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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隨筆 《仰止孔子之克己複禮篇》 上

(2022-04-10 05:10:35) 下一個


         

                仰止孔子,景行行止。格物致知,致中中和。泱泱華夏,唯子獨尊。悠悠我思,天下至誠。    
         

                說到儒家思想務必要分清楚,孔子以前的“周公老儒”,孔子和孟子的“孔孟儒家思想”和秦以後至明清的為帝王統治服務的“儒術”這三種。複旦已故朱維錚教授將第三種稱為“學隨術變”的儒家思想,筆者認為還沒資格稱它是什麽儒家,它本質就是一個“術”,朱教授的“學隨術變”觀點裏,對“學”的定義是客觀地探求和總結未知領域。對“術”的定義是為附和帝王或者統治階級的統治策略而以本學問加以詮釋獲得話語權和理論統治。今天我們所了解的儒家思想,幾乎都是第三種被人為地詮釋而破綻百出導致現代人為它唾棄,漢代董仲舒開創“今學”至班固寫入“三綱五常”,都靠帝王威權將其強製性摻入文人思想。南宋朱熹自以為讀透儒家經典,對儒家思想做了規範性總結,完成了《四書章句集注》這一被後人稱為儒家理學名著。一三一三年,元仁宗發布詔令定“四書集注”為科舉考試的定本。明洪武二年(一三六九年),科舉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標準考題出處。至清一九零五年廢除科舉為止,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一直是統治階級的官方意識話語權,通過科舉形式淩駕文人思想,指望中舉的讀書人必須熟讀,不得另加解釋。俗話說謊話說千遍也變真話,何況說了六百年。歐洲文化有過一次“文藝複興”,其本質就是“複古”,無論“古”對今天有沒有用,至少有了反思和比較。中國秦以後所謂的“儒家思想”從未有過什麽反思和比較。
         

                  直至清代,確有學子對《四書章句集注》提出質疑,浙江蕭山的毛奇齡少時聰穎過人,十三歲應試明朝童子科,康熙年間獲博學鴻儒二等,入翰林。他專編《四書改錯》,為“倒朱第一人”,他曾放豪言“元明以來無學人,學人之絕斯三百年矣。”這三百來年學問人都死光了。毛奇齡先生對朱的《四書章句集注》羅列出錯誤竟達451條。錯的也太離譜了,這裏摘選他《四書改錯》裏痛批的一段,一吐為快。
               “四書無一不錯:……然且日讀四書,日讀四書注,而就其注義作八比,又無一不錯。人錯,天類錯,地類錯,物類錯,官師錯,朝廟錯,邑裏錯,宮室錯,器用錯,衣服錯,飲食錯,井田錯,學校錯,郊社錯,禘嚐錯,喪祭錯,禮樂錯,刑政錯,典製錯,故事錯,記述錯,章節錯,句讀錯,引書錯,據書錯,改經錯,改注錯,添補經文錯,自造典禮錯,小詁大詁錯,抄變詞例錯,貶抑聖門錯,真所謂聚九州四海之鐵鑄不成此錯矣!”
       

                   麵對《四書改錯》,筆者對毛先生敬佩無疑,正如歐洲哲學思想由“柏拉圖對話錄”為源點。孔孟思想必須以《論語》《孟子》為源點,而不是後來的各類“術”。現代人對儒家的刻板印象是:重視群體和諧而忽略個體差異,講究人情麵子而忘了真誠坦蕩,最後淪為不講道理的三綱五常,在困難麵前懦弱溫順,尤其到了清末民初國家民族遭受侵略瓜分之“兩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下,當然遭受國人痛罵。像這樣的儒家難免讓人望而生其厭。但這是儒家的真正內涵嗎?這是孔子立說的原始精神嗎?
         

                    其次,現代人生在西方文化主導及全球文化交融交鋒的大趨勢下,變得既豐富又複雜。正如當代大學者秦暉教授曾經說過“今天的中國,除了西方民主沒有引進以外,還有什麽東西沒有融入中國的?”我們身處其中,容易覺得盲目而茫然。許多學者以“後現代主義”一詞為其標的,意思是沒有任何觀點可以免於受質疑及被否定,由此形成價值中立或“隻問事實不問價值”的現象。這種接近虛無主義的態度,正是人類心靈的最大挑戰。針對這種處境,孔子思想能夠提出什麽解藥?如果經由深入研究,發現真正儒家學說可以救治人類的時代之疾,那將不僅是我們中國人之幸運,也是全人類之幸運。
         

                    在這幾年的“新冠抗疫”中之所以能在華夏大地將“清零政策”推行下去,和中國人固有性格不無關係。在分析中國人的性格時,會發現“群體”的作用遠大於“個體”。這也許是個客觀事實,但是如果回溯於儒家的起源,向孔子請教的話,就會察覺原來孔子的觀念是兼顧群體與個體,並且在兩者之間保持一種動態平衡的。孔子主張“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認為實踐人生理想的主動力量在於人。他心目中的人是不分階級、族群與貧富差異的,所以在得悉家中馬廄失火時,他的當下反應是“曰:傷人乎?不問馬。”,解釋很簡單,“人傷著沒有?”而沒問馬怎樣。”要知道即便是到了漢代,馬的貴重遠過於養馬工人,何況在春秋時代。孔子是這樣地重視人命,這是秦以後以法家思想施政的幾千年帝王所能比擬的嗎?因此推崇孔子為人文主義者,說他具有深刻的人道情懷,乃是合宜的判斷。而後人往往對孔子所說的“人”傾向於一個集體概念,譬如他的核心觀念是“仁”,被後人解讀為“從人從二”,也就是不離人我之間的互動,這是對“仁”的過度解讀。我們還可以在孔子其他對話中注意到他對道德行為的主體是個人的論述。
       

                也許某學者會站出來說,“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孔子已經把個體叫“己”,把集體叫“人”,還有什麽可以分辨的?但是,同樣孔子也有一句至今常被人引用的名言“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一個普通人的誌向要勝過三軍統帥。在道德修行上更是如此,孔子說:“譬如用土堆山,就差一筐土就完成時停下來,那是我自己要停下來的;譬如在平地上堆山,雖然隻倒下一筐土而堅持不懈地繼續,那是我自己要做的,要做要止全在於“我”的選擇。”《論語,子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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