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頻
無知亦無得
“茶房 藤花”是平等院裏正統的“宇治茶”飲茶處，店麵臨鳳凰堂後側的庭園，四周以玻璃牆全方位將陽光，綠色送到每一張品茶桌麵上可謂“用心極致”。我們步入店堂客人還少，既然飲茶便不會是“中餐”般鍋碟碗筷，但每位客人的座椅意外地寬敞，再體會到四周的光和綠還有遠處鳳凰堂點點紅柱黑瓦一切均是茶道。
在我兒時記憶中，父親常會端出陶製茶壺和相配的幾隻小茶杯休閑一番，我也會莫名湊上去喝上幾口。到攜妻帶兒回國時，總是能在出租車上瞧見司機用特大號雀巢瓶泡上一大杯濃茶。忙中偷閑去老同學家竄門，他用玻璃杯泡上碧綠的“炒青”，邊侃邊窺視著茶葉展開的動靜。後來妻的台灣親戚來日本探親時，一家人端出“功夫茶具”，一杯高山茶的濃香道出一桌子的親情味。這是我和茶的經曆，膚淺而記憶真切。
今天當店員端上“宇治抹茶”時還周到地叮囑道，“請不用轉碗就這樣飲用”時，我真沒搞懂“喝抹茶前為什麽要將碗轉一下？”事後放知，將茶刷打出茶沫氣泡後，轉動茶碗，為的是讓茶碗正麵轉向飲茶人以表敬意的同時，觀茶碗也是“洗心”。小心掀開茶蓋，深褐色茶碗徹底襯出茶的綠，它是一種碧綠，如被穿透層層樹葉後映照著陽光下的潭綠，在深色茶碗的氛圍下更顯通透，仔細地喝上一口，茶沫溫柔般護住雙唇時，一縷茶汁泄入口中，茶汁溫潤和諧，在味覺中還能體會到它的“綠”，於是一股茶汁生鮮的“青澀”布滿口腔，這時略顯不舍地咽下一口時，一股雨後甘露般清晰的茶香漸漸擴散開來，而雙唇依然被茶沫護著不舍離去。喝完第二口時，手指才去觸碰擺在小碟上的和菓子。送入嘴邊輕輕咬下一角，和菓子酥裏帶脆，這種要靠體會才能激發出甜味的，而絕無一點黃油來滋潤的清淡烤餅倒是抹茶的絕配，它好在互不爭功，又能潤口，還有一點很重要，這份和菓子鑲嵌在整個飲茶的行為中，使之不覺單調。碧綠的茶色，褐黑的茶碗，印有平等院特有花紋的和菓子，還有庭園綠樹紅柱黑瓦，在“一期一會”中完成“一煎一服”之茶品。
記得早年讀到“俗人多泛酒，誰解助茶香。”古今“泛酒”倒未必都是俗人，酒能造就李白，張旭。將飲茶提升到文化層次是從唐朝陸羽的《茶經》開始，日本引進中國飲茶習慣應該是宋以前，宋朝將抹茶“玩”到極致，明朝以來中國開始流行用茶葉泡開的喝法，抹茶的製作和傳統茶磨工藝便告失傳絕跡，唯有隔海的島國至今傳承下來。對照陸羽，十六世紀日本高僧千利休撐起了日本茶道，他主張茶道應追求“和”，“敬”，“清”，“寂”。深受陸羽，千利休的影響，明治時代的日本美學大師岡倉天心成了茶道的集大成者。在他將日本茶道介紹給西方的英文著作《茶之書》裏，開宗明義地點出了茶道的精神本質：
“茶道是一種追求，是在日常生活的汙濁之中，因對美的傾慕而產生的。本質上，茶道是一種對“不完美”的崇拜，是在眾人皆知不可能完美的生命中，為了成就某種完美而進行的溫柔試探。”
悟出人生“無常”本質的人是能接受他這悲觀主義思想的，岡倉天心崇拜陸羽的《茶經》，他把中國唐宋明的茶文化準確地歸納成“茶的古典派，茶的浪漫派和茶的自然派”。他也毫無掩飾地論述茶道和禪的統一，“禪宗能從生活中的細微之處得見大道，而茶道的整個理念正是其結果。”民國時代的周作人先生是看不慣當時中國人的飲茶習慣的，他嘲笑說在茶館裏喝個半天茶如同剛走出沙漠般解渴，周先生也輕視英國的紅茶，他覺得紅茶加了很多“作料”，還配上牛油，吐司，蛋糕就成了“饑渴”，他認為的茶道應是“忙裏偷閑，苦中作樂。喝茶當於瓦屋紙窗之下，清泉綠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飲，得半日之閑，可抵十年的塵夢。喝茶之後，再去繼續修各人的勝業，無論為名為利，都無不可。”
今天的時代還在每天為生活奔波的人們，能巧妙地擠出時間去觀花，聽雨，聞香，喝不求解渴的茶，吃不求飽的點心，追究其之“禪味” 當然是人生之幸事，正如辜鴻銘先生將儒家的“禮”翻譯成英文為“Art”，生活的品味和藝術才是“禮”的本質。但曾經的父親茶壺，友人的玻璃杯“炒青”，還有司機的大瓶濃茶同樣是人的情懷，不求形式，心向往之亦是“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