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艱難曲折的勝利之路（ZT）

有人翻遍曆史，得出在中國欲成大事者，實踐上必須具備三個條件:


其一，愛才如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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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揮金如土；


其三，殺人如麻。


近代中國恐怕沒有哪一個比蔣介石更加具備了。就江山改姓、王朝更迭來說，普天之下，也隻有姓蔣。


蔣介石早年赴日本留學，在給表兄的照片背後提詩一首:


騰騰殺氣滿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責，東來誌豈在封侯!


從1926年三·二○中山艦事件，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變；從1941年1月皖南事變，到1946年6月26日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蔣介石每每突然間向中國共產黨人舉起屠刀。僅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死難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工農群眾和其他革命人士，就達337000人；至1932年以前，達100萬人以上。羅亦農、趙世炎、陳延年、李啟漢、肖楚女、鄧培、向警予、熊雄、彭湃、張太雷、瞿秋白、惲代英、方誌敏等大批中共的優秀領導者皆被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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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曾經萬分痛心地說過:敵人可以在幾分鍾內毀滅了我們革命的領袖，我們卻不能在幾分鍾內鍛煉出我們的領袖。


大批領導人的被害，曾使中國共產黨處境艱難。


國民黨愛國將領陳銘樞在《九·一八第四周年紀念感言》中寫道:嗚呼!不知多少萬熱血青年，就在這\'清黨\'明文的\'停止活動\'四字之下，斷送了最寶貴的生命!國民黨為\'救黨\'而屠殺了中國數百萬有誌有識的青年。這個損失是中國空前的損失，即秦始皇之焚書坑儒亦必不至於此。


蔣介石用屠刀在中國造成的白色恐怖，可謂是全世界頂尖的白色恐怖。


相較之下，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黨人是有幸的。


列寧被捕流放過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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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被捕流放過兩次。


布哈林被捕流放過三次。


加米涅夫被判處終身流放。


加裏寧多次被捕流放。捷爾任斯基多次被捕流放。奧爾忠尼啟則多次被捕流放。古比雪夫多次被捕流放。斯維爾德洛夫先後被關押和監禁達12年之久。


斯大林被捕流放竟然達到7次之多。


若沙皇尼古拉二世也成為蔣介石，布爾什維克黨中央能存幾人？誰又將去領導改變了整個20世紀的十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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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共產黨人隻要一次被捕，便很難生還。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後本已叛變，蔣介石也隻讓他活了三天。蔣記政治詞匯中充滿了槍決，斬決，立決，立斬決，見電立決；根本沒有流放這個字眼。


隻有極少人能夠幸免──例如陳賡，黃埔軍東征時救過蔣的性命，殺掉名聲不好，捕了以後也隻有勉強放走。那是1925年10月第二次東征期間，第三師在華陽附近被圍，情況危急。蔣命第四團連長陳賡去傳令：不許撤退。幾個月前蔣介石與廖仲愷曾共同簽署連坐法令，規定如一班同退，隻殺班長。一排同退，隻殺排長。一連同退，隻殺連長。一營同退，隻殺營長。一團同退，隻殺團長。一師同退，隻殺師長。但第三師在敵人壓迫下已處全線動搖之中，連想殺的人都找不著。兵敗如山倒之間蔣還站在那裏大聲叫喊，陳賡見狀上去背起蔣就跑，一直跑至河邊上船擺渡過去，方才脫險。蔣後來感慨道：幸仗總理在天之靈，出奇製勝，轉危為安。話雖這麽說，卻也知道是陳賡實實在在救了他一命。1933年3月陳賡在上海被捕，蔣聞訊，立即命令將陳賡帶到南昌，他要親自勸降。據說那天陳賡聞蔣進屋，隨手舉報紙遮臉，不見。蔣見陳賡正在看報，便繞到左側，陳賡複舉報紙轉到左側；蔣轉到右側，陳賡又舉報紙隨著轉到右側。蔣無奈，隻有苦笑離去。一個月後，蔣讓人陪伴陳賡外出自由活動，同意隨他走脫。


這算惟一的特例。


其餘便沒有那麽客氣了。連與蔣長期共事、先後任黃埔軍校教育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鄧演達，本不是共產黨人，隻是什麽第三黨，且還有陳誠在一邊說情也不能幸免，堅決殺掉。


如此騰騰殺氣，為何共產黨人終剿不滅？是什麽力量使中國的紅色政權能夠存在、中國共產黨人能夠一次又一次揩幹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體，又繼續戰鬥？


人人想破解這道近代中國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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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汪精衛認為，原因在於中國農業破產。


1934年1月20日，國民黨四屆四中全會在南京舉行，汪精衛在開幕詞中說:


至於共匪之發生，則為中國曆史上農民失業之結果，加以最近數十年來，經濟落後，農村崩潰，失業人數遂以激增，而野心家因以施其操縱，謀為李自成、張獻忠之所為。即以江西一省而論，人口減少至六百萬，此等災禍，真較洪水猛獸為重。本黨除了努力治標清除共匪之外，還須努力治本，以解決農民失業問題。


汪精衛風度翩翩，是國民黨內口若懸河的雄辯家、總理遺囑起草人、孫中山臨終最後呼喚的人物，也是中國現代史中一位頗富戲劇性的人物。


1909年11月，他與黃複生、喻培倫從香港潛入北京，行刺攝政王載灃。此前有朝鮮誌士安重根在哈爾濱車站刺殺日本重臣伊藤博文，舉世震驚。汪一方麵正對革命黨人多次起義失敗痛心疾首，見清庭又宣布預備立憲欺騙輿論，遂決心效法安重根，刺清庭一重臣，以醒革命。另一方麵則是對保皇黨人冷嘲熱諷的回應，他們說孫中山等叫人家去革了命，而自已可以安安穩穩，到處受人歡迎，那有做偉人這麽便宜？在此剌激之下，汪精衛決心以鮮血證實革命黨人的決心意誌。


決心與行動還不是一回事。汪、黃、喻三人皆有必死之心，卻不是行刺裏手，也無一人有安重根那樣抵近行動的勇毅。炸彈安放地點花了三個多月時間研究，仍然舉棋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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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政王府在地安門外後海鴉兒胡同附近。炸藥埋設點先選在鼓樓大街，後改煙袋斜街，最後皆作罷，定在銀錠橋。選定一深夜三人到橋下掘土，吠聲四起，便不敢幹下去，約定次日晚上再來。第二天晚上，喻、黃兩人剛埋好炸藥，就被橋上行人發現。事情敗露，三人全部被捕。


汪自料必死，行刺的慌亂便豁出去為臨刑的慷慨。他在獄中供詞長達數千言，痛斥清庭，吟詩言誌: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這首詩引出多少憂國憂民之士的滾滾熱淚。
作為最具激情、最富浪漫色彩、最有個人魅力的激進黨人，汪精衛幾乎把革命者形像塑造到了完美無缺的地步。但事物的發展，往往又在不經意中悄悄走向自己的反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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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爾什維克黨人、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曾自稱為一切都預先看到的政治家，卻不能預見自己最後以投靠法西斯罪名，被斯大林處死。汪精衛這位辛亥革命前的著名刺客，也不能預料到自己在抗日戰爭前終於被刺。


1935年11月1日，國民黨中央在南京召開四屆六中全會。大會剛剛開幕、全體中央委員攝影完畢之際，身穿西裝、外罩大衣的南京晨光通訊社記者孫鳳鳴突然跨出人群，掏出手槍，向站在第一排正中的汪精衛連開三槍。


孫鳳鳴刺殺汪精衛的快速敏捷，決不像汪精衛刺殺載灃那樣拖泥帶水。


警衛拔槍反擊之中會場大亂。代表們湧向門口逃生，腿腳不便的張靜江被擁倒在地。


留在汪精衛背肋骨的那顆子彈最後成為他致命的創傷。1944年11月10日，其因槍傷複發死於日本。他在中國現代史中以刺客開始，以被刺告終。以殺身成仁的著名義士開始，以搖尾乞憐的頭號漢奸告終。


汪精衛本身就是一個謎。他卻以為用農業破產理論，便可解開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產生和存在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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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衛的死對頭蔣介石則有另一種理論。


1931年5月12日，在國民黨政府國民會議第四次會議上，何應欽代蔣作剿匪報告。在回答為什麽赤匪能有現在的猖獗時，列五點理由:


第一，自然是由於曆年軍閥的叛變，散軍潰卒，嘯集成匪，槍枝遺失的既多，於是他們就憑地勢，肆行不軌；


第二，則是由於赤色帝國主義者之毒計，它因為想暗中並吞中國，去供給它的原料，銷售它的產品；


第三，是由於白色帝國主義者之經濟侵略，以至農村瀕於破產，增加了農村裏的失業人數與痛苦，因此也有為生活所迫；


第四，則是由於過去教育製度的不良，青年在學校裏頭，好的隻注意了知的訓練，而缺少了德的修養，所以多數的青年隻有一時熱烈的衝動，很少有沉毅持久的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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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是由於中國社會組織的鬆懈。中國因為受了幾千年專製的毒害，又遭了軍閥的宰割，所以社會上簡直失去了自動的能力，連保衛自己的願望與勇氣，都不容易實現出來；


由著這些緣故，赤匪的毒害，便如潰瘡一樣的爛起來。如果我們自身不努力的話，也就說不定唐代黃巢、明末流寇之禍，又將重現於今日了。


五條理由中，第一、四、五條原因在內部，執政的國民黨難脫幹係，不便多講；第三條白色帝國主義者既英、美、日等，已多變成國民政府的後援，也輕描淡寫隻限於經濟侵略，後果僅為農村破產，且還用了一個臨界詞:瀕於。


惟獨對第二條赤色帝國主義用語最狠。


何應欽說，赤色帝國主義用種種方法豢養它的走狗以為奸細，同時也想利用它走狗的力量去威脅歐美，得到它外交上的勝利，所以它不惜以中國為犧牲。我們知道我國曆史上的流寇也有許多，但是與現在不同的，就是現在的赤匪是有國際的背景，挾有經濟的後援，有組織的指揮與訓練，所以更形猖獗了。


於是共產黨組織所以屢禁不止，紅色政權所以屢撲不滅，根子就全在蘇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便不過是一場雇傭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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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國民黨人用了幾十年的武器。


最常用的武器卻缺乏最基本的常識。


十月革命後的蘇俄和共產國際，不僅給中國共產黨，而且給中國各革命團體都提供了廣泛的援助。頗富諷刺意味的是：其中絕大部分給了國民黨。


1923年《孫文越飛聯合宣言》簽署後，越飛赴日，從日本熱海致電馬林轉孫中山，宣布向國民黨提供200萬盧布的款項和8000支步槍、15挺機槍、4門火炮、2輛裝甲車的援助，並派遣教練員幫助建立軍校。


黃埔軍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齡記述，軍校開辦前，孫中山批了300支粵造毛瑟槍給軍校。但是當時兵工廠一心巴結軍閥，不以軍校為重，結果開學時僅僅發下30支，勉強夠衛兵用；廖仲愷反複交涉也無濟於事。正在此時蘇聯援助槍械的船隻到岸，一下運來8000支步槍，全帶刺刀，每支槍配有500發子彈；還有10支手槍；全體學員歡呼雀躍。王柏齡回憶說，這是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長官以至於學生，無不興高采烈；今後我們不愁了，革命有本錢了。


蔣介石標榜的黃埔建軍，本錢卻來自蘇俄。正是有了蘇俄資助的200萬盧布作為開辦經費，加上提供的大批槍械，才使國民黨獲得了建軍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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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經費和武器，蘇俄還派來大批軍事顧問。除擔任國民黨中央政治顧問的鮑羅庭和軍事顧問的加倫將軍外，專門派到軍校工作的有總顧問切列潘諾夫、步兵顧問白裏別列夫、炮兵顧問嘉列裏、工兵顧問瓦林、政治顧問卡夫喬夫等。他們指導軍事、政治訓練工作，編訂了典、範、令和戰術、兵器、築城、地形與交通通訊五大教程，成為黃埔黨軍後來堅強戰鬥力的基礎。


此後，蘇俄繼續運來槍支彈藥。1925年一次運到廣州的軍火就價值56萬4千盧布。1926年又將各種軍火分四批運到廣州。


第一批有日造來福槍4000千支，子彈400萬發，軍刀1000把；


第二批有蘇造來福槍9000支，子彈300萬發；


第三批有機關槍40挺，子彈帶4000個，大炮12門，炮彈1000發；


第四批有來福槍5000支，子彈500萬發，機關槍50挺，大炮12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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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東征大捷後，蔣介石在汕頭曾說:我們軍隊的組織方法是從那裏來的呢？各位恐怕不知道，我們老實說，我們軍隊的製度實在從俄國共產黨紅軍仿照來的；蘇俄同誌不來指導我們革命的方法，恐怕國民革命軍至今還不能發生。蔣介石深知，黃埔黨軍的勝利，很大一部分應歸於蘇俄武器裝備和軍事顧問。


為此國民黨也曾麵臨盧布黨的指責。


……


據陳獨秀1922年6月30日致共產國際報告，從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共收入國際協款16655元。因黨員人數不多，全黨還保持人均年支出40至50元的比例；但隨著1925年以後黨員人數大幅度增長，國際所提供的費用遠遠跟不上這一增長速度了。全黨人均支出由最初的平均40元下降到1927年的4元。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援助，主要都轉到了國民黨方麵。


盡管經費援助十分有限，但對早期中國共產黨人來說，依然異常重要。


據陳獨秀統計，建黨初期黨的經費約94%來自共產國際，黨又將其中的60%用於了工人運動。顯然，中國共產黨成立後能夠很快在工人運動中發揮重要領導作用，同共產國際提供經費幫助分不開，也同中共將其絕大多數用於工人運動分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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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組織不斷發展，以革命為職業者漸多，各種開銷日漸加大。20世紀20年代脫產的共產黨員，組織上每月給30至40元生活費。盡管二大明確規定了征收黨費的條款，但大多數黨員實際生活水平本來就很低，黨費收入便極其有限。陳獨秀在三大上的報告稱:1922年二大之後，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


到1927年1月至7月，黨員交納的黨費仍不足3000元，而同期黨務支出已達18萬元；若再將這一年共產國際、赤色職工國際、少共國際、農民國際、濟難國際等提供的黨費、工運費、團費、農運費、兵運費、濟難費、反帝費、特別費等總算起來，有近一百萬元之多。


比較起來，黨的經費自籌數額實際不足千分之三。所以盡管這一數量遠遠少於國民黨接受的數量，但必須承認，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人提供了重要支援。


共產國際的援助對早期毫無經濟來源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巨大幫助。但又正是通過有限的援助形成對共產國際的依賴關係，給中國共產黨人造成了相當的損害。


中共黨史上，有三位領袖人物皆著力於讓中共獨立於共產國際。


首先是陳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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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個性極強，說一不二，向來不願伏首聽命。他說，拿人家錢就要跟人家走，我們一定要獨立自主地幹，不能受製於人。其所言極是。問題是連從監獄裏解救你的錢都要別人支付，還怎麽獨立於人。尤其是在接受援助、成為共產國際一個支部以後，還想保持與聯共和共產國際的兄弟關係，隻能是書生意氣的一廂情願了。


1922年春，馬林提出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以實現國共合作的建議，陳獨秀強烈反對。他給維經斯基寫信說：共產黨與國民黨革命之宗旨及所據之基礎不同；國民黨政策和共產主義太不相容；人民視國民黨仍是一爭權奪利之政黨，共產黨倘加入該黨，則在社會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會），永無發展之機會。


應該說馬林的建議頗富創見。在荷屬殖民地求解放鬥爭中積累了豐富統一戰線經驗的馬林，看到當時中共僅是幾十個知識分子組成的小黨，與五·四以後蓬勃發展的革命形勢不相適應，加上孫中山也不同意黨外聯合，因此提出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建議，用國民黨在全國的組織機構和政治影響，使共產黨迅速走向工農大眾、迅速發展成長壯大起來，可以說是革命黨人戰略與策略的高度溶合。


也應該說馬林的建議頗含風險。雖然皆以個人身份加入，但弱小的共產黨進入到龐大國民黨裏去，怎樣保持獨立性而不被吞並？怎樣維護蓬勃的銳氣而不被官僚化貴族化？怎樣堅持自己的主義而不變成別人的尾巴？再好的革命策略弄得不好，也會因喪失原則而變成壞的機會主義戰略。


馬林的建議中還隱含著一些錯誤估計。他認為中國革命隻有兩個前途，或者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或者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終止。把是否加入國民黨看作是決定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生死存亡問題，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關於中國形勢的報告中認為中國政治生活完全為外國勢力所控製，目前時期沒有一個發展了的階級能夠負擔政治領導，同樣是一種不正確的判斷。


創見、風險、謬誤就這樣奇妙地組合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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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林在強調國共合作的好處，陳獨秀在強調這種黨內合作的壞處，一時間與早先的經費之爭一樣，雙方再次出現僵局。


但在承認各共產黨都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之後，僵局不可能持久。


馬林的建議遭到陳獨秀拒絕後，動用了組織的力量。共產國際從1922年7月至1923年5月做出一係列命令、決議和指示，批準馬林的建議，要求中國共產黨執行，並令中共中央與馬林密切配合進行黨的一切工作。


就這樣，在1922年8月馬林親自參加的中共中央杭州會議上，盡管多數中央委員思想不通，但組織上還是服從了。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決定。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今天回過頭去看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大革命實踐，共產國際關於國共合作的決策基本是正確的。說它正確，因為正是這一決策種下了北伐革命成功的種子。而在正確前要加基本二字，因為它僅僅簡單提了一下不能以取消中國共產黨獨特的政治麵貌為代價、毫無疑問，領導權應當歸於工人階級的政黨卻沒有任何具體的安排和可行的措施，實際上是不相信中國共產黨人的力量與能力，由此也埋下了大革命失敗的種子。


目標與風險成正比。這是任何決策都無法規避的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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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在兩難之間的，是陳獨秀。


1920年5月，李大釗認為自己和陳獨秀都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不深刻，對於俄國情況知道的也少，因此主張此時首先應該談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陳獨秀的想法則不同。他說我們不必做中國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我們隻要做邊學邊幹的馬克思主義的學生。


陳獨秀以為他的建議要容易實行一些。後來自己真的邊學邊幹了，才真正體會到做邊學邊幹的馬克思主義的學生不知要難上多少倍。


長期以來人們說陳獨秀的領導是一言堂、家長製，包惠僧一語中的:以後(接受經費以後)就不行了，主要是聽第三國際的，他想當家長也不行了。曾經叱吒風雲地領導新文化運動、被毛澤東稱為五·四運動時期總司令的陳獨秀，在大革命時期固然有他的錯誤，但麵對共產國際做出的一個又一個決議，有時明知不可為，也隻有放棄個人主張而為之，大革命失敗後他還是必須承擔全部責任，這就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悲劇之所在了。《真理報》發表社論，指責陳獨秀這個死不改悔的機會主義者，實際上是汪精衛在共產黨內的代理人。這種似曾相識的扣帽子習慣和無限上綱的語言風格，竟然20世紀20年代共產國際和聯共(布)就在使用，真使人感到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不在中國。


下台後個人反省期間，陳獨秀經常念叨的一句話就是：中國革命應由中國人自己來領導。


陳獨秀之後，第二個想獨立自主大幹一番的是李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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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蔣馮閆大戰，李立三認為國民黨的統治正在崩潰，中國革命必將發展為全世界最後的階級決戰；於是要求蘇聯必須積極準備戰爭；蒙古在中國暴動勝利時，應在政治上立即發表宣言，與中國蘇維埃政權聯合，承認蒙古是中國蘇維埃聯邦之一，緊接著大批出兵中國北方；西伯利亞十萬中國工人迅速武裝起來，加緊政治教育，準備與日本帝國主義的作戰，從蒙古出來，援助中國，向敵人進攻。在這一暴動藍圖中，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共產國際隻是執行這一計劃的配角。


李立三犯了大忌。


共產國際和聯共指導中國革命，出發點和歸宿點從來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蘇聯的利益為核心，在中國尋找到能夠與蘇聯結盟的力量以分散帝國主義壓力，保護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安全。1920年4月維經斯基來華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政治局給他指示的第一條，即我們在遠東的總政策是立足於日美中三國利益發生衝突，要采取一切手段來加劇這種衝突；其次才是支援中國革命。即使是給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提供巨大幫助，推動了北伐革命的有力發展，同樣也是出自蘇聯國家利益的需求。現在突然間跳出個李立三，一口一個暴動，指手劃腳地要求蘇聯必須積極準備戰爭，從蒙古出來，援助中國，向敵人進攻，要求蘇聯置自身安全於不顧全力配合中國革命，真是令共產國際和聯共驚訝得目瞪口呆了。


拋開李立三的設想完全脫離實際、給中國革命也帶來了嚴重損失不說，單是既從國際支取經費、又不願接受其批評和指示、特別是要求蘇聯放棄五年計劃準備戰爭、要求蒙古加入中華蘇維埃聯邦等等，也的確是太狂妄了。


國際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進行了幹預:停發中共中央的活動經費。


這是中共自建黨以來所受到的最嚴厲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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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停發了經費的李立三，便隻剩下台一途。


正反兩方麵的經驗都證明：一個政黨，一個社團獨立與否，並不在其領導人的主觀意念如何，而在是否具備客觀條件。中國共產黨人要想改變這種對共產國際的依存關係，不僅有賴於政治上、軍事上鬥爭經驗的日益成熟，更有賴於經濟上找到立足之地。後一條更為關鍵。正是在以個意義上，我們說最終給中國革命開辟獨立發展道路的，是毛澤東。


一紙《孫文越飛宣言》，孫中山表明他不相信中國能夠產生紅色政權。


找到五條結論，蔣介石說紅色政權的根源在於赤色帝國主義者之毒計。


總想擠檸檬的斯大林，又懷疑脫離了國民黨的共產黨人能否獨立存在。


托洛茨基則認為大革命失敗後去農村搞蘇維埃運動既不可能，也為時過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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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國的紅色政權產生了，獨立存在了，迅猛發展了，誰來解釋這一切呢？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送來了組織指導。甚至送來部分經費。但沒有送來武裝割據，沒有送來農村包圍城市，沒有送來槍杆子裏麵出政權。


布爾什維克黨人最後占領冬宮之前，沒有建立自己的政權。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夜，還不得不躲藏在俄國與芬蘭交界的拉茲裏夫湖邊一個草棚裏。離武裝起義隻剩下不到20天了，才從芬蘭秘密回到彼得格勒。


後來雨後春筍般出現的東歐社會主義政權，基本都是掃蕩法西斯德軍的蘇聯紅軍幫助建立的。當蘇聯的支持──特別是以武裝幹涉為代表的軍事支持──突然消失，厚厚的柏林牆便像一段廉價的雪糕那樣融化掉了。


越南，朝鮮，基本上大同小異。


古巴的卡斯特羅遊擊隊也是在先奪取政權之後，才建立政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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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瓦拉在南美叢林中和玻利維亞政府軍捉迷藏時，也沒有首先建立政權。


不是列寧不想。不是胡誌明不想。不是卡斯特羅不想。不是格瓦拉不想。是沒有那種可能。


為什麽偏偏在中國就有這種可能？


1931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前18年，毛澤東就在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宣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誕生。而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誕生之前，星羅棋布的紅色政權已經在白色政權周圍頑強存在，並有效地履行一個政權的全部職能了。


為什麽在中國能夠如此？


全世界沒有哪一本百科全書能夠詮釋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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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蔣介石剛剛去世，美國作家布賴恩·克羅澤就出版了一本書《ThemanwholostChina》。書名就不大客氣，翻譯為丟失了中國的人。書中說:


對蔣介石的一生進行總結，蔣介石有自己的勇氣、精力和領袖品質，他不僅是一個有很大缺陷的人物，而且從希臘悲劇的意義上講，他也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他的悲劇是他個人造成的；蔣介石缺少那些將軍和政治家流芳百世的先決條件──運氣。他的運氣糟糕透頂。


蔣介石數十年慘淡經營，竭力奮鬥，被僅僅歸結為運氣二字，克羅澤過於輕率。


蔣介石想消滅共產黨人的願望終生不改。十年內戰時期有兩個星期理論，解放戰爭時期發展為三個月理論──三個月消滅關裏關外共軍；兵敗台灣後又有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完成；一輩子生活在撲滅燎原烈火的夢境之中。


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在艱難困苦中頑強存在？


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在白色恐怖中迅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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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在內外幹擾中取得輝煌的成功？


蔣介石找過五條原因，但終生也沒有弄明白。克羅澤把所有原因歸結為一個最終的運氣，也沒有替蔣弄明白。


回答者隻有毛澤東。


毛澤東早在1928年就作出了解答。


該年10月5日，毛澤東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存在？》，第二部分專門談中國紅色政權發生和存在的原因。


毛澤東也列出了五條原因。第一條就是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既軍閥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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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說: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幹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這種奇事的發生，有其獨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發展，亦必有相當的條件。什麽條件呢？第一條就是它的發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的國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因為這種奇怪現像必定伴著另外一件奇怪現像，那就是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


蔣介石在五條原因中，認為赤色帝國主義者之毒計是根本一條。


毛澤東的五條原因中，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即軍閥混戰是根本一條。


毛澤東的認識之所以深刻，就在於他牢牢地根植於腳下的土地。


蔣介石在中國實施最嚴厲的白色恐怖。


毛澤東卻在這最嚴厲的白色恐怖下，在各個實行白色恐怖的政權連年混戰中，為中國共產黨人找到了最廣闊的發展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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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塊天地不但擺脫了敵人，也獨立於友人。


紅色根據地和農村革命政權的廣泛建立，在政治上開辟了中國共產黨人自己獨特的理論領域，軍事上建立了中國共產黨人自己的武裝力量工農紅軍，經濟上也擺脫了對共產國際的依賴。打土豪、分田地既是紅色政權政治動員的基礎，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經濟獨立的基礎。


在中國共產黨人最為困難的土地革命時期，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人人皆知，人人敬佩；但蘇區根據地派人一趟一趟給上海的黨中央送黃金，不也應該人人皆知人人敬佩麽？


所以中國革命有了這一獨特現像:紅色首腦最先在先進發達的上海租界建立。紅色政權卻最終在貧困落後的山區邊區紮根。


不集中在最現代化大的城市，中國共產黨就不可能獲得先進的思想體係，不會獲得後來眾多的領導精英；不分散到最貧困落後的邊區山區，紅色武裝便沒有充足的給養和堅韌頑強的戰士，中國共產黨也就失去了立足的根基。


如果共產黨人沒有自己的軍隊，沒有自己的政權，不創造出鞏固的根據地，不開辟出自己獨立的經費來源，與共產國際和蘇聯的依存關係便無法根本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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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走毛澤東開辟的武裝鬥爭、農村包圍城市之路，中國革命不但不能獨立於敵人，也不能獨立於友人。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澤東訪問蘇聯，與斯大林會見。周圍人沒有想到毛澤東第一句話竟然是：我是長期受打擊排擠的人，有話無處說；獨立自主帶來的艱難曲折溢於言表。斯大林的回答是：勝利者是不受指責的，這是一般公理。這位以鋼鐵命名並且深刻改變了20世紀世界政治進程的曆史巨人，在勝利的中國革命麵前，十分坦然地承認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


正因如此，更可見毛澤東道路的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