人聯想起大漠和邊關的地方。

　　安康：我爸爸是教授，文人嘛，他不會打我，也不會罵我，他就跟我講一些稀奇古怪的，比如唐詩裏麵的東西，什麽輪台，什麽西域，風沙很大，沒有人煙。他就用古詩跟我講，他說那地方人煙很稀少的，你還是考慮考慮不要去了。

　　毛國勝：新疆到底什麽樣，不了解，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因為我畢竟讀過一些書，知道那是以前充軍的地方，肯定很艱苦。

　　魚姍玲：那時候上海人就覺得新疆很陌生，很遙遠的。

　　王祖炯：我知道去的時候，大部分人都是熱血沸騰，當然也有人是不情願去的。

　　采訪旁白：

　　按當時的形勢，上海方麵，需要解決就業壓力；新疆方麵，需要補充人力。計劃的任務是在四年內完成動員10萬人的指標。在青年們踴躍報名的情況下，動員工作仍需緊鑼密鼓，來不得半點鬆懈。

　　楊清良：那些文件裏的意思就講，把動員去新疆作為安置青年的一項主要任務。下了命令，如果誰不去，八年之內不會招工。上麵派下來，你這個街道，你這個居委會必須要去多少人，都有名單的。然後居委會的幹部，到家裏麵去動員，做工作，講明現在唯一的出路就是支邊，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不去就沒有工作。

　　采訪旁白：

　　1963年9月，16歲的餘加安被動員進疆。和同齡人相比，他家庭條件優裕，又是家裏唯一的男孩子。

　　餘加安：我父親沒答應，但是單位裏頭也給他施加了一點壓力，所謂做工作吧。後來下來一個通知，就是光榮錄取通知書啊，我爹媽傻了，這時候已經沒有辦法了。

　　魚珊玲：當時到新疆兵團去的話，都是有指標的，就是說給下麵指標，你這個街道、裏弄裏麵，要招滿多少人。

　　楊清良：那時候街道和裏弄的組織很完善，很厲害的，誰誰家的孩子，哪個孩子，都有名單的。所以有的家長你不要上班，要把孩子的思想做通了再來上班，做不通不要上班。有的要做通爺爺奶奶，或者外婆外公的思想，有的是在鄉下，還跑到鄉下去做工作。

　　王祖炯：本來你父母就是地富反壞右、資本家的，你頭都抬不起來，所以最好趕快走。

　　楊清良：還有一種，就是有些青年有點小毛病，給派出所拘留過，或者是有一些不良記錄，那麽你也得去。不去，就送你去，你去不去。你要自己戴大紅花去報名，那最好，以前的也不予追究了。

　　安康：最後我們裏弄受到上海市的表揚了，一下子動員了那麽多人。馬上就送喜報，敲鑼打鼓地送，往這家送，往那家送。


　　王祖炯：9月1日開學我去上學了，但是在教室裏怎麽能坐得住。悄悄地溜出去，學校有個垃圾桶靠著牆，我爬在垃圾桶上一翻牆跳出去。跑到街道、區裏，要求去新疆。

　　那麽這樣的話， 1963年9月13日的中午，我回家吃飯，看到郵遞員來了，送來一個通知單，粉紅色的通知單，錄取了，到新疆。

　　我中午飯都不吃了，拿著就往學校跑，跑去以後，告訴老師，我不上學了，我要到新疆去了，我參軍了，這是錄取通知書。

　　安康：我們先到師大附中集合好以後，排好隊，走路去火車站。路上的人都停下來很好奇地看我們，我們感覺特別驕傲。

　　餘加安：說句老實話，當時幼稚、激情都摻合在裏頭。

　　采訪旁白：

　　遠在新疆那邊，34團的連長程均友，在那個年代他有幸坐上54次列車，和工作隊一起從新疆戈壁來到大上海。他自己作為1956年來自河南農村的支邊青年，這一次是去接上海的娃娃們到新疆的。

　　程均友：我在生產一隊當隊長，也就是連長，那一天通信員跑去了，通知叫我去上海接人啊。那時候交通不方便，塔裏木河離團部這兒有40多公裏吧，我就走路過來了，從天剛蒙蒙亮出來，一直走到中午，吃飯的時候才到團部。以前光聽說有個上海，上海啥樣不知道。光知道上海的東西好。

　　我們臨去的時候到師裏給我們開了個會，說上海是花花世界，你們去了要注意啊，不準亂說話。

　　采訪旁白：

　　自古兒行千裏母擔憂，在那些激昂熱烈的場麵背後，又有誰知道多少父母的憂心與牽掛。按照那個年代嚴格的戶籍管理製度，父母不得不麵對的，將是從此與兒女的天各一方……

　　薑步宏：我把戶口本偷出來到派出所，一分錢蓋了一個章子，等通知書到了我們家，我父母親才知道。我記得臨走前一天，我媽媽抱著我睡了一晚上。

　　餘加安：要走的時候，我睡到半夜裏頭，覺得怎麽下雨了，雨水打到臉上，醒了一看，我娘坐在邊上，眼淚滴下來……

　　王祖炯：自從我父親被抓走，我大哥離開上海，大姐也走了，母親就給自己立下一個規矩，隻送到我們家的後門口，不想把這種難過的場麵留到火車站。她自己在家的後門口，送到這兒，好，再見。我們一走，她在家裏什麽樣子，我不知道。所以我記得，一直到母親去世，很多次我離開上海，她從來不送。

　　李夢桃（1964年進疆，農六師北塔山牧場）：我們家那邊叫浦東，當時呢，過黃浦江是用渡船。我離開浦東岸邊的時候，遠遠地看著我媽媽軟軟地，就暈倒過去了，當時我知道她是哭暈過去了。

　　安康：我母親看到火車一開，在站台上倒下了。

　　采訪旁白：

　　這些黃浦江畔的青年們，懷揣著自己的兵團“錄取通知書”，一路高唱著：“車輪滾滾飛轉，汽笛嗚拉響，告別英雄的南京路，告別洶湧的黃浦江……”

　　當年，新疆兵團第二政委張仲瀚，在上海的一次動員大會上說，新疆這個地方第一是大，第二是好，所以是又大又好。而回滬知青報告團的代表們說：我們到新疆參加農業建設，不是大材小用，而是小材大用！

　　從那遙遠的地方發出了召喚，這些年輕的心再也難以平靜。不管他們各自的背景身世有多麽的不同，不管他們麵對著多少雙親人的淚眼，他們已經義無反顧地轉身，個個如同弦上之箭，就等著那出發的列車一聲長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