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是如何解決人民吃飯問題的（摘自「公正看待曆史」)）

毛澤東時代是如何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的（上）


薑傳崗　

    

    新中國的農業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時期，即改革開放之前和改革開放時期。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就和變化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對前一個時期，這裏稱為“毛澤東時代”，則頗多爭議，有人認為“發展緩慢”、“共產黨長期解決不了人民的吃飯問題”。為了全麵正確地看待曆史，本文談談在毛澤東時代共產黨究竟是如何解決中國人民吃飯問題的。
    一、舊中國遺留下來的一個沉重曆史課題
    吃飯是人的生命的最基本需要，是人類生活的主要內容，正如人們常說“民以食為天，吃飯第一”。
    自然界能夠提供給人類一切食物來源，但是這還取決於人們的生產能力及其社會性質。事實是：在曆史上人類經常處於食物短缺的狀態，始終不能擺脫饑餓的威脅。在一定意義上說人類曆史就是一部同饑餓抗爭的曆史。
    在長期的曆史上，人們的吃飯問題深受自然環境條件的製約。洪、澇、幹旱、蟲害以及疫病等自然災害經常發生，人們在它麵前無能為力，基本上處於“靠天吃飯”的狀況；又由於曆代統治階級執政謀私，隻知道橫征暴斂，不注重改善人民的生產和生活條件，勞動人民向來是食物短缺的承受者。數千年的曆史就是勞動人民的饑餓史、苦難史，人被大批餓死的現象是經常發生的。
    遠的不說，就以1949年以前的舊中國為例：那時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農村土地大部分歸占人口不到10%的地主所有，而占人口大多數的貧農、雇農（給地主、豪紳幹活的長工、短工、傭人等）、下中農則無地或占有很少的土地。當時國民黨政府和地方軍閥的苛捐雜稅多如牛毛；農村的收獲物大部分被地主、豪紳占有，廣大貧雇農、下中農經常處於缺糧或斷糧狀態。全國經常有數千萬人靠逃荒要飯為生，過著流離失所、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生活。從那時過來的人們誰沒見到過那饑民沿街乞討、路邊餓殍倒地的慘狀？誰不記得那賣兒鬻女、妻離子散的情景？在上海灘的某個嚴寒的早上，環衛工人一次就清理出300多具餓死和凍死的屍體。在廣大農村，每當水、旱、蝗、疫等災害發生時，便發生大饑荒，出現人口大量死亡的現象。僅以幾次大的災害為例：
    1928—1930年以陝甘為中心的北方八省發生大饑荒。主要是幹旱，12個月無雨，夏秋無收。繼而蝗、風、雪、雹、水、疫災害又先後發生。造成難民 5000萬左右，死亡人數 1000萬以上。其中僅陝西省受災死亡人數就達300多萬，流離失所人口600多萬，兩項合計占全省人口 70%；甘肅死亡人數為230萬。
    1936—1937年四川大饑荒。主要是久旱不雨，田地龜裂、糧食絕收，草木稀疏。加之政府、軍閥暴斂，地方大戶、富商囤積居奇，大多民眾斷糧，導致災民3700萬人。很多老百姓離家四處逃生，鄉間出現十室九空、餓殍載道、斃死之屍無人收拾的慘景。對這場大饑荒當時國民黨《中央日報》有所報道，稱：饑民“以樹皮、草糧、白泥作食”，“民食恐慌，已達極點”。這次災難總死亡人數無人統計，據當時有關地方報紙報道，僅四川萬源縣就“人口驟減三分之一”、“城鄉餓死者，每日達千餘人”。“仁壽縣各地有全家餓死者，南江第二區兩月內即餓死二千餘人”。很多地方出現饑民吃人肉以及出售人肉的慘狀。
    從1931年至ig49年，長江發生水災共11次，災民共1億多人。其中1931年一次水災就造成災民2855萬，死人14萬。水災後因饑餓、瘟疫而死的人達300一多萬。1934年長江中下遊大旱，遍及220餘縣，其中江西省受災40餘縣；據記載“草根樹皮挖剝殆盡，災民有餓死者，有服毒自盡者”，至少有260萬人喪命。安徽省旱情也很嚴重，出現“禾苗盡枯，赤地千裏”的景象。死亡人數無人統計。
    解放前，黃河平均三年兩次決口泛濫，給人民帶來的災害、死難人口不計其數。1933年一年決口就有 62處，受災人口 364萬人。1938年蔣介石消極抗日，親自下命令在河南省花園口扒開黃河大堤，致黃河決口改道，造成豫、皖、蘇三省44個縣市區被淹，受災麵積5.4萬平方公裏，受災人口 1000萬以上。有390萬人口背井離鄉，有89萬民眾淹死和餓死。
    1942年中原大饑荒，“水旱蝗湯”四大災害輪流襲擊中原。當時政府實行實物稅，不斷增加軍糧征收，致使征收高達農民收入的30%—50%。軍政高官和地主乘機囤積居奇，大幅度提高糧價，造成中原地區110個縣民眾生活陷入困境。有300萬人餓死；另有300多萬人西出潼關做流民，沿途餓、病、扒火車擠踩摔軋死者無數，使河南省1000多萬人口減少近半。
    魯西一帶老一輩群眾至今仍記得1941—1943年“堂邑大災荒”的事情。當時聊城地區以堂邑為中心的四個縣連續三年大旱，加以蝗蟲肆虐，莊稼基本絕收。青壯年、能行動的大量離家往黃河南逃難，而老人、兒童、病弱的人被大量餓死，形成方圓百裏的無人區，大量屍骨無人收拾，共餓死人數約10萬左右。在逃難過程中，難民饑餓難忍，發生大量棄兒賣女的事情。一些年輕姑娘和媳婦隻幾升高梁、穀子就被賣給了別人，有的甚至隻幾個窩窩頭就被賣出去。其慘景使人不堪回想！
    那真是一個災難頻繁、人民群眾苦不聊生的年代！
    舊中國勞苦大眾的苦難不僅深刻地留在老一代人的記憶中，而且連當時在華工作過的西方人士也多有記述。
    美國記者斯諾解放前曾長期在中國考察。在他的書中可以看到大量有關當時中國大饑荒的真實記載。例如：在1929年的中國北方那次大饑荒中，斯諾看到的是：“在赤日炎炎下，久旱無雨的黃土高原一片死寂，沒有綠色，樹木光禿禿的，樹葉被摘光了，樹皮也被剝淨了。路邊橫著骷髏的死屍，沒有肌肉，骨頭脆如蛋殼，稍有一點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飽受著饑餓缺衣無食的少女，半裸著身子被裝上運牲口的貨車運往上海的妓院……”。“你有沒有見到過一個人有一個多月沒有吃飯了？兒童甚至更加可憐，他們的小骷髏彎曲變形，關節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下塞滿了樹皮鋸末，象生了腫瘤”。在內蒙古的薩拉奇，斯諾看到：“饑民的屍體經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有些村莊，人肉公開售賣”。“我目擊數以千記的兒童死於饑荒”。由斯諾夫人整理出版的《斯諾中國》一書，其中就編發了許多當時拍攝的駭人的饑民屍體的照片。
    白修德是當時美國《時代》周刊的駐華記者。1943年白修德到河南采訪。在從潼關到洛陽的路上，他看到大批饑民處於生命垂危之中，還“不時看見血肉模糊的僵屍從過往列車上掉下來”。在他騎馬從洛陽到鄭州的路途中，“絕大多數村莊都荒無人煙，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聽到的也是棄嬰臨死前的哭聲，看見的也隻是野狗從沙堆裏掏出屍體並撕咬著上麵的肉。”然而，到了鄭州後，白修德卻看到了另一番景象：省政府官員們花天酒地的生活。在熱情接待他的宴席中，就有各種高檔菜肴。白修德在其書中稱：在一個“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餓得啃磚頭”的年代，這是他“吃過的最好宴席之一。”災害固然是大自然所造成，但導致老百姓大量死亡的卻是政府及其官員們的腐敗和失職。
    貧困和饑餓造成的直接結果是人口增長率的下降。在整個民國時期長達38年的時間裏（1911—1949年），中國人口僅僅增加了1億人，即由4.4億增至5.4億。其增長速度比清朝政府時期還大大降低。年均死亡率高達29‰左右。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說過：1949年以前，中國平均每年有300——700萬人死於饑餓。有人估計整個民國時期中國人口非正常死亡超過2億人。
    貧困和饑餓不僅造成了整個社會的高度積弱和落後，而且成為引發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當初，很多貧苦群眾就是為了求生存、尋找吃飯生路而參加革命的。同樣，共產黨正是由於貧苦大眾的支持才取得了勝利。然而，革命勝利後，能否讓全體中國人都有飯吃？這不能不是一個沉重的曆史課題！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曾預言：中國人口眾多，曆代政府包括國民黨政府都沒有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這是他們失敗的原因。同樣，共產黨政權也解決不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它必然會因此而垮台。艾奇遜的話有一半是說對了：吃飯問題向來是中國的一個大難題，曆史上任何政府都不能解決它。新中國建立後，共產黨能否解決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這更是一個嚴重的考驗。
    共產黨完全意識到自己的曆史責任。在毛澤東領導下，建國後即投入到一場向貧困宣戰的不折不撓的戰爭中。
    二、實行土地改革、開展互助合作化運動，人民生活初步改善
    吃飯問題，實質上是農業和農民問題。舊中國長期不得解決的社會根源在於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製度和生產分配關係，以及與此並存的分散的小農經濟方式。為此，共產黨在取得革命勝利後，首先從解決社會製度問題入手，迅速有效地開展了農村生產關係的一係列大變革，領導農民進行土地改革，並進一步走互助合作化道路，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開辟了廣闊前景。
    通過土地改革，幾千年的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製和生產關係完全被廢除，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被統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給了無地和少地的農民，使農村人人都有土地，真正實行了農民土地所有製。這是對中國社會最深刻的變革，它對解決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具有根本意義。從建國前後到1953年春，土地改革即在全國基本完成（除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之外），全國新老解放區有三億多無地、少地的農民無償獲得七億畝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
    那真是一個讓農民歡天喜地的日子！多少祖祖輩輩靠逃荒要飯為生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土地；多少給地主扛活打工的貧雇農被解放成自由獨立的個體農民；多少無業遊民、娼婦、乞丐、盜匪等很快消失，都分得了土地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曆史上多少革命誌士追求的“耕者有其田”目標在共產黨領導下真正實現！那時人民政府建立的農村信用社還貸款給農民置辦了大量新農具，大多數農戶都購買和養殖了耕牛、馬、驢，添置了新車輛，農民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真是家家戶戶生產忙，村村一片新景象。在這種情況下，農業生產恢複發展很快。到1952年，全國糧食產量就達3278億斤，比1949年的2162億斤增加了48.8%；棉花產量2607萬擔，比1949年的889萬擔增加了193.4%，都超過中國曆史上的最高記錄。同時林業、畜牧業和水產業也迅速發展起來。僅三年時間，千百年來農民逃荒要飯、流離失所、挨餓受凍的現象就從中國大地上消失。
    土改後建立的個體農民分散的小農經濟製度，雖然比封建的土地製度是個曆史進步，它一時促進了農業生產的大發展，但必須看到，這種發展是不可能穩定、持久的。它不僅不能抵禦自然災害，而且必然產生兩極分化，重蹈過去富的富、窮的窮、人剝削人的不平等現象。曆史告訴人們：一個人民共同富裕、國家統一強盛的社會是決不會在一個分散落後的小農經濟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更不要說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因此，在農村土地改革完成之後，中國共產黨就進一步提出了把農民組織起來，建立生產互助組和合作社，走農業集體化道路的任務。從1953年開始，在試點的基礎上，通過教育號召、示範和國家援助等方法，使農民自願地、逐步由互助組走向農業合作社。合作化運動於1955年冬形成高潮，1956年基本完成，入社農戶占全國農戶的96%。這標誌著農村社會主義改造任務的基本完成，創造了使五億農民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經驗。
    農業合作化運動徹底改變了中國農村經濟社會的結構和麵貌，結束了上千年以來農村個體分散的小農經濟的曆史，引導農民走向了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這不僅大大增強了農民團結協作的力量和抵抗自然災害的能力，而且克服了當時即將出現的兩極分化的傾向，促進了農村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全麵發展，加強了工農聯盟，有力地支援了國家工業化建設。
    50年代農村生產關係上的一係列變革，雖然也帶來了某些社會動蕩，但總體上是充滿生氣的，它促進了農村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使農村經濟和人口迅速增長。到1957年，全國糧食產量達3910億斤，棉花產量達3280萬擔，分別比1952年增長20%、26%。主要農副產品產量都創曆史最高記錄。農業總產值增長了25%，全國城鄉居民的平均消費水平增長了23%。1957年全國人口達 64238萬，比 1949年增加 1億多人，年增長率達 23‰。這充分說明人民生活有了顯著改善。
    當時，國家雖然對糧食和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政策，但農民的口糧都能得到保證，農民對農產品仍具有很大支配權，吃飯雖然是以粗糧為主，但大多數人都能達到溫飽。有些多餘的農副產品還可以自由地到市場、集市上出售、交換。當時城鄉市場繁榮、物價低廉，市場上糧食價格每斤隻1角左右，雞蛋3分錢一個，肉五、六角錢一斤。同時文化生活也較豐富，農村戲劇、曲藝、電影、雜技等都經常有演出。縣城以上電影院、戲院門票一般就是5分至1角錢。那時各級幹部作風良好、社會安定、風氣純正。基本上沒有盜賊、欺詐、造假、殺人、搶劫、強奸、貪汙行賄等犯罪和腐敗現象，初步呈現出安居樂業的景象。被人們懷念的“50年代的好時期”就是那個時期的總體印象。
    新中國建立僅僅七、八年的時間，中國社會發生這麽大的變化，充分說明了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正確、社會改造措施成功。這種變革為社會主義製度奠定了牢固基礎，對推動中國曆史進入現代社會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三、前進中的挫折——“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
    在新中國發展史上人們都十分看重1957年前的成就，其實那個時期的發展隻是低層次、很不穩固的。這是因為，就當時的農業生產條件和生產能力來說，仍是曆史的、十分落後的，比解放前並未有根本改變。人們知道，落後農業的出路在於實現水利化、機械化，以及使用化肥和改良品種等，這在當時是根本談不上的。這就注定了發展的後勁十分薄弱，更沒有抵禦自然災害和抗風險的能力，遇有風浪很容易遭受挫折。
    1958年下半年的“大躍進”，實質上是以加快發展為目的的生產技術性運動，其主觀動機是積極、進步的。它反映了在“三大改造”運動完成後，迫切要有一個生產建設大發展的熱潮。當時共產黨的總路線就是“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人們知道，在改革開放的90年代有個主導性口號是“加快發展”，可想而知，這種要求對於50年代的中國人來說，豈不是更加迫切嗎？
    同時，由於1957年前後中國的經濟形勢很好，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前和超額完成。在勝利麵前，黨內一種盲目樂觀、急於求成、驕傲輕率的情緒增長，有些領導幹部似乎認為單靠人們的幹勁和熱情就能很快把經濟搞上去，把社會主義建成。這更加促成了“大躍進”的產生。
    但是動機與結果往往並不是完全相符的。“大躍進”的主要錯誤在於違背客觀經濟規律，超越了現實條件。一是幹部頭腦發燒，大刮“共產風”、“浮誇風”，大搞強迫命令、瞎指揮和“一平二調”；二是不講實事求是和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盲目實行“全民大辦鋼鐵”、“大辦工業”。“大辦交通”、“大辦水利”、“大辦公共食堂”、“大辦文教”等，使工業和各項事業齊轟亂上、勞民傷財，大大損害了農業。1958年秋雖然糧食大豐產，但由於大轟隆以及勞動力過多地調出支援工業、大修水利等，使相當多的糧食、地瓜、花生等農產品沒收上來，爛在了地裏；由於人民公社普遍實行食堂化和集體生活方式，農民家庭的糧食儲備被清空，變得一無所有，一些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被毀壞，這樣使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完全失去了安全保證，因而危機很快就出現。到了1959年春就出現糧食短缺，城鄉各地相繼進入饑荒狀態。適逢1959年至1961年不少地方水、旱災害頻繁發生，農業產量連續減產，1960年糧食產量減少到2870億斤，比1957年少1030億斤。這樣就出現新中國曆史上的“三年困難時期”。
    在“三年困難”時期，由於各地黨組織和幹部的工作不同，各地的困難程度和持續時間長短是不同的，災情有輕有重。有些地區農民為了求生存又重新外出逃荒要飯和棄家外流。有大量社員以糠麩、野菜、樹皮等充饑，在有的地方發生餓死人的現象。
    對“大躍進”中的錯誤及其嚴重後果黨中央很快就發現，毛澤東從1958年底就開始提出糾左和批“五風”，以後反複要求各地對農民的“一平二調”必須退賠。1959年黨中央成立了“救災委員會”，對開展生產救災、注重群眾生活安排、解決缺糧和渡荒等問題下達了一係列指示。為了解決糧食短缺問題，黨中央加強了全國糧食的統一管理和調撥、采取向災區人民發放救濟糧、號召開展節約用糧、調整城鄉供糧標準、實行“瓜菜代”等措施；要求城鄉各行業注重勞逸結合、增加休息時間等。這對於克服困難、緩解饑餓起了很大作用。
    尤其重要的是，針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某些左的錯誤，黨中央在有關經濟建設的方針、政策、計劃和管理體製等方麵進行了一係列調整和改進。例如：製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明確人民公社的體製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對某些規模大的公社和大隊劃小；恢複社員的自留地、自留山，允許社員經營小片開荒，大力發展社、隊、家庭副業和畜牧業。在集體經營的同時鼓勵社員搞好家庭副業和飼養，實行公私“兩條腿走路”；在生產隊之間、個人與個人之間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義，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大力發展商品經濟，恢複城鄉自由市場和集市貿易；大力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在整個經濟關係中確定了以農、輕、重為序的方針，號召“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各行各業都必須把支援農業放在頭等重要地位，絕不做任何妨害農業生產和糧食生產的事情。通過一係列方針、政策上的調整和改進，使黨的農村政策基本上建立在符合當時客觀實際的基礎上，大大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這對克服困難、恢複發展生產起了根本作用。因而到1962年中國城鄉經濟形勢和人民生活就開始好轉。
    三年大饑荒的出現，雖然是由工作失誤、自然災害等多方麵原因造成的，但從基本方麵說仍在於中國農業生產條件落後，是曆史的問題。它清楚說明：中國六億多人口的吃飯問題決不會在短時間內一蹴而就即可解決，而是需要一個長期的艱巨過程。即使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也不能設想千百年來形成的饑餓狀況會在十年時間裏完全消除。搞不好，舊社會的災難仍會重演。毛澤東早就說過：“中國是一個大國，但現在還很窮，要使中國富起來，需要幾十年時間”。
    中國共產黨認真吸收“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的嚴重教訓，在後來的經濟建設中，一貫強調必須按經濟規律辦事，認真研究價值規律，正確處理國民經濟的比例關係，因而使經濟建設在此後再無發生大的波折。
    四、駁右派勢力對共產黨的攻擊
    這裏需要提及的是：國內外敵對勢力和右派分子們對“大躍進”和“三年困難”的挫折如獲至寶，成為他們攻擊共產黨和毛澤東的一個難得的箭矢。他們不惜歪曲事實、誇大問題，製造了所謂“餓死3000萬人”等各種謠言。在某些文痞筆下，更出現了所謂“白骨累累”、“餓殍遍野”、到處“人吃人”的景象。有些人還把那時的經危機看成是“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的必然產物”。對於這種編造謊言、糟蹋曆史的惡劣行徑，一切正直的人們必須予以反駁。
    人們知道，對於任何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來說，饑餓及至死人現象都是不可避免的。至今世界上很多發展中國家都還不能消滅餓死人的現象，即使像美國這樣高度發達的國家目前還存在著少量貧窮、無家可歸以及營養不良的人。在1959—1961年那個時候新中國剛剛建立10多年，有人就要求中共消滅饑餓現象這實屬一種無理的責難。
    新中國曆史上關於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人口數據是很不完整的，各種意見出入很大，不足采信。而據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信息服務部整理的《1949—2001年全國主要人口數據》所提供的資料及相關年份的人口自然增長率計算，中國大陸在1958—1961年的人口總數分別是 65346、66012、66207、66457萬，這個數據比較貼近實際。從中看出，1959—1961年的大陸人口雖然較之1956—1958年出現了增長率顯著下降、死亡率升高的情況，但總人口卻仍然是增長的，即從1958年的65346萬增至1961年的66457萬，三年增加了1111萬人，年均增長率是5.46‰。這個增長率同目前計劃生育政策下的增長幅度差不多少，但仍高於世界同期的人口增長率，尤其是大大高於解放前中國的人口增長率。
    “三年困難”時期中國大陸人口死亡率分別是14.59‰、17.91‰。14.24‰，年均是15.58‰。，總計死亡人數3095.23萬人，這個數字雖然比前三年的平均死亡率11.40‰；高出千分之四，即約多死了830萬人，但與同期世界平均人口死亡率相比仍基本持平，即是說屬於當時全世界的正常情況，而大大低於同期發展中國家20‰的死亡率。解放前民國時期的人口死亡率各年份都在25‰—33‰。之間，人均壽命不到35歲。如果以其最好的年份與新中國的“三年困難時期”相比，後者的人口死亡率還低10‰。按此計算三年間約少死1871.67萬人。根據曆史資料，在1928—1931年，也是三年時間，中國人口不僅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5309萬，即由 47479萬降到 42170萬，下降幅度之大使人難以想到。而在1937年—1947年長達十年之間，中國人口又減少了2781萬人。過來的人們都知道，在舊中國餓死人、凍死人完全是正常年景下一種司空見慣的事情。這就是說，即使在新中國“三年困難時期”，人民生活狀況仍好於舊中國，在人口死亡率上成倍降低。這難道不就是曆史的真實嗎？右派們有什麽理由責難新中國初期餓死人的問題？
    幾十年來右派們反複不休地宣傳他們所收集的“三年困難時期”某些地、縣大批餓死人的材料，然而他們所謂某地餓死幾十萬、幾百萬人的數字有哪一個是根據統計而得出的？完全是一種虛誇和臆估。他們胡說全國“餓死3000萬人”，而當時三年中全國總死亡人口才3000多萬，如果按右派們的說法，豈不是就沒有人口的正常死亡了嗎？
    對於一個有六、七億人口的大國來說，就是在正常狀況下三年死亡人數也要有二、三千萬之多，例如處於正常年景的1962至1964年，據全國統計資料就死亡2322萬人，那時可沒有被右派們稱為餓死人的記載吧！而在“三年困難時期”右派們為了達到誇大餓死人數的目的，竟然把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正常死亡人口統統算作餓死的。這種手法豈不是太掘劣了吧！人們知道，在食物營養缺乏的情況下，人口必然死亡率升高，對此如無認真、深入調查，任何人都不可能分清人究竟是餓死的還是病死的。這也是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很難統計出具體餓死的人數的重要原因。然而中國的右派們居然能判定出全國餓死的人有3000萬，這豈不是一種騙人的事！
    其實右派們所關注的問題完全可以通過每個時期的人口增長率、死亡率和人均壽命等統計數字得到綜合、客觀地說明。從全國統計資料看，三年困難時期雖然比50年代的其他年份人口死亡率升高，即多死了800萬左右的人，但是若與解放前的正常年景相比卻是少死了2000多萬人，人均壽命提高了15歲左右，總人口增加了1.5億之多，而這種變化隻經過了十多年時間。難道說這不是曆史的巨大進步嗎？
    右派們盡管對個別地方餓死人的現象炒得何等嚴重，表現得多麽深惡痛絕，但仍改變不了三年中全國人口增加了1000多萬的事實吧，抹殺不了比解放前死亡率成倍降低的事實吧！你們閉口不談解放前人民的痛苦和大量餓死人的狀況，對新中國的巨大進步視而不見，而唯獨對“三年困難時期”的問題極度誇大、編造、攻擊之能事，這種做法豈不是太無說服力了吧！
    尤其是從困難時期人民群眾的態度更能說明問題。在“三年困難時期”盡管人們過了一段忍饑挨餓的日子，但當時廣大群眾對黨和政府有什麽怨恨情緒嗎？有“餓著肚子罵娘”的嗎？有搶劫、殺人、強奸、貪汙受賄等犯罪問題嗎？有社會動亂、治安惡化情況嗎？非但沒有，社會還十分安定。在這方麵人們至今回顧起來還有一種懷念之情。這在今天的人們看來簡直是有些不可思議！其實事情並不奇怪，這正反映了“三年困難”所具有的實質性問題：
    第一，當時群眾生活雖然很苦，但卻沒有達到解放前的那種地步。剛剛從舊中國過來的人們都親自經曆過解放前的痛苦生活；那時窮人們挨餓受凍、逃荒要飯、賣兒鬻女。餓死人等是一種經常和普遍的現象，老百姓的生命從來是雞狗不如；隻有共產黨來了才真正把貧窮百姓當人看。共產黨領導人民鬧革命、求翻身所帶來的好處廣大群眾在50年代都親自感受到，新舊社會對比，孰優孰劣，人們心裏很清楚。
    第二，那時生活雖然艱苦，但好在大家都一樣，社會是公平的。“不患寡就患不均”，這雖然並不是一種先進的社會理念，但在某些情況下它確實是保持社會安定、人民團結的最好方式。相反，在一個財富分配不均，有人揮霍有人挨餓，吃的吃、看的看的社會裏，人們心理和精神上所受的歧視和傷害決不比肚子的饑餓更容易承受。“大躍進”之後，雖然困難局麵造成了，但是人們看到全國各地情況都一樣，機關、學校、工廠、農村、各行各業都吃不飽飯，都同樣在千方百計地渡荒、找飯吃，絕沒有任何人有什麽特殊，更無任何人囤積居奇。當時包括中南海的國家領導人都對吃糧和生活用品限量供給，他們也同樣節衣縮食，過苦日子。就是最高統帥毛澤東也曾在一段時期不吃肉，同全國人民一塊承受饑餓，甚至也因營養缺乏而導致浮腫。這樣，老百姓還有什麽話好說呢？人們生活上雖然苦，但心理上是平衡的。曆史說明，中國的老百姓既是善良的、能忍耐的，但也是具有反抗精神的。處於當時的困難中，假設共產黨不與人民同甘共苦，假設社會上有少數人奢侈揮霍，那麽老百姓能夠容忍嗎？社會能安定嗎？不會的。
    第三，人們清楚地看到：“大躍進”失誤完全是在以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為目標的群眾運動中、在全黨上下探索如何建設勞動人民新的生活方式中出現的，它絲毫不帶有任何權力爭鬥和謀私的成份。“大躍進”的失誤過程是那樣直接、公開、簡單而又真實地袒露在廣大群眾麵前，因而它在很大程度上被大多數群眾所理解。“公生明、廉生威”，當時經濟形勢雖然惡化，但全黨全民的精神支柱並不虛弱，人們對共產黨一心為公的觀念沒有動搖。人們相信困難是暫時的，形勢會很快好起來。
    在這裏，我們看到右派精英們與廣大人民群眾看問題的立場和方法是多麽的不同。在他們看來，共產黨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就必須立即使生活富裕起來，再不能有貧困和饑餓。他們根本不承認經濟發展和生活改善必須有一個艱苦創業過程，尤其是像中國這樣一個高度貧窮落後、曆史包袱沉重的國家，如果沒有一係列社會改造和改革運動，吃飯問題是根本不能解決的。即使在生產關係和社會製度的變革完成之後，其生產力發展、生產條件的改善也要有一個曆史的階段。看與中國國情類似的一些國家吧，例如印度，到1976年人均糧食才有232公斤，人均壽命隻有51歲，大大低於同期的中國，並且至今仍有3億人口沒有足夠的食物，2004年孟買一個城市就有一萬名兒童餓死。比較起來中國是成功的，完全稱得上是世界發展中國家的榜樣。
    右派們是一批四體不勤、脫離實際，隻會坐享其成的人，他們一貫攻擊“社會主義糟得很”、生活趕不上西方國家，但卻不講曆史條件，不懂得好生活必須從艱苦奮鬥中得來，而隻想自己早早發財致富。他們關心餓死人的問題是假，夢想恢複那人剝削人的私有製社會是真。兩種曆史觀、兩種政治心態的對立是多麽地顯明啊！
    （《環球視野》摘自《公正地對待曆史》群眾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