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頻
無知亦無得
在先秦儒家裏，孔子當然是創立儒家的先行者，他的思想背景是在《論語》裏所說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所以他能夠將在他之前的中華文化的精髓繼承發揚下來，正如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裏所說，“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六藝”就是指“六經”，“折中”就是“刪詩書、訂禮樂、係周易、作春秋”，他加以整理，並把他當做教學的材料，傳承下來。孔子以後的學生代代以教學為業，發展成為儒家教育傳統。孔子的思想一直到一百七十年後孟子出現，隻有孟子充分領會孔子的思想，並溫故而知新。他將孔子在《論語》裏片片斷斷的對話高度歸納為一個完整係統的哲學論述，對於人的社會，孟子提出“仁政”，這是從傳統的經典《詩經》《尚書》獲取精華，相比其他學派，儒家是繼承傳統經典最完美的學派。道家是創新，墨家是複古，還有配合時代需要的法家，陰陽家。我們學《論語》，語言樸實易懂，一旦接觸《詩經》《尚書》，這些樸實易懂的語言裏無不精彩之至。比如有一次，魯定公問孔子，“有沒有一句話，可以拿來振興國家的？”孔子回答他說，很多事情不能講得極端，靠一句話能振興國家，如果勉強要說有一句話，“為君難，為臣不易。”為君為臣要常常關心百姓，這就是整部《尚書》由堯舜到春秋五霸治國理政的思想，也就是戰戰兢兢去做兩件事，一“仁愛”，照顧百姓，尤其照顧弱勢者，亦如孔子的誌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二要社會正義，孟子提到孔子若為君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孟子，公孫醜上》這樣一個君王太偉大太完美了，這完全出自於《尚書》給君王立的標準。當然儒家的思想是不是隻適合於早期部落社會呢？筆者認為不是沒有可能，因為儒家思想從沒有在以後帝王統治下真正成為執政理念。所以這種思想隻能停留在理想層麵，但是同時我們如果真正領悟到孔孟儒家思想，他又有與時俱進的一麵。比如孟子裏，已用《詩經，小弁》提到如果父母有錯，自己可以抱怨嗎？如果這個錯嚴重，子女要勸導父母。“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孟子，告子下》“愈疏，不可磯都是不孝。”所以孔子對《詩經》的評論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思無邪”就是文學作品出於真誠的情感。
孔孟思想從沒有“三綱五常”，隻認為隻有一綱，父子綱。也可擴展到父母與子女的關係，這個關係是無法逆轉的。“三綱五常”源出於法家《韓非子·忠孝》，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君為臣綱”，可是孟子對君王的態度就證明了孔孟思想不接受“君臣關係”：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孟子，離婁下》
就是在今天，誰敢指著君王的鼻子罵“寇仇”的？孔孟才有真正的精神家園。
與《論語》《孟子》這類語錄式著作相比，《大學》《中庸》才是係統地闡述儒家思想的經典。《大學》出自原是《禮記》第四十二篇，內文約在戰國末期至西漢初年撰成，自唐代韓愈、李翱維護道統，開始推崇《大學》與《中庸》。北宋司馬光編撰《大學廣義》，是為大學獨立成書之始。《大學》是給新官上任實施“仁政”的工具書，語言簡練易懂，由個人之“明明德”（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做起；發揮到“親民”（齊家，治國，平天下），以達到“止於至善”的境地。這裏尤其注意的是，《大學》闡明人與“善”不是一體，需要努力“至善”。這和荀子拋棄所謂儒學“性本善”而視“性本惡”的根本區別。《中庸》文句深奧，是孔孟儒家思想集大成者。關於中庸的著者，司馬遷的《史記，孔子世家》和後漢大學者鄭玄《禮記》都指明是孔子嫡孫子思所著。清代學者袁牧等主張《中庸》出自孟子之後。日本學者武內義雄《子思子考》主張《中庸》上卷是子思舊篇，下卷寫於秦末也是值得探討的。宋明理學家以南宋朱熹為代表對《中庸》名之解釋倒膚淺至極，“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不失為“搞笑”之舉。《中庸》開門見山直指“致中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既然已經將人間大本大道說盡，便隻剩下“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同樣在《中庸》第六章對舜治理的描述，點明了“中庸”就是“用中”，“執其兩端”與“用其中於民”，則是能夠正確把握人與人之間的適當關係即“中”，再將此一適當關係（亦即所謂的善）應用於百姓身上。這個“中”字比較微妙，它包含了心中的善意、對善的判斷，以及具體的善行，“中”有內在之意，亦有適當之意，再歸結為善行。換言之，“用中”二字可以分而論之。“中”是指關聯於“善”的一切，亦可概括稱之為“仁”。“用”則以知為前提，需要“智”的層次；進而再付諸實現，屬於“勇”的層次。因此“用中”兼顧“智、仁、勇”三達德，當然不是易事。筆者認為“中庸”意即在此。《中庸》的核心就是“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意思就是，隻有天下最真誠的人，才能夠完全發揮出自己的天賦本性，從而完成自己生而為人的天賦使命。這裏的至誠，就是達到了極致的真誠。而由此“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達到“讚大地之化育”為“天地齊名”。這裏尤其注意“至誠”，要發揮個人的天賦本性，“真誠”極為重要，也是孔孟思想的精髓。當然《中庸》後部有明顯將孔子送上“聖壇”，是漢朝時被修改後殘留的痕跡，這和孔子“一以貫之”思想完全不符。
公元七世紀前後，唐代著名史學家劉知己在《史通》裏寫有《疑古》和《惑經》就是對漢代經典質疑的開始，也是正式宣布和儒家以“孔子，顏回”作為繼承脈絡的否定，而真正樹立“孔孟”繼承脈絡還是要到趙宋王安石主持編撰《三經新義》作為科舉教科書的開始，同時代的史學大師司馬光雖然《疑孟》，但還是重推《大學》。再加上早在南北朝梁武帝時代就有學者推重《中庸》，那麽以下結論就無疑了，南宋朱熹並沒有做後人所想象出的那樣編了《四書》，而是將《四書》的次序做了排列，從易到難依次是《大學》，《論語》，《孟子》和《中庸》。但在“人性是善是惡”這一哲學重要基石敘述上，完全錯誤地主張“性本善”而和真正的孔孟思想背道而馳。提到“性本善”自然就想起《三字經》的開始，“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三字經》的作者是南宋師宗朱熹的王應麟，《三字經》的前六字，是程朱學派，“性相近，習相遠”選自《論語》，是孔子對人性論的最早思想，孔子對人之初性是善是惡的確沒有具體地闡述，孟子對此做了完整地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