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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去台誌願軍戰俘(180師)的口述

(2010-04-15 20:18:38) 下一個
文章摘自《看曆史》雜誌2010年3月刊 口述:趙英魁 撰稿:王豐

核心提示:戰俘的手臂上、胸膛上、背脊上被刺上類似“反共抗俄”之類的字眼。還有些戰俘營幹部基於報複心態,竟然在戰俘下腹部刺上不堪入目的汙穢字眼,辱罵共產黨的領導人。刺完字以後,幹部們對戰俘說:“刺了這些字,你們回去吧!你們敢回去嗎?”

1950年初夏,朝鮮戰爭突然爆發,上級號召解放軍戰士奔赴前線,抗擊美國侵略者,20歲的趙英魁參加了入朝誌願軍。

入朝半年,趙英魁在漢城以北不遠處負傷,被追擊而來的美軍虜獲。

1954年1月,近萬名誌願軍戰俘被脅迫遣送到台灣。台灣當局對外宣稱,朝鮮戰場有一萬四千餘名中國戰俘,拒絕重返大陸,選擇前往台灣,投奔蔣介石陣營,並為這群赴台戰俘起了一個名字:“一萬四千個反共義士”。

近期,作者在台北專訪誌願軍老兵戰俘趙英魁,透過趙老現身說法,回溯這段令人刻骨難忘的戰俘故事。

1945年秋冬之交,我還不滿十五歲,進入閻錫山部隊當兵。進部隊滿四個月,排長告訴我們,現在部隊人滿為患,正準備裁員,一分錢都沒領著,白幹了四個月。後來我才曉得,錢餉都給排長私吞了。

1946年春,國共內戰全麵開打。有位長輩在閻錫山部當連長,我就隨著這位連長又回到閻錫山部,被編配在閻部第三十三軍七十師工兵連當兵,駐地在太原外圍地區,部隊的任務是修碉堡、安地雷、構築工事。這時內戰越打越凶,晉省境內交通中斷,回不了老家。過不久,“共軍”攻進太原周邊地帶,城郊逐漸陷於漫天戰火之中。

1947年7月某日,工兵連奉命掩護團部突圍,團長和長官們早已逃之夭夭,我們掩護部隊邊走邊打,來不及撤退,亂軍之中全部打散了。大雨傾盆,夜幕低垂,四方炮聲轟鳴,殺聲震天。打了一整天仗,像無頭蒼蠅似的四處奔竄,既疲乏又恐懼,我這娃娃兵哪裏見過這種場麵。槍炮聲鋪天蓋地,不知道該往哪裏躲最安全。我狂奔到一棵大樹底下,喘著大氣,心想暫時在樹下掩蔽休息吧。我才剛坐下不久,工兵連一個下士班長也氣喘噓噓奔了過來。我問他:“眼下我們的人都跑光了,該怎麽辦?”他說:“部隊打散了,我也不知道該往哪裏逃,等天亮再說吧!”

好不容易挨到天亮,遠處走來兩個穿粗布軍服的軍爺,衣服胸口別了一方符號,上邊寫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我朝他打招呼:“怎麽沒聽說過有這個番號啊?你們是胡宗南的部隊嗎?”內戰時期胡宗南部調了不少人支持閻錫山部。走在前頭那個操河南口音的軍爺,麵露不悅地斥責我:“胡說八道!什麽是胡宗南的部隊!我們是解放軍。不要亂講話!你們兩個俘虜跟我走,我帶你們進村裏去。”我這才意識到,我們已經成了解放軍俘虜!

我被編進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北野戰軍,成為一名戰士,參加了解放太原的戰役。這支隸屬徐向前的隊伍,在1949年解放戰爭的最後階段,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八兵團。
 

入朝被俘

1950年八九月份間,由於朝鮮戰事白熱化,上級下達指示,要調我們到國防最前線去。大部隊到達天津,我們在那裏接受抗美援朝戰前教育。上級命令,開赴前線的單位名額有限,一個營隻挑一個連,采取自願報名方式,但是,這項命令旋即引起戰士們一陣喧鬧,因為很多人來不及報名,誌願軍即已額滿。報不上名的人,群情激動,上級見士氣高昂,便順應軍心,下令全軍開赴前線。那年,我十七歲,隸屬第十八軍團第六十軍第一八0師,階級:戰士。

我軍是第二階段入朝的部隊。入朝之後,橋梁和道路都被美國飛機炸成一片廢墟。鴨綠江鐵橋炸斷,我們部隊趁夜泅渡新義州。美機企圖二十四小時阻滯我軍的前進,公路、鐵路、橋梁完全癱瘓。渡過鴨綠江後第三天,我軍遭逢美機狂炸濫射,官兵傷亡頗重,但仍堅持戰鬥,士氣昂揚。1951年5月份,我軍渡過漢江,前鋒距離漢城僅二十公裏,上級突然緊急命令我軍撤退。接到命令,我們非常錯愕。我軍兩名隨軍韓語翻譯,從電台廣播知悉,我軍已深陷美軍包圍。

深陷重圍之中,上級命令我軍各自為戰,往回撤至鐵原,再行集結。接奉突圍命令以後,因視線不良,我不慎失足掉進坑道裏,摔傷了腿。我舉步維艱,跟不上隊伍,一路步履蹣跚,走走停停。

天亮之後,來了幾個手持衝鋒槍的美軍,他們先是對我們大吼大叫,繼而比手劃腳,示意要我們舉起手來。我和另外三個無武裝的傷兵,一塊被送進釜山戰俘營。因為天冷,腿部傷口疼痛難當,美軍待我們稍微客氣一點,一切都照規矩辦事。美軍把我們交給韓國兵看管,幾個韓國兵像強盜似的,窮凶極惡,搶走了我的鋼筆、皮帶和隨身錢幣。一名韓國兵強迫我脫去皮鞋,逼我交換他的破膠鞋,我示意不肯,這韓國兵猛踢我受傷的腿,像土匪似的奪走了我的皮鞋。

在釜山戰俘營待了幾天,我們被轉送到濟州島戰俘營。濟州島戰俘營美軍虐待中國戰俘,故意給我們小麥粒當主食吃,而不配給我們麵粉吃。許多人因為吃了小麥粒煮成的“飯”,不消化而瀉肚子。戰俘們向美軍提出交涉,老美竟然答複說:“你們中國人吃米不也是這樣吃的嗎?”我們說:“小麥粒哪能吃?必須研磨成麵粉做麵吃啊!”美國人根本置若罔聞,掉頭而去。恰巧,蔣介石的太太宋美齡,從台灣派來牧師,向戰俘傳教,我們借機向牧師抱怨美軍虐待戰俘,牧師大吃一驚,連忙去跟美軍辦交涉。美軍突發慈悲,特地找來一條牛,專門用來牽磨,把麥子壓碎了,再讓中國戰俘吃。

但是,戰俘營夥食配量嚴重不足。我們每天都要修碼頭、扛石頭修房子、幹各種粗活,吃不飽飯,根本沒有力氣做工。中國戰俘再度透過宋美齡的牧師,向美軍反映。老美這次竟然兩手一攤:“你們中國戰俘吃不飽,我也沒有辦法!”老美聲稱,戰俘營的口糧定量,是遵照日內瓦協議的規定。老美根本在扯謊!美軍供應中國戰俘一天吃兩餐,主食是一小碗碎麥飯。菜色千篇一律,永遠隻配給我們吃綠豆芽,這綠豆芽哪裏是芽,根本是老得像稻草似的梗子,塞進嘴裏嘰呱嘰呱,怎麽嚼都嚼不動。隔好幾天才配給每人一丁點罐頭牛肉、罐頭馬鈴薯。

刺字

在我們進入濟州島戰俘營之前,總數一萬多人的誌願軍戰俘當中,悄悄混進了一批台灣滲透來的假俘虜,這批假戰俘裏頭有一個叫黃效先的人,他是徐蚌會戰(淮海戰役)中兵敗自殺的國民黨軍將領黃百韜的兒子。黃效先混跡朝鮮戰俘營,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工作人員為身份掩護,表麵上是宣傳聯合國政策,實際上在跟我們洗腦上大課,宣稱共產黨暴力統治如何如何,國民黨在台灣積極建設如何如何,目的是要誘使我們去台灣。

中國戰俘裏邊,有不少是原國民黨軍四川鄧錫侯、劉文輝的部隊,裏頭有不少出身國民黨軍校的成員,也有不少原國民黨黨員,在聯軍默許和台灣方麵積極運作之下,這批人搖身一變為中國戰俘營的管理幹部,分別被任命為聯隊長、大隊長、小隊長、班長等職銜。

上完大課,組織好幹部,接下來第三件事就是發起刺字,就是在我們戰俘身體上刺青紋身,刺上各種反共標語和政治口號。戰俘起初都不願意刺字,有好幾個態度堅決的戰俘,先挨了小隊長一頓耳光,到了晚點名吹熄號以後,那幾個態度強硬不肯刺字的人,被個別叫到營區暗處,他們被幹部圍住恐嚇:“你們究竟是要吃軟還是吃硬?要吃軟,就乖乖刺字。我們是受上級命令,你們不刺字我們就要受處分,別敬酒不吃吃罰酒。”

我們小隊長,也是原國民黨軍軍官。他除了勸我們刺字,還派一個和我們年齡相當的班長,威脅我們:“關公不吃眼前虧,你們如果不刺字,害小隊長交不了差,那麽就不要怪他不客氣,在這裏,我們要打誰就打誰,要幹掉誰就幹掉誰,神不知鬼不覺,我們可以把屍首扔進毛廁糞坑。”在威逼恐嚇之下,戰俘們迫於無奈,絕大多數人被迫接受刺字命運。

刺完字不久,好戲高潮上演。某夜,集合晚點名的時候,幹部上台宣布:“明天聯軍就要開始審查啦!你們願意回大陸的人舉手!”好多戰俘思鄉心切,紛紛舉手。晚上趁大家上床睡覺以後,舉手表示要回大陸的人,全被幹部帶到營房黑暗空地,施以痛毆,有的戰俘當場被打斷腿。挨了打如果還是拒不合作,就當場被活活打死。我們躺在床上,豎起耳朵傾聽從海灘方向傳來的陣陣哀號聲,那淒厲的哀鳴,今天回想起來,還令人不寒而栗。

幹部們的威脅絕非虛張聲勢,接下去的幾天當中,有好幾個戰俘不明不白失去蹤影。我們深信這些失蹤的戰俘,是被國民黨幹部殺掉了。

最後階段,他們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毫不避諱地將不從命的戰俘活活打死。一九五二年春天,我就親眼看過他們拿著固定帳蓬的釘鑽子,活活打死兩名戰俘,處死的理由就為了處罰他們不肯刺字。當局殘殺了戰俘之後,還迫令戰俘派出代表,到現場觀看戰俘的屍首。他們對觀看的戰俘說:“你們看,這就是不刺字的下場。”

我認識一個戰俘,原來是解放軍排長,就在一天晚上被他們打斷腿,動彈不得。我悄悄告訴他:“你怎麽那麽傻,你要回去何必現在講出來呢?”他無奈地說:“我哪裏知道他們誘騙我們上當?”最後這位排長仍然如願返回大陸,隻是他的瘸腿已經永遠無法康複。

戰俘的手臂上、胸膛上、背脊上被刺上類似“反共抗俄”之類的字眼。還有些戰俘營幹部基於報複心態,竟然在戰俘下腹部刺上不堪入目的汙穢字眼,辱罵共產黨的領導人。刺完字以後,幹部們對戰俘說:“刺了這些字,你們回去吧!你們敢回去嗎?”

刺字紋身之後,我們被轉送到距離南朝鮮海岸更遙遠的巨濟島,戰俘插翅難飛。巨濟島戰俘營有二十餘萬北朝鮮戰俘,我們中國戰俘一萬多人。進入巨濟島戰俘營,中國戰俘的災難並未就此結束。

我們的手臂上,胸膛和背部,都已刺滿反共標語。某日,一位幹部跳上講台,手上拿著一本雜誌,貓哭耗子假慈悲地宣布:“各位,這裏有一份香港出版的《新聞天地》,刊登了一篇報道,我念出來給你們聽聽……”他煞有其事地聲稱,凡是身上刺了字的戰俘,回到大陸以後,就會遭到公審批鬥,戰俘會被罰站在台上,被迫用刀子把刺了字的肉,鮮血淋淋地挖掉。念完雜誌的報道,這個幹部問我們:“你們回去就會被批鬥,會被當眾強迫把刺青的肉挖掉,你們還敢回去嗎?”

這麽一講,戰俘們真的被嚇得麵麵相覷,這一招確實管用,戰俘們在心理上軟化了想回大陸老家的堅定決心。威嚇之後,進而利誘戰俘。台灣派遣“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會長方治,“軍人之友社”社長江海東,連袂到朝鮮,對戰俘提條件,故示優待。江海東說,隻要戰俘肯去台灣,可以自由選擇職業,假如不肯去台灣的,可以選擇前往中立國(像是印度),悉聽戰俘尊便。

在國民黨官員甘言誘惑之下,戰俘們不知不覺入其彀中。戰俘們產生了錯誤的認知,誤以為國民黨當局會讓戰俘來去自由,可以先到台灣,再轉往想去的中立國家。

 

牢獄

一九五四年一月,美軍與國民黨連手把我們運往台灣。

船抵達台灣基隆,戰俘們直接被解送台北市南郊的林口,一個叫苦苓嶺的地方。苦苓嶺有一個軍方單位,它隸屬國民黨軍“總政治部”轄下的“心戰總隊”。被威逼利誘送抵台灣的戰俘,總人數號稱一萬四千人,被編成兩個聯隊,後來,我們又被安上一頂高帽子:“一萬四千個反共義士”。

到台灣之初,連續發生好幾宗戰俘上吊自殺悲劇。戰俘原本深信國民黨當局會尊重他們的意願,送他們到別的中立國家去。他們萬萬沒有想到,到台灣後,立刻失去自由,被集體送往“心戰總隊”,形同關押。還施以密集課程,強迫這些“反共義士”上課,灌輸黨國思想教育。台灣當局又發動所謂“請纓從軍運動”,強迫戰俘簽名附和。有一位我熟識的戰俘,因為不願意當兵,幹部不斷糾纏,逼得他最後走上自殺絕路。

我被強製分配到嘉義民雄國民黨軍“教導營”後不久,1955年3月8日,突然幾名武裝軍人將我逮捕,罪名是涉嫌“叛亂”!我被這突如其來的指控弄得驚慌失措。

這樁“叛亂案”和一位名叫李國安的戰俘有關。李國安在韓國戰俘營裏,曾經參加話劇隊演話劇,台灣還發了一紙獎狀,表彰他為台灣宣傳的功績。李國安就向戰俘營幹部反映他的意願,希望去台灣後能進軍中康樂隊。到了林口“心戰總隊”,上麵卻不理會李國安想去康樂隊的申請,直接分發李國安到部隊當兵。幾次向上頭反映,卻得到“沒有辦法,這是上級命令”的答複。李國安心裏十分氣憤,頻頻抱怨上了國民黨的當。

分發部隊服役後,空閑時間,總和李國安等四、五位戰俘朋友湊在一塊談天說地。李國安不管旁邊有沒有人,破口大罵國民黨不守信用。

某日,李國安牢騷滿腹,高聲大罵:“國民黨不如共產黨好,我們從前被共產黨俘虜,人家還不曾欺騙過我們呢!國民黨是騙子!還在我們身上刺了那麽多字,將來有機會回大陸,身上刺了這許多反共標語,我們是兩頭不討好。”當時有人提議,大家在台灣舉目無親,何不結拜兄弟,以後兄弟有難或者遇有病痛時,也方便彼此有照應。

可能是李國安講話口無遮攔,遭軍中特務“政治戰士”向政治部檢舉,李國安首先被政治部逮捕。受不住刑求逼供,李國安供出我們結拜兄弟的事。不久,我們五人全部被抓捕。政治部完全不理會我作的任何辯護,硬栽給我一項莫須有的重罪:“從事非法組織,意圖叛亂。”第一審,我們五個人有兩個被處死刑,三個人被判無期徒刑,我被判無期徒刑。

審訊過程中,我們都有受刑被拷打的經曆。我雙手被捆綁在吊架上,我不肯招供,特務啟動鉸盤,把我高高吊起,他大聲吼叫:“你到底承不承認?”我搖頭表示不承認,他就再把我往上吊上。這時,我的手腕痛徹心腑,兩手幾乎脫臼,實在痛得受不了,隻好被迫低頭認罪。

我們五個人裏頭有一個是山西洪桐縣人,恰巧第二審的軍法官也是山西洪桐縣人,他詳細審閱了全案的檔案數據,軍法官很同情我們的境遇。他輕聲說:“你們五個人文化水平都不高,有人甚至不識字,怎麽可能‘組織叛亂團體’呢?”他當場訓誡:“以後你們這些孩子講話要當心了,不要再亂講話。”

我的無期刑期,經軍法官改判成有期徒刑五年。但是,我被關押了五年期滿後,因為沒有人敢保釋我,所以又被送到“遊民收容所”,和一群流浪漢、和瘋子關在一起好多年。算算我前後被監禁長達十年,其間,還被關到火燒島(綠島)一年。最後,幸蒙一位在韓國戰俘營當過我們隊長的退伍軍官出麵作保,我才終於獲得自由。剛到台灣時我才二十三歲,出獄時,已經快要三十好幾了,大好青春歲月,一大半在牢裏蹉跎。

記得在我出發上朝鮮戰場前夕,曾經往家裏寄了一封信,說我要去朝鮮打仗了,希望家裏捎一張全家福照片給我。之後音信渺茫。家裏沒我的消息,以為我打仗打死了。我家大門口掛上一隻“烈屬”木牌,大陸政府按月送錢給我母親。“烈屬”木牌,保護我家兩老未受文革之苦。直到台灣開放赴大陸探親,我才一償回鄉夙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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