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頻
無知亦無得
仰止孔子，景行行止。格物致知，致中中和。泱泱華夏，唯子獨尊。悠悠我思，天下至誠。
《影響世界曆史一百位名人》是美國物理學家、普林斯頓天文學博士麥可·哈特於一九七八年所著。後人對著者為人類選出這一百位名人，大致給予接受。這一百位名人裏，思想家，哲學家，宗教領袖和科學家居多，也有少數政治家。毛澤東排第八十九位。發明造紙術東漢的蔡倫意外地排在第七位。春秋孔子排在第五位。他的繼承者孟子排在第九十二位。在中國孔子家喻戶曉，荀子自立旗杆批孟子，主張“人性本善”，西漢董仲舒向漢武帝獻計“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至東漢班固主張“三綱五常”。以致南宋朱熹著《四書章句集注》以儒家正統自居，明洪武二年（一三六九年），科舉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考試科目。在元明清三代的六七百年，這本“錯得一塌糊塗”的本子以帝王威權一直淩辱文人思想。近代五四“打倒孔家店運動”和文革“批孔運動”，孔子自孟子後從來沒被真正認識，孔子思想從來沒被真正繼承，兩千多年來，就有這麽多所謂的學者借孔子大名和儒學道理將其視為“術”為帝王統治服務。譚嗣同在《仁學》中說：“兩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兩千年之學，荀學也，皆鄉願（注：偽善）也。”
筆者認為，近代中國自民國推舉“德先生賽先生”後，思想領域始終沒有躲避開聯共斯大林所篡改的所謂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這一早已被當代人類普世價值所唾棄的“又臭又長的裹腳布”。我們祖先曾經有過非凡的思想，該到了重新去認識的時候了，無論這一思想是否能完全適應於今天，但重新認識有其必要性。
春秋諸子百家是中國曆史上哲學思想集大成時代。儒家思想自古至今始終受到尊敬弘揚，這裏暫且不討論今天我們了解的儒家思想和當年孔子所提倡的到底有多少不同，首先對儒家思想的“儒”作概念理清。《四書五經》的規範出於南宋程朱學派的朱熹之手，其中《五經》“據說”源於孔子之前，在《莊子，天運》裏，孔子對老聃說：“我研究《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時間很長了。”至漢代，其中《樂經》因亡佚了，在《漢書，藝文誌》已無記載。唐朝時因唐太宗令顏師古考訂《五經定本》，令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其孔撰官修的《禮記正義》簡稱《禮記》，和其他八本經典合成作為唐朝科舉考試的教科書，後人稱《九經》。至於《四書》，南宋朱熹將《禮記》中的兩篇重要文章單獨成書，編為《大學》和《中庸》，和《論語》《孟子》合成《四書》。將《易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合成《五經》。這裏要提一筆，《大學》《中庸》雖然出自《禮記》，不是孔子所研究《禮》的內容之一，也就是《大學》《中庸》和孔子是毫無關係，傳說孔子隻對上述這麽多經典裏的《詩經》和《春秋》有過編撰。至於孔子和“儒”的關係，隻有出自《論語》裏一句話，孔子對他的弟子說：“女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句中“女”當“汝”，意思是你要成為君子儒，不要成為小人儒。曆代自以為研究儒學的大家，包括當代所謂弘揚國學的著名大學教授，對《論語》每字每句拆解至極，而對“小人儒”又含糊其辭，以為不重要或者根本就沒把“儒”搞清楚。民國章太炎先生在著名的《國故論衡》裏對“儒”的廣義和狹義定義作了論述，這一論述同時也創立了“詞義由古今異”的一個曆史見解。先生認為，“儒”由從一個廣義的，包括一切持有技能，卜術之士的“儒”，後來竟縮小到那“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的狹義的“儒”。孔子對弟子提出“君子儒”和“小人儒”可見在孔子的時代，“儒”的流品是很雜的，有君子的儒，也有小人的儒。東漢儒學大師鄭玄在《周禮》校注裏，提到“儒”是“有六藝以教民者”，可是按照胡適先生對《周禮》本身可疑來看，鄭玄也沒有在其他著書裏證明過上古確有“持六藝的儒者”。
《說文解字》裏對“儒”的解釋是，“儒，柔也，術士之稱。”筆者這裏多加一筆，《說文解字》是東漢許慎編著的一部重要的文字工具書。它對上古文，也就是漢之前篆體文字進行了整理和規範解釋，為漢，唐，宋時代的漢文傳承發展起到了無與倫比的作用。《說文解字》寫明了在上古文裏，“需”和“耎”相通。《周易》對“需”解釋為“密雲未雨，故為遲待疑滯之象。”章太炎先生從古典中對“儒”的各類注解，總結了“儒”的第一義是一種穿戴古衣冠，外貌表現文弱迂緩的人。在《檀弓》裏描寫孔子臨死時自稱為“殷人”。他生長在魯國的殷人家庭，長大後還回到他的故國去住過一個時期。胡適先生提出“儒”再進了一層，是指在魯國殷的遺民，穿戴殷的民族衣冠，習行殷的古禮。筆者覺得兩位大學者對“儒”的定義值得確信。那麽這幫衣冠殷服，外表文弱的儒者，在孔子時代的社會裏怎麽“混飯吃”呢？《荀子，儒效》篇裏對此描寫是，他們是很貧窮的，往往“陷於饑寒，危於凍餒”；這是因為他們不務農，不勞作，是一種不耕而食的寄生階級。第二，這些儒者頗受人輕視與嘲笑，因為他們的衣食須靠別人供給；然而自己倒還有一種居傲遺風。第三，他們有職業，那是一種禮教“策劃”的職業：他們熟悉禮樂，人家有喪祭大事，都得請教他們。因為人們必須請這些儒者治喪相禮，所以這些人雖然貧窮，卻有些社會地位。罵這些儒者的可以說是“因人之野以為尊”；他們自己卻可以說是靠知識做“衣食之端”。第四，這些儒者是實行“久喪”之製的，而他們最重要的謀生技能是替人家“治喪”。他們正是那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這是儒的本業，說白就是殯葬業者，孔子同樣如此，這在《論語》中多次描述過。《論語》中同樣也記述了孔子在殯葬業空閑之餘，還教學生“禮”，在魯國做了幾年官，還隨學生周遊列國。弘揚儒家思想成了後人視為“聖人”。正如《孟子》最後一章有這樣的記述。
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這樣的低徊追憶不是偶然的事，乃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傳說幾百年流行的結果。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五五一年），上距殷武度的滅亡，已有五百多年。大概這個“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預言由來已久，所以宋襄公正當殷亡後的第五世紀，他那複興殷商的野心也正是那個預言之下的產物。到了孔子出世的時代，那預言的五百年之期已過了幾十年，殷民族的渴望正在最高。這時期，忽然殷宋公孫的一個嫡係裏出來了一個聰明睿智的少年，起於貧賤的環境裏，而貧賤壓不住他，他多才多藝，使他居然戰勝了一個當然很不好受的少年處境，使人們居然忘了他的出身，使他的鄉人異口同聲地讚歎他：“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孔子弘揚已經“亡國遺民”的儒學，將儒學曾經的柔弱形象改變成剛毅進取。孔子推崇“仁”，“仁”用現代文解釋就是“朝著自己決定的人生道路堅定地走下去。”他提倡擔負起天下重任，他說“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他還說“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所以他勸導學生做“君子儒”不做“小人儒”。“君子儒”就是以天下大任為己任，無私地去承擔。“小人儒”就是有私心，在大是大非麵前“躲躲閃閃”。胡適先生將“小人儒”稱作“俗儒”甚為恰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