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頻
無知亦無得
中國自古王朝更替時，新王朝對前朝王宮都是“付之一炬”的態度，阿房宮，未央宮還有大明宮無一例外，還好滿族人多爾袞留給華夏後代一個完整的故宮。太和殿的確雄偉，但和唐代建築相比是“體格大，氣度小”，唐代建築用繁複有力的鬥拱撐出樸實舒展的屋簷，再加上短而粗的立柱，有時體格雖小但氣度博大。其實這與生俱來的美在當年工匠眼裏有不得已之處，因為唐以前的建築地基都是黃土夯實的，舒展的屋簷可以為之避雨免遭流失，“煙霞迤邐接蓬萊，宮殿參差曉日開”也是在大麵積抬高了的夯土上更顯偉岸。明清時代石板取代了夯土，舒展的屋簷和繁複的鬥拱變得不重要了。
公元607年建成的法隆寺當然屬於體格小氣度大，從法隆寺整個布局看，穿過南大門和中門這條標準參拜道正好是整個寺廟的中軸線，而五重塔和正堂分在中軸線左右兩邊，後邊的講堂壓住中軸線。湖南大學柳肅教授在他的古建築學網課上對此有特別論述，柳教授認為佛教建築中塔的地位有先前從印度引來佛教時重要地位到明清變得不重要了，比如西安法門寺的“阿育王塔”和大慈恩寺的“大雁塔”無不是壓在中軸線上，可見當時塔在寺廟裏的地位，明清時代建的寺廟有的都沒塔了，而日本奈良法隆寺塔的布局正好是這一演變中塔和大殿“分庭抗禮”的時代。我覺得柳教授可能對法隆寺建成年代有所忽略，如果硬要將中日寺廟合起來研究的話，法隆寺建成也應該在法門寺之後，大慈恩寺之前。之所以法隆寺有這樣的“分庭抗禮”的左右布局，我認為還是日本對建築群體的中軸這一中國自古的風水觀念 以於忽視。當我們漫步了整個法隆寺伽藍之後，我又找到了另外一個原因，法隆寺依山坡而建，相比左右的開闊地似乎缺少縱深，那麽“分庭抗禮”可能是不得已吧！
我們小心翼翼地走上正堂台階，妻和小易在窺視堂內的壁畫，我在屋簷下停住了腳步，在中國古建築專業書籍裏，隻要涉及法隆寺正堂研究，就會表明“腰簷平座”以下“短裙板簷”的鬥拱可以看出，是日本工匠還沒有完全熟練運用中國鬥拱的例證。而現在我就站在這個板簷之下，就以它的受力原理看，它就是隻撐起一根橫拱，最簡單的“計心造”鬥拱，這和日本工匠是否掌握鬥拱原理沒有關係。而堂內的壁畫同樣在暗示一個信息傳遞給1400年後願意思考的人，據日本考古學家考證，創作於法隆寺建寺607年至以後的一百年內正堂內壁大小20幅佛教壁畫，其繪製風格和水平直逼中國敦煌壁畫。在法隆寺建寺的一百五十年後作成的《法隆寺資產賬》文書中沒有提及原始壁畫和作者。日本直到明治時代1897年開始保護壁畫，在1934年法隆寺大修繕時對壁畫做了攝影和摸寫，可惜在1949年一次大失火中原始壁畫幾乎毀盡。目前在正堂裏布置的是近一百年前日本畫家們對原始畫如實地摸寫作品。
從繪畫風格看，日本專家認為壁畫是多人創作而成，那麽誰創造出這樣的奇跡？他們和敦煌有什麽關係？即使是全球的冒險家探險敦煌也是清末民初的近代。陳丹青先生給出了答案，他在曾經介紹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濕壁畫時說過，那些無名的是壁畫畫匠在一個崇高宗教信仰之下，所創作出來的作品水準就等同於達芬奇《最後的晚餐》，我覺得借用叔本華美學的觀點，單一畫家的繪畫是飽含自身感受的“有我”過程，而畫匠完成神聖的宗教作品時是一個“無我”的過程，1400年前就是那些無名的畫工，他們也許在敦煌幹過活，也許是他們的師傅輩將敦煌技法傳給他們，他們在法隆寺內壁上成就的是虔誠，而留給千年之後的人類是一個奇跡。
聯係上篇對“遣隋使”的考證，更多的跡象在暗示我，曾經的中國匠人可能參與了法隆寺的營造，然而近在咫尺的法隆寺五重塔的“心柱”，成了我繞不過的坎，將我的身子緊緊“栓”在原地，而這個坎在數月後，我閱讀了古書後不經意地消失了，消失得使人豁然開朗和無比喜悅。關於五重塔中間一根靠基線以下近兩米的石台作基石支撐，而直撐塔頂的木心柱，在中國古建築教材被敘述為日本特有的“建塔方式”，它有別於中國古塔每層塔樓可以登樓遠眺，日本古塔除了底層外就沒法進入這一定論。我在梁思成先生所著的《中國建築史》中注意到了先生提及的一本古書，北魏末年楊衒之所著的《洛陽伽藍記》。書名“伽藍”是印度語音譯，指寺廟建築和其庭院。今天重新閱讀時留意了此書記述的北魏永寧寺塔的建造情況，這座早於法隆寺五重塔一百年前的“土木結合”佛塔，除去夯土地基高度，淨高136米，而法隆寺加上塔頂相輪總高是33米。在當時已經是如此高超的建造技術下，永寧寺塔內部應用的也是“心柱”方式來固定塔身，隻不過它用的不是木料而是夯土，也就是中國古塔自古不是都能登樓遠眺的，直到1056年建成著名的應縣木塔，被梁先生視為中國古建築史上撐起木構建築最大極限的現存國寶後，我們可以認為塔也可以似樓閣般登高遠眺。那麽法隆寺五重塔以心柱方式建成也沒有脫離中國古建築理念，說它是日本匠人創造顯然站不住腳。今天能親臨千年古刹，推翻了很多我以前的固有觀念，缺乏史料記載或沒有考證的部分，也許在實體上明白地“篆刻”著。
言而總之，今天的中國古建築學界在相當一段時間，還徘徊在梁思成先生建立起來的理論框架下，缺少純曆史特別是東洋史研究作為支撐，來試圖解決梁先生留給後人的課題，導致今天看問題和研究結果缺乏全方位的信服。梁先生曾在他的文章中提到法隆寺時，曾懷疑是古代高麗僧人所造，我對先生的尊敬遠勝於妄議，但有一點和先生是一致的，1400年前日本本土匠人決造不出法隆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