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相信抗戰時期的陝甘寧邊區大量種植鴉片的說法，來源主要有兩個，其中一個是當年國民黨控製的媒體的報道以及今天的台灣學者根據當時報道所搞出來的論文，另一個就是就是《延安日記》。前者由於大家都知道國民黨與共產黨有隙，報道很可能失真，所以基本沒有人去引述。所以本文重點談談後者。
筆者有幸翻看過《延安日記》，發現其中說到延安鴉片問題的至少有三處，分別在1942年8月2日（提到鄧發），1943年1月29日（提到120師）和1943年9月22日（提到任弼時）的日記中。文中寫的似乎是親身經曆。其中最後一處用非常肯定的語氣寫道“要隱瞞特區鴉片生產的真實規模是不可能的”。
對《延安日記》（以下簡稱《延安》）的這些說抗戰時期陝甘寧邊區種植鴉片的說法，被很多人視為“被隱瞞多年的真相”。甚至有說法，說南泥灣種的就是罌粟，還說張思德就是在燒製鴉片的時候被坍塌的窯洞壓死的。但根據筆者分析，《延安》的說法至少有一大疑點和兩個反證。據該疑點和反證來看，《延安》中所謂陝甘寧邊區種植鴉片的說法，實在很難說是事實。
第一個疑點，就是《延安》的來曆。
以弗拉基米洛夫的名字出版的《延安日記》，是在日記的主人逝世以後20年出版的。是1968年由蘇共中央有意命令弗拉基米洛夫的兒子整理相關資料出版的。5年後整理完畢出版。也就是說，《延安》並不是當年在延安的弗拉基米洛夫的直接作品。（《弗拉基米洛夫和他的《延安日記》》，載《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9月，第22卷第3期）
1968年到1973年的時代背景大家應該不陌生。那正是中蘇關係急劇惡化的時期（珍寶島之戰就發生在1969年）。而《延安》正誕生在那段時間。所以其中對中共的消極描述的真實性就難保證了。曾任蘇聯東方學研究所中國研究室主任的前蘇聯學者羅維奇·傑留辛嚴肅指出書中許多地方,作者一會使用英文資料,一會使用中文資料;同一人名和地名,有的按英文音譯,有的按中文音譯。不難看出這本書是根據各種不同來源的資料拚湊而成。而日記的實際編纂人，弗拉基米洛夫的兒子也承認，這部日記的編纂也是為適應當時的反華需要而作（出處同上）。
的確，如果弗氏確實有那麽一部日記，其子要整理出版，何至於要整理5年之久？可見其中字斟句酌，反複推敲過。 那麽，《延安》中說陝甘寧邊區大量種植鴉片的說法，會不會也是出於當時的反華需要而炮製的呢？這是一個重大疑點。
下麵是兩個反證。
第一個反證是從邏輯和常識上來說的。《延安》中是在1942年和1943的日記裏麵記載陝甘寧邊區種植鴉片的。眾所周知，這兩年是抗日戰爭中中共最困難的時間。由於日軍的進攻和國民黨的封鎖，根據地遭遇空前的物資緊缺。糧食的不足，使得中共發起精兵簡政和大生產運動。當時，為了做表率，連朱德等高幹都親自種菜，可見當時條件之艱苦。這裏麵就產生了疑問：試想中共非常清楚糧食都如此不足，難道還要用大片的土地來種植罌粟嗎？這實在很難說的通。
而且據《延安》所說，生產的鴉片是用來銷往內地的。這裏麵疑問就更大了。邊區正在被封鎖中，而且國民黨還在大肆渲染共區非法種植鴉片。這種情況下，生產那麽多鴉片怎麽運得出去？運都運不出去，又談何“外銷”？就算能運出去，運出去以後換成邊區需要的物資，又怎麽能運的進來？在封鎖的條件下，大規模的外貿根本不可能。這種時候中共反而大規模發展鴉片這種隻能通過交換來體現價值的“外向型經濟”，豈非自討苦吃？中共到底是想解決困難還是想加重困難？所以這裏麵的邏輯是有點問題的。最令人驚奇的是《延安》1942年8月2日中轉引鄧發的話說，鴉片還用來向國民黨買武器，然後再用這些武器來打國民黨。這是不是把國民黨想象的也太傻了點？
可能《延安》的作者也看出這裏麵有點問題。為了把話說圓，他竟然公然否認國民黨對陝甘寧邊區的封鎖！這未免太膽大妄為了一點。國民黨對陝甘寧邊區的封鎖，是舉世皆知的。當年中外記者團為了進入陝甘寧邊區采訪，向國民政府申請，國民黨就是不答應，直到美國出麵施壓才鬆口。此外根據英國學者林邁可當時的親身經曆說外國人路過西安“都有一段既不愉快的經曆，唯一的罪過是他們曾經經過共產黨的抗日根據地”（[英]林邁可：《抗戰中的紅色根據地——一個英國人不平凡經曆的記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192頁，以下簡稱《英》）《延安》對此都能否認，實在有些不可理喻。用馬克·吐溫的話來說，那就是說這種話的人，要麽自己是白癡，要麽把我們當白癡。這樣的謊都能說，還有什麽謠不能造？
第二個反證，就是當時其他到過延安的外國人的說法。
1942年12月荷蘭人布朗基(Brond geest)向英國外交部所作的報告，與《延安》中所說情況可以說是同時期的。在報告中，布朗基提到“在延安，沒有黃包車，沒有勒索，沒有妓女，沒有鴉片和乞丐”。
春秋中文社區http://bbs.cqzg.cn
還有英國學者林邁可。他在晉察冀邊區和陝甘寧邊區居住多年。在他的相關回憶錄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即上文所說的記者團來到延安後，“無拘束地訪問了延安各地方”，在回到重慶後，有些記者報道“延安邊緣地區‘種植有罌粟’。接著就有外國記者登報聲明，說這完全是胡說造謠，他們根本沒有看到一顆罌粟，連《中央日報》的外國顧問武韜也在這份專用聲明上簽了名。”（《英》192頁）林邁可估計說延安種鴉片的那些人可能是受了專門的指派，隻能那麽些才能交差。試想以武韜等記者當時的身份，林邁可寫回憶錄時的背景（1986年，英國），根本沒有任何必要專門為中共說好話。所以他們的話與《延安》相比，其可信度更強是顯而易見的。
當然可能有人會問：記者團到達延安的時候是1944年，而《延安》記載的時間是1943年。問題是如果延安有大規模“轉產”，那麽《延安》裏麵自然應該有相應的記載。但是筆者眼神太差，好像沒有看到。此外林邁可到達延安的時間比記者團還要早，可是他似乎既沒有看到大量種植罌粟的情景，也沒有看到大量鏟除罌粟的景象。而且，難道延安在遭到封鎖，糧食緊缺的時候大量種鴉片，等到封鎖鬆動了，形勢好轉了反而不種了，未免也太匪夷所思。《延安》中用泰山壓頂不彎腰的口氣斷言“要隱瞞特區鴉片生產的真實規模是不可能的”，可惜不但隱瞞了前來的外國記者，瞞住了《中央日報》的外國顧問，還瞞住了在共產黨根據地工作多年的林邁可。其可怪也與？
綜上，筆者認為《延安》中所說陝甘寧邊區大量種鴉片之說，實在是想相信也難了。當然，如果說陝甘寧一棵鴉片也沒有種，筆者不敢妄下結論。我們隻能認為，大規模種植的說法，實太難成立。如果說曾經有短期的小規模秘密種植，不排除這種可能。因為畢竟當時的鴉片在民國很多地方甚至允許公開銷售，有的地方甚至可以當貨幣使用，陝甘寧如果要有人去各地辦事，可能也是入鄉隨俗之必備。
最後，順便說說關於張思德死於鴉片燒製的說法。此說法實在漏洞太多，難以置信。張思德犧牲時間是1944年9月初，正是中外記者團在各處走訪的時候。中共要打破延安種植鴉片的謠言，這時正該夾好尾巴。如果張的確是在燒製鴉片時喪生，那中共諱莫如深還來不及，絕不可能大肆宣揚。但是正在張思德死後3天，共產黨的最高領袖就在《為人民服務》一文中對張大加讚美，唯恐天下不知。不亦神奇乎？更神奇的是，在中共如此“頂風作案”之後，武韜等記者們竟然還是沒有在陝甘寧發現一株罌粟！我們還有什麽話說呢？我們無話可說。
筆者有幸翻看過《延安日記》，發現其中說到延安鴉片問題的至少有三處，分別在1942年8月2日（提到鄧發），1943年1月29日（提到120師）和1943年9月22日（提到任弼時）的日記中。文中寫的似乎是親身經曆。其中最後一處用非常肯定的語氣寫道“要隱瞞特區鴉片生產的真實規模是不可能的”。
對《延安日記》（以下簡稱《延安》）的這些說抗戰時期陝甘寧邊區種植鴉片的說法，被很多人視為“被隱瞞多年的真相”。甚至有說法，說南泥灣種的就是罌粟，還說張思德就是在燒製鴉片的時候被坍塌的窯洞壓死的。但根據筆者分析，《延安》的說法至少有一大疑點和兩個反證。據該疑點和反證來看，《延安》中所謂陝甘寧邊區種植鴉片的說法，實在很難說是事實。
第一個疑點，就是《延安》的來曆。
以弗拉基米洛夫的名字出版的《延安日記》，是在日記的主人逝世以後20年出版的。是1968年由蘇共中央有意命令弗拉基米洛夫的兒子整理相關資料出版的。5年後整理完畢出版。也就是說，《延安》並不是當年在延安的弗拉基米洛夫的直接作品。（《弗拉基米洛夫和他的《延安日記》》，載《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9月，第22卷第3期）
1968年到1973年的時代背景大家應該不陌生。那正是中蘇關係急劇惡化的時期（珍寶島之戰就發生在1969年）。而《延安》正誕生在那段時間。所以其中對中共的消極描述的真實性就難保證了。曾任蘇聯東方學研究所中國研究室主任的前蘇聯學者羅維奇·傑留辛嚴肅指出書中許多地方,作者一會使用英文資料,一會使用中文資料;同一人名和地名,有的按英文音譯,有的按中文音譯。不難看出這本書是根據各種不同來源的資料拚湊而成。而日記的實際編纂人，弗拉基米洛夫的兒子也承認，這部日記的編纂也是為適應當時的反華需要而作（出處同上）。
的確，如果弗氏確實有那麽一部日記，其子要整理出版，何至於要整理5年之久？可見其中字斟句酌，反複推敲過。 那麽，《延安》中說陝甘寧邊區大量種植鴉片的說法，會不會也是出於當時的反華需要而炮製的呢？這是一個重大疑點。
下麵是兩個反證。
第一個反證是從邏輯和常識上來說的。《延安》中是在1942年和1943的日記裏麵記載陝甘寧邊區種植鴉片的。眾所周知，這兩年是抗日戰爭中中共最困難的時間。由於日軍的進攻和國民黨的封鎖，根據地遭遇空前的物資緊缺。糧食的不足，使得中共發起精兵簡政和大生產運動。當時，為了做表率，連朱德等高幹都親自種菜，可見當時條件之艱苦。這裏麵就產生了疑問：試想中共非常清楚糧食都如此不足，難道還要用大片的土地來種植罌粟嗎？這實在很難說的通。
而且據《延安》所說，生產的鴉片是用來銷往內地的。這裏麵疑問就更大了。邊區正在被封鎖中，而且國民黨還在大肆渲染共區非法種植鴉片。這種情況下，生產那麽多鴉片怎麽運得出去？運都運不出去，又談何“外銷”？就算能運出去，運出去以後換成邊區需要的物資，又怎麽能運的進來？在封鎖的條件下，大規模的外貿根本不可能。這種時候中共反而大規模發展鴉片這種隻能通過交換來體現價值的“外向型經濟”，豈非自討苦吃？中共到底是想解決困難還是想加重困難？所以這裏麵的邏輯是有點問題的。最令人驚奇的是《延安》1942年8月2日中轉引鄧發的話說，鴉片還用來向國民黨買武器，然後再用這些武器來打國民黨。這是不是把國民黨想象的也太傻了點？
可能《延安》的作者也看出這裏麵有點問題。為了把話說圓，他竟然公然否認國民黨對陝甘寧邊區的封鎖！這未免太膽大妄為了一點。國民黨對陝甘寧邊區的封鎖，是舉世皆知的。當年中外記者團為了進入陝甘寧邊區采訪，向國民政府申請，國民黨就是不答應，直到美國出麵施壓才鬆口。此外根據英國學者林邁可當時的親身經曆說外國人路過西安“都有一段既不愉快的經曆，唯一的罪過是他們曾經經過共產黨的抗日根據地”（[英]林邁可：《抗戰中的紅色根據地——一個英國人不平凡經曆的記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192頁，以下簡稱《英》）《延安》對此都能否認，實在有些不可理喻。用馬克·吐溫的話來說，那就是說這種話的人，要麽自己是白癡，要麽把我們當白癡。這樣的謊都能說，還有什麽謠不能造？
第二個反證，就是當時其他到過延安的外國人的說法。
1942年12月荷蘭人布朗基(Brond geest)向英國外交部所作的報告，與《延安》中所說情況可以說是同時期的。在報告中，布朗基提到“在延安，沒有黃包車，沒有勒索，沒有妓女，沒有鴉片和乞丐”。
春秋中文社區http://bbs.cqzg.cn
還有英國學者林邁可。他在晉察冀邊區和陝甘寧邊區居住多年。在他的相關回憶錄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即上文所說的記者團來到延安後，“無拘束地訪問了延安各地方”，在回到重慶後，有些記者報道“延安邊緣地區‘種植有罌粟’。接著就有外國記者登報聲明，說這完全是胡說造謠，他們根本沒有看到一顆罌粟，連《中央日報》的外國顧問武韜也在這份專用聲明上簽了名。”（《英》192頁）林邁可估計說延安種鴉片的那些人可能是受了專門的指派，隻能那麽些才能交差。試想以武韜等記者當時的身份，林邁可寫回憶錄時的背景（1986年，英國），根本沒有任何必要專門為中共說好話。所以他們的話與《延安》相比，其可信度更強是顯而易見的。
當然可能有人會問：記者團到達延安的時候是1944年，而《延安》記載的時間是1943年。問題是如果延安有大規模“轉產”，那麽《延安》裏麵自然應該有相應的記載。但是筆者眼神太差，好像沒有看到。此外林邁可到達延安的時間比記者團還要早，可是他似乎既沒有看到大量種植罌粟的情景，也沒有看到大量鏟除罌粟的景象。而且，難道延安在遭到封鎖，糧食緊缺的時候大量種鴉片，等到封鎖鬆動了，形勢好轉了反而不種了，未免也太匪夷所思。《延安》中用泰山壓頂不彎腰的口氣斷言“要隱瞞特區鴉片生產的真實規模是不可能的”，可惜不但隱瞞了前來的外國記者，瞞住了《中央日報》的外國顧問，還瞞住了在共產黨根據地工作多年的林邁可。其可怪也與？
綜上，筆者認為《延安》中所說陝甘寧邊區大量種鴉片之說，實在是想相信也難了。當然，如果說陝甘寧一棵鴉片也沒有種，筆者不敢妄下結論。我們隻能認為，大規模種植的說法，實太難成立。如果說曾經有短期的小規模秘密種植，不排除這種可能。因為畢竟當時的鴉片在民國很多地方甚至允許公開銷售，有的地方甚至可以當貨幣使用，陝甘寧如果要有人去各地辦事，可能也是入鄉隨俗之必備。
最後，順便說說關於張思德死於鴉片燒製的說法。此說法實在漏洞太多，難以置信。張思德犧牲時間是1944年9月初，正是中外記者團在各處走訪的時候。中共要打破延安種植鴉片的謠言，這時正該夾好尾巴。如果張的確是在燒製鴉片時喪生，那中共諱莫如深還來不及，絕不可能大肆宣揚。但是正在張思德死後3天，共產黨的最高領袖就在《為人民服務》一文中對張大加讚美，唯恐天下不知。不亦神奇乎？更神奇的是，在中共如此“頂風作案”之後，武韜等記者們竟然還是沒有在陝甘寧發現一株罌粟！我們還有什麽話說呢？我們無話可說。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