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頻
無知亦無得
敘述真實，文筆詼諧，尊稱簡略。
一九四九年年初的大年三十，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將沈從文接到頤和園附近的住處小住幾日，那時北京二環裏的傅作義已經被包圍著，但清華北大那一片已是解放區，每天還有如張奚若等文化大佬登門小坐，梁思成夫婦近期心情不錯，因為前些天有幾個解放軍軍官拿著北平地圖來請教他們，北平城裏哪些是古跡不能炸哪些地方可以炸，梁氏夫婦覺得這是個“仁義之師”啊，知道保護古跡有文化嗎！同時他們因為將來和平解放後有這一貢獻也不免沾沾自喜。借用加西亞馬爾克斯的著名句式，“多少年以後，當梁思成眼睜著從北京舊城牆上拆下的一卡車一卡車城磚，不由想起那天野戰軍軍官手捧地圖的眼神，渾身打了個哆嗦。”
可是這時的沈從文心情很壞，因為北京大學這幾天有人貼出了大字報，重溫郭沫若四八年寫的《斥反動文藝》的文章，裏麵把沈從文的創作定性為“桃紅色”，是文字裏的“春宮”，大字報旁還掛了標語“打倒沈從文！”作為北大教授的沈從文不免覺得彷徨，真不知道未來自己在新潮流裏算什麽東西。
沈從文想起了一九四八年和一幫文學家在一起討論過文學的方向，他提出了一個“紅綠燈”問題，也就是用“紅綠燈”在比喻政治對文學的管控，沈從文認為沒有“紅綠燈”的掌控更便於文學的創作，作家的路會走的更好。他擔心政治權力會操縱“紅綠燈”，他甚至提出優秀的文學可以修正錯誤的政治，但是作家廢名就比較悲觀，他認為文學是天才的事，文學隻揭露自己的痛苦對社會沒有影響，廢名說一戰以來都沒有好作品，就蘇俄為例，那裏就是紅燈管控著。那天沈從文的學生汪曾祺也參加了討論，他更悲觀，他認為政治肯定要掌管“紅綠燈”，那是沒辦法的事，作家要活下去隻能聽從“紅綠燈”指示行動。北大英文係教授錢學熙作了一個總結，他說隻有兩條路，一條是不管“紅燈綠燈”一直往前走，走到被槍斃為止。另一條就是妥協，作家不寫了，也就是槍斃自己。這場很少被提起的討論其實很有前瞻性，它預見性地提出了一個真問題，政治掌控下的文學命運，而這個問題被許多年後的文學事件和命運所回答。我們戲稱它是新中國“文學事故”。借用加西亞馬爾克斯的著名句式，“許多年以後，當他們中的某人想起那場討論話題時，不竟恍然大悟，莞爾一笑。”
離開梁思成夫婦家後，沈從文決定“槍斃”自己，他不是不寫了，他是不活了。他磨了脖子，不久前他還摸過電門沒死成，這回是用剃刀割了自己的頸部，還將兩手腕割破，喝了碗煤油，這亂七八糟的死法至今我還沒搞懂，當然他還是沒死成，傷愈後就把他轉送了精神病醫院，我國偉大的現代文學家沈從文就以一個精神病患者的身份進入了一九四九年社會主義新社會，在這之前他最後一篇小說發表在一九四七年，《傳奇不奇》竟成了他的封筆之作，那年他才四十五歲。
新中國成立後，胡風開始粉墨登場，他成了這台戲的主角，跟他比起來張愛玲隻能算是“路人甲”，張女作家在一九五零年後也寫了些東西，《十八春》就是後來改名為《半生緣》的，這些張愛玲自己都覺得挺別扭的，仿佛自己寫的和這個社會格格不入，於是她去了香港，然後又轉道去了美國，所以張愛玲在中國當代文學史是沒地位的，我們就不用再假設她如果一直留在大陸會怎麽怎麽，看看別的作家命運也就有答案的。這是個“毀滅”事故。胡風太悲壯了，他以一人之力創出了中國二十世紀最大的“文學紅綠燈”事故，這事故有數千人受波及和株連，他自己也度過了悲慘的一生。本來胡風是左翼文學的大哥大，魯迅是教父，他自我感覺特好，新政權建立後他風塵仆仆地趕了過來，開國大典後，胡風躊躇滿誌地寫了四千六百多行的長詩《時間開始了》，這麽棒的標題就是歌頌毛主席的“頌聖詩”。
但沒多久他就發現不對勁了，因為他是國統區跑過來的，和解放區的文藝人差得不是一個起跑線，他沒參加過延安文藝座談會，就算沒有“醍醐灌頂”,哪能領會座談會精神。要知道解放區的文學不是左聯的延續，胡風哪分到一杯酒，能讓他上桌就不錯了。所以在新中國黨的文藝隊伍裏磕磕碰碰，別別扭扭幾年後，胡風終於安奈不住給黨中央寫了封長信，洋洋灑灑的二十七萬字，夠得上一部長篇了，就是在這部“上書”中提到了“五把刀子”一說，他這“五把刀子”刀刀都砍在黨的文藝大旗上，完全背離了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精神，枉顧解放區文藝實踐的成就，對抗黨對新中國文藝戰線的領導，活脫脫的就是錯誤的反黨反革命觀點，胡風連檢討都沒來得及，和胡風觀點相近的好友，學生以及那些同情者都被打成反革命集團，人民日報發文，編者按是毛澤東親自操刀撰寫，結局是胡風入獄，這回和他打交道的是公安局而不是作協，然後勞動改造，精神失常，直到八十年代才平反。二十七萬字，幾乎一萬字關你一年，挺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