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洛杉磯時報》駐北京記者RoneTempest8月10日在該報發表了對比中國和印
度發展道路的長文，從西方的觀點仔細分析了中、印兩國經過了五十年的“競爭”
後出現了什麽樣的不同結果。文章有許多值得注意的觀點，特別是其中報導了一
些印度學者對中國發展情況的看法。Tempest 在被派駐中國之前曾任該報駐印度
記者叁年，他對兩國的親身經驗使他更能夠從較為客觀的角度去對比兩國的情況。
五十年前的這個星期，印度次大陸掙脫了英國的殖民枷鎖，組成了印度和巴
基斯坦兩個國家。印度選擇了民主的道路。
印度領導人尼赫魯在1947年8 月14日獨立日前夕說：“多年以前我們的命運
就注定了，現在是我們實現我們的承諾的時候了。我們今天的慶祝隻是迎向等待
我們的偉大勝利和成就的起步而已，機會之門為我們打開了。”在此同時，毛澤
東的人走到了長征的最後一程，同蔣介石國民黨人的內戰勝利在望。新的中華人
民共和國比印度還窮，經過多年的戰爭和占領以後，正為生存而掙紮，他們選擇
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路。1949年9 月30日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毛澤東說：
“中國曆史的新時期開始了。四億五千萬人民的中國從此站起來了，我們國家的
前途是無限光明的。”在那使人沉醉的日子裏，亞洲兩個受傷的大國的領導人都
承諾要把他們的國家從深淵中解救出來。尼赫魯說，印度獨立的目標是結束“貧
窮與無知和疾病與機會不等。”除了1962年短暫的中、印邊境衝突外，兩個一無
所有的國家的製度之間的競爭並沒有完全浮現出來。但是，當印度領導人今天在
準備慶祝印度頭一個五十年的時候，卻不得不承認除了在人權和公民自由的領域
外，幾乎在每一個層麵，中國都在改善其人民--包括最窮的公民--的生計方麵比
印度做得更多。
今年稍早時印度當時的總理高達對一群商人說：“我感到無地自容”。“我
們講解放講了那麽多。但是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卻能夠做得那麽多，而我們卻
不能。這表示有些事情不對勁。”同樣的，印度的外交部長和前駐中國大使海達
爾也在最近接受采訪時評論說：“毫無疑問，從直接的對比當中，中國做得比印
度更好。所有的主要指標都比印度更好。”這兩名資深的領導人願意那麽坦誠地
批評自己的國家，這就很能夠說明中國與印度之間的差別，當然在政治開放和表
達自由方麵也是如此。
印度人可以公開說他們所想的，幾乎什麽都可以。在印度領導人的快語背後
卻是對世界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之間日益擴大的發展差距的巨大關注。學者、外
交官和經濟學家都想用不同的理論解釋中國在教育、保健和一般生活水準方麵對
印度巨大而又日益增加的優勢。最常見的理論是印度太過於多元化，有15種語言、
五種主要宗教和數不清的等級，缺少實現有效的全國教育和滅貧計劃的統一性和
共同感。為了趕上中國和東南亞國家，印度最近開展了類似於中國的市場改革，
最重要的是降低限製性關稅和獎勵外國投資。
但是，最令印度不安的是他們越來越發現中國的快速進展並不隻是經濟步驟
而已。許多專家現在相信到目前為止中國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進的原因是部分得
力於較早時更“粗暴”的改革，特別是1949年至1976年毛澤東時期在實施的土地
改革措施。人們隻主要記得毛澤東時代1960-1961 年大躍進失敗之後的饑荒和1966-1976
年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恐怖和迫害。但是，特別是在□□統治初期的1950年代，中
國卻得利於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義務教育、簡體字和保健與福利政策以及有助
於恢複中國的精神和自尊的其它改革。雖然從今天來看問題要複雜得多，但是對
迷信、秘密會社、叁合會和宗派的破除也幫助中國打破了盤踞地方上的貧窮。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阿馬提亞．沉（AmartyaSen）是在印度西孟加爾生長的人，
他辯稱“中國對印度的相對優勢是其改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產物，而
不是其改革後重訂方向的結果。”過去半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中，印度同中國的
生活水準是相差不多的。就基礎設施--鐵路運輸和道路--和公務員製度來說，印
度實際上比中國開始得更早。獨立以後兩國的進展都躊躇不前。即使是遲至1960
年，兩國在減少文盲、營養不良和嬰兒死亡率方麵記錄都不是很好。中國正麵臨
著世界最後一次大饑荒。印度1960年的人均壽命隻有44歲，中國是47歲。獨立後
的頭幾年，兩國都依賴外國的援助和專技知識。中國依賴的是蘇聯，印度依賴的
是大英國協和西方捐助國。但是中國在1962年就突然切斷了同蘇聯的關係，而印
度仍然是西方外援的主要受援國。到1970年代末期，即使是在□□□的經濟改革
實施之前，中國也已經幾乎在衡量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每一個尺度上開始超越印度。
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最新的各國人力發展指標□根據識字率、平均壽命和平
均收入計算得出□，中國的得分是60，接近所有發展中國家的最高分，但是印度
隻有44分。亞洲國家中唯一低於印度的是老撾（寮國）和孟加拉國。美國前駐印
度大使莫尼漢把印度的民主稱為“功能性無政府狀態”。雖然等級製度和普遍對
婦女的歧視大大限製了印度的自由，但是活躍的民主事例卻很突出。該國人權事
務委員會的官員去年報告說，在印度最窮的奧利薩邦的卡拉漢蒂至少有12人餓死。
但是卡拉漢蒂有人餓死的同時，當地的政治官員卻說當地選舉的投票人數卻是破
記錄的。德裏大學的學者也是奧利薩本地人的莫漢提說：“有人餓死，但同時也
有人真正在競選。餓肚子的人也去投票。”對莫漢提來說，這是印度的矛盾之處。
貧窮與不平等同上升中的權利參與感同時存在。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但是中國卻是充滿了進步和成就的國家。隨
著新的千年的到來，中國即將跨入征服古老的貧窮和愚昧的門檻。住在江蘇富庶
地區一個大磚房中的76歲退休養蠶工人丁海清說：“印度和中國是地球上人口最
多的兩個國家。進入現代以來，開頭是差不多相等的。印度是個殖民國家，中國
是個半殖民國家。印度選擇了資本主義道路。中國選擇了□□主義道路。”丁海
清得意地看著他的院子和玫瑰花圃說：“我可以告訴你，中國的路選對了，從一
個貧窮落後的國家變成比較先進的國家。”
不管怎樣，中國能夠接受改變和引進的概念。印度即使它的民主讓人印象深
刻，卻幾乎落後於中國20年才開始放棄基於失敗的蘇聯模式的經濟體製。在新德
裏與麥肯錫顧問公司合作的一名顧問基托．波爾說：“中國是「封閉的係統，開
放的心靈」，印度則往往被稱為「開放的係統，封閉的心靈」”。哈佛經濟學家
阿馬提亞．沉是越來越多研究中國- 印度的學者之一，他說：“中國是唯一人口
與印度相當的國家，而兩國剛開始現代化的時候，窮困的程度都差不多。”“1940
年代的時候，兩國的情況是如此的類似，一直到1970年代兩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
程度都極為相近。因此很自然的人們要問，從那以後，兩國的進展情況到底怎樣
了。”至少到目前為止，中國是更好地實現了尼赫魯所說的消滅“貧窮與無知和
疾病與機會不等”的挑戰。例如，從1960以來，中國使公民的平均壽命增加了20
歲以上。中國男人的平均壽命為69歲，中國婦女為71歲。印度的平均壽命雖有增
加，但平均隻有62歲。在識字率方麵，差別更大。盡管中國有十年文革的動亂，
很多學校都關了，但實現了人口81% 的成人識字率，而印度為52%.同時中國的青
少年已接近從前認為不可能實現的普及識字率。中國隻有3%的青少年男孩和8%的
青少年女孩是不識字的。印度則有四分之一的青少年男孩和幾乎一半的青少年女
孩是不識字的。幾乎在所有的經濟類別上中國都一麵倒地超越印度。從1990-1994
年，中國的年均國內總產值增長率為12.9% ，印度為3.8%.1994 年的印度人均收
入為320 美元，隻占中國的530 美元的60%.印度也喪失了它從從英國統治以來在
鐵公路方麵占有的優勢。中國剛剛完成了兩條鐵路，一條為北京- 香港線，一條
為上海- 新疆線，現在的鐵路裏程數與印度相當。中國的城市，即使是在最窮的
省份，也都在到處蓋房子。印度的高級外交官海達爾回憶說，當他還是駐北京大
使的時候，中國宣布要在十個月內修好一條環城公路和十來個立交橋。他說：
“之後我看到就像他們所說的，…想想當我回到德裏時，連我離開時所蓋的那個
立交橋都還沒蓋好，那份難過就不用說了。”
許多專家說，中國成功的關鍵是掌權以後不久進行的土地改革。耶魯大學曆
史學教授JonathanD.Spence發現，就在1949年□□勝利後的那幾年，中國南部和
中部農業區有40% 的土地從地主手中沒收，然後重新分配出去，大約有60% 的農
民得到了好處。目前在中國的鄉村地區正出現土地改革的成果受到侵蝕的現象。
中國農民仍然不許直接擁有土地，但是許多人已經占有大片他們經營和管理的土
地，跟實際擁有沒什麽差別。安徽63歲的陳興漢6 歲的時候替地主打工，後來他
參加了，變成基層幹部。現在他經營著省裏最大的私人農場之一，大約200 畝，
是鳳陽地區最有錢的人之一。他還有一所製磚廠和碾米廠。他雇用了133 個人，
包括13個農田手。他說他應歸功於□□□的“致富光榮”。他說：“我是個地主，
但我是為農民服務的地主。我不是資本家，我要帶農民致富。”但是，除了少數
例外情況（主要是富庶的旁遮普和領導的西孟加爾邦），印度從來就沒有過土地
改革。德裏大學的莫漢提說：“同中國相比，印度的發展戰略不能確保耕者有其
田，大部分地區仍然盛行在外地主、合耕和暗藏地主製度。”印度最富庶的兩個
邦--上普拉得什和比哈什--仍然受困於在外地主和佃耕這一跡近封建主義的製度。
新西蘭前駐北京大使、最近才卸下駐印度大使職務的尼克．布裏奇說：“我認為
中國占有優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國經曆了暴力革命，消滅了地主。印度仍然還
有地主，扯國家的後腿。”
中國的農村集體所有製拖到了1979年，等到□□□實施農村承包製之後農民
才能夠耕自己的地，把收成賣到市場上去。但是基本的改革，革命時期進行的土
地重新分配仍然基本沒變。中國農民一旦從集體製脫離開來後，很快地就有錢起
來。製度上一些中央化的公社式結構仍然保留了下來，幫助農民組織和協調各種
工作。
印度一位著名的農經學家、印度“綠色革命”的建構人斯瓦民納森說：“中
國在一些領域取得了進展，而我們沒有。由於可以在單一的政黨下進行社會動員，
所以他們可以更好地控製水源和實施蟲害管理。”他說：“中國人對農業就業和
非農業就業之間的就業創造有一套綜合的辦法，這是我們國家所沒有的。結果是
印度到處充斥著都市貧民窟，無地的貧民飄移到孟買、加爾各答和馬德拉斯，過
著最窮困的日子。”中國人口的增加和農業現代化也造成了多餘的勞動力。大約
有8 ，000 萬到1 億流動人口變成了主要城市的內部移民、打工仔、建築工人和
路邊攤販。但是有好幾份研究報告指出，另有1 億人口被周圍的“鄉鎮企業”吸
收了，這是印度所沒有的。
莫漢提說：“從經濟上說，中國比印度做得好得多的主要理由是兩國經曆了
不同的革命後得出不同的政治製度。我認為中國人從一開始就被迫去麵對挑戰。
從1949年起，他們必須提供一些基本的經濟需要來證明他們的革命是行得通
的，這當中部分的原因是他們不斷受到西方的攻擊。“”在印度，我們也有崇高
的價值。但是爭取自由的結果是很大的妥協…廣大人民的基本需要被拖後了。“
麥肯錫顧問公司的多米尼克．特克1995年主編了一部大的研究報告，比較
“二十一世紀的兩大巨人（中國和印度）”。他說，印度的民主製度在某些方麵
拖住政府無法刺激經濟增長，舉例來說，民主政府必須更多地注意通貨膨脹問題
和對“強大的既有遊說勢力”作出反應。特克說：“民主製度給你所能做的設限，
壓抑住經濟。但它給你穩定。印度也許不會像中國一樣一年增長12%.但會保有穩
定。”其它的觀察家卻不那麽肯定。他們說，嚴格的經濟分析沒有看到的是等級、
宗教和經濟階級之間日益擴大的分野。中國得以快速轉向市場經濟的一部分原因
是中國注意到了最基本的社會需要。因此毛澤東的雖然嚐試達到最完美的□□境
界，采行了普及教育和公共保健，並提高婦女的地位，但它也奠定了市場經濟的
基礎。
哈佛經濟學家阿馬提亞．沉說：“中國市場經濟的力量是建築在較早時發生
的社會變革上的。印度是不可能不觸及教育、保健和土地改革的社會變革就也一
下子進入大流的，是這些變革使致中國有今天的成就。”
度發展道路的長文，從西方的觀點仔細分析了中、印兩國經過了五十年的“競爭”
後出現了什麽樣的不同結果。文章有許多值得注意的觀點，特別是其中報導了一
些印度學者對中國發展情況的看法。Tempest 在被派駐中國之前曾任該報駐印度
記者叁年，他對兩國的親身經驗使他更能夠從較為客觀的角度去對比兩國的情況。
五十年前的這個星期，印度次大陸掙脫了英國的殖民枷鎖，組成了印度和巴
基斯坦兩個國家。印度選擇了民主的道路。
印度領導人尼赫魯在1947年8 月14日獨立日前夕說：“多年以前我們的命運
就注定了，現在是我們實現我們的承諾的時候了。我們今天的慶祝隻是迎向等待
我們的偉大勝利和成就的起步而已，機會之門為我們打開了。”在此同時，毛澤
東的人走到了長征的最後一程，同蔣介石國民黨人的內戰勝利在望。新的中華人
民共和國比印度還窮，經過多年的戰爭和占領以後，正為生存而掙紮，他們選擇
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路。1949年9 月30日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毛澤東說：
“中國曆史的新時期開始了。四億五千萬人民的中國從此站起來了，我們國家的
前途是無限光明的。”在那使人沉醉的日子裏，亞洲兩個受傷的大國的領導人都
承諾要把他們的國家從深淵中解救出來。尼赫魯說，印度獨立的目標是結束“貧
窮與無知和疾病與機會不等。”除了1962年短暫的中、印邊境衝突外，兩個一無
所有的國家的製度之間的競爭並沒有完全浮現出來。但是，當印度領導人今天在
準備慶祝印度頭一個五十年的時候，卻不得不承認除了在人權和公民自由的領域
外，幾乎在每一個層麵，中國都在改善其人民--包括最窮的公民--的生計方麵比
印度做得更多。
今年稍早時印度當時的總理高達對一群商人說：“我感到無地自容”。“我
們講解放講了那麽多。但是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卻能夠做得那麽多，而我們卻
不能。這表示有些事情不對勁。”同樣的，印度的外交部長和前駐中國大使海達
爾也在最近接受采訪時評論說：“毫無疑問，從直接的對比當中，中國做得比印
度更好。所有的主要指標都比印度更好。”這兩名資深的領導人願意那麽坦誠地
批評自己的國家，這就很能夠說明中國與印度之間的差別，當然在政治開放和表
達自由方麵也是如此。
印度人可以公開說他們所想的，幾乎什麽都可以。在印度領導人的快語背後
卻是對世界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之間日益擴大的發展差距的巨大關注。學者、外
交官和經濟學家都想用不同的理論解釋中國在教育、保健和一般生活水準方麵對
印度巨大而又日益增加的優勢。最常見的理論是印度太過於多元化，有15種語言、
五種主要宗教和數不清的等級，缺少實現有效的全國教育和滅貧計劃的統一性和
共同感。為了趕上中國和東南亞國家，印度最近開展了類似於中國的市場改革，
最重要的是降低限製性關稅和獎勵外國投資。
但是，最令印度不安的是他們越來越發現中國的快速進展並不隻是經濟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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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於較早時更“粗暴”的改革，特別是1949年至1976年毛澤東時期在實施的土地
改革措施。人們隻主要記得毛澤東時代1960-1961 年大躍進失敗之後的饑荒和1966-1976
年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恐怖和迫害。但是，特別是在□□統治初期的1950年代，中
國卻得利於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義務教育、簡體字和保健與福利政策以及有助
於恢複中國的精神和自尊的其它改革。雖然從今天來看問題要複雜得多，但是對
迷信、秘密會社、叁合會和宗派的破除也幫助中國打破了盤踞地方上的貧窮。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阿馬提亞．沉（AmartyaSen）是在印度西孟加爾生長的人，
他辯稱“中國對印度的相對優勢是其改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產物，而
不是其改革後重訂方向的結果。”過去半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中，印度同中國的
生活水準是相差不多的。就基礎設施--鐵路運輸和道路--和公務員製度來說，印
度實際上比中國開始得更早。獨立以後兩國的進展都躊躇不前。即使是遲至1960
年，兩國在減少文盲、營養不良和嬰兒死亡率方麵記錄都不是很好。中國正麵臨
著世界最後一次大饑荒。印度1960年的人均壽命隻有44歲，中國是47歲。獨立後
的頭幾年，兩國都依賴外國的援助和專技知識。中國依賴的是蘇聯，印度依賴的
是大英國協和西方捐助國。但是中國在1962年就突然切斷了同蘇聯的關係，而印
度仍然是西方外援的主要受援國。到1970年代末期，即使是在□□□的經濟改革
實施之前，中國也已經幾乎在衡量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每一個尺度上開始超越印度。
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最新的各國人力發展指標□根據識字率、平均壽命和平
均收入計算得出□，中國的得分是60，接近所有發展中國家的最高分，但是印度
隻有44分。亞洲國家中唯一低於印度的是老撾（寮國）和孟加拉國。美國前駐印
度大使莫尼漢把印度的民主稱為“功能性無政府狀態”。雖然等級製度和普遍對
婦女的歧視大大限製了印度的自由，但是活躍的民主事例卻很突出。該國人權事
務委員會的官員去年報告說，在印度最窮的奧利薩邦的卡拉漢蒂至少有12人餓死。
但是卡拉漢蒂有人餓死的同時，當地的政治官員卻說當地選舉的投票人數卻是破
記錄的。德裏大學的學者也是奧利薩本地人的莫漢提說：“有人餓死，但同時也
有人真正在競選。餓肚子的人也去投票。”對莫漢提來說，這是印度的矛盾之處。
貧窮與不平等同上升中的權利參與感同時存在。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但是中國卻是充滿了進步和成就的國家。隨
著新的千年的到來，中國即將跨入征服古老的貧窮和愚昧的門檻。住在江蘇富庶
地區一個大磚房中的76歲退休養蠶工人丁海清說：“印度和中國是地球上人口最
多的兩個國家。進入現代以來，開頭是差不多相等的。印度是個殖民國家，中國
是個半殖民國家。印度選擇了資本主義道路。中國選擇了□□主義道路。”丁海
清得意地看著他的院子和玫瑰花圃說：“我可以告訴你，中國的路選對了，從一
個貧窮落後的國家變成比較先進的國家。”
不管怎樣，中國能夠接受改變和引進的概念。印度即使它的民主讓人印象深
刻，卻幾乎落後於中國20年才開始放棄基於失敗的蘇聯模式的經濟體製。在新德
裏與麥肯錫顧問公司合作的一名顧問基托．波爾說：“中國是「封閉的係統，開
放的心靈」，印度則往往被稱為「開放的係統，封閉的心靈」”。哈佛經濟學家
阿馬提亞．沉是越來越多研究中國- 印度的學者之一，他說：“中國是唯一人口
與印度相當的國家，而兩國剛開始現代化的時候，窮困的程度都差不多。”“1940
年代的時候，兩國的情況是如此的類似，一直到1970年代兩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
程度都極為相近。因此很自然的人們要問，從那以後，兩國的進展情況到底怎樣
了。”至少到目前為止，中國是更好地實現了尼赫魯所說的消滅“貧窮與無知和
疾病與機會不等”的挑戰。例如，從1960以來，中國使公民的平均壽命增加了20
歲以上。中國男人的平均壽命為69歲，中國婦女為71歲。印度的平均壽命雖有增
加，但平均隻有62歲。在識字率方麵，差別更大。盡管中國有十年文革的動亂，
很多學校都關了，但實現了人口81% 的成人識字率，而印度為52%.同時中國的青
少年已接近從前認為不可能實現的普及識字率。中國隻有3%的青少年男孩和8%的
青少年女孩是不識字的。印度則有四分之一的青少年男孩和幾乎一半的青少年女
孩是不識字的。幾乎在所有的經濟類別上中國都一麵倒地超越印度。從1990-1994
年，中國的年均國內總產值增長率為12.9% ，印度為3.8%.1994 年的印度人均收
入為320 美元，隻占中國的530 美元的60%.印度也喪失了它從從英國統治以來在
鐵公路方麵占有的優勢。中國剛剛完成了兩條鐵路，一條為北京- 香港線，一條
為上海- 新疆線，現在的鐵路裏程數與印度相當。中國的城市，即使是在最窮的
省份，也都在到處蓋房子。印度的高級外交官海達爾回憶說，當他還是駐北京大
使的時候，中國宣布要在十個月內修好一條環城公路和十來個立交橋。他說：
“之後我看到就像他們所說的，…想想當我回到德裏時，連我離開時所蓋的那個
立交橋都還沒蓋好，那份難過就不用說了。”
許多專家說，中國成功的關鍵是掌權以後不久進行的土地改革。耶魯大學曆
史學教授JonathanD.Spence發現，就在1949年□□勝利後的那幾年，中國南部和
中部農業區有40% 的土地從地主手中沒收，然後重新分配出去，大約有60% 的農
民得到了好處。目前在中國的鄉村地區正出現土地改革的成果受到侵蝕的現象。
中國農民仍然不許直接擁有土地，但是許多人已經占有大片他們經營和管理的土
地，跟實際擁有沒什麽差別。安徽63歲的陳興漢6 歲的時候替地主打工，後來他
參加了，變成基層幹部。現在他經營著省裏最大的私人農場之一，大約200 畝，
是鳳陽地區最有錢的人之一。他還有一所製磚廠和碾米廠。他雇用了133 個人，
包括13個農田手。他說他應歸功於□□□的“致富光榮”。他說：“我是個地主，
但我是為農民服務的地主。我不是資本家，我要帶農民致富。”但是，除了少數
例外情況（主要是富庶的旁遮普和領導的西孟加爾邦），印度從來就沒有過土地
改革。德裏大學的莫漢提說：“同中國相比，印度的發展戰略不能確保耕者有其
田，大部分地區仍然盛行在外地主、合耕和暗藏地主製度。”印度最富庶的兩個
邦--上普拉得什和比哈什--仍然受困於在外地主和佃耕這一跡近封建主義的製度。
新西蘭前駐北京大使、最近才卸下駐印度大使職務的尼克．布裏奇說：“我認為
中國占有優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國經曆了暴力革命，消滅了地主。印度仍然還
有地主，扯國家的後腿。”
中國的農村集體所有製拖到了1979年，等到□□□實施農村承包製之後農民
才能夠耕自己的地，把收成賣到市場上去。但是基本的改革，革命時期進行的土
地重新分配仍然基本沒變。中國農民一旦從集體製脫離開來後，很快地就有錢起
來。製度上一些中央化的公社式結構仍然保留了下來，幫助農民組織和協調各種
工作。
印度一位著名的農經學家、印度“綠色革命”的建構人斯瓦民納森說：“中
國在一些領域取得了進展，而我們沒有。由於可以在單一的政黨下進行社會動員，
所以他們可以更好地控製水源和實施蟲害管理。”他說：“中國人對農業就業和
非農業就業之間的就業創造有一套綜合的辦法，這是我們國家所沒有的。結果是
印度到處充斥著都市貧民窟，無地的貧民飄移到孟買、加爾各答和馬德拉斯，過
著最窮困的日子。”中國人口的增加和農業現代化也造成了多餘的勞動力。大約
有8 ，000 萬到1 億流動人口變成了主要城市的內部移民、打工仔、建築工人和
路邊攤販。但是有好幾份研究報告指出，另有1 億人口被周圍的“鄉鎮企業”吸
收了，這是印度所沒有的。
莫漢提說：“從經濟上說，中國比印度做得好得多的主要理由是兩國經曆了
不同的革命後得出不同的政治製度。我認為中國人從一開始就被迫去麵對挑戰。
從1949年起，他們必須提供一些基本的經濟需要來證明他們的革命是行得通
的，這當中部分的原因是他們不斷受到西方的攻擊。“”在印度，我們也有崇高
的價值。但是爭取自由的結果是很大的妥協…廣大人民的基本需要被拖後了。“
麥肯錫顧問公司的多米尼克．特克1995年主編了一部大的研究報告，比較
“二十一世紀的兩大巨人（中國和印度）”。他說，印度的民主製度在某些方麵
拖住政府無法刺激經濟增長，舉例來說，民主政府必須更多地注意通貨膨脹問題
和對“強大的既有遊說勢力”作出反應。特克說：“民主製度給你所能做的設限，
壓抑住經濟。但它給你穩定。印度也許不會像中國一樣一年增長12%.但會保有穩
定。”其它的觀察家卻不那麽肯定。他們說，嚴格的經濟分析沒有看到的是等級、
宗教和經濟階級之間日益擴大的分野。中國得以快速轉向市場經濟的一部分原因
是中國注意到了最基本的社會需要。因此毛澤東的雖然嚐試達到最完美的□□境
界，采行了普及教育和公共保健，並提高婦女的地位，但它也奠定了市場經濟的
基礎。
哈佛經濟學家阿馬提亞．沉說：“中國市場經濟的力量是建築在較早時發生
的社會變革上的。印度是不可能不觸及教育、保健和土地改革的社會變革就也一
下子進入大流的，是這些變革使致中國有今天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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