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頻
無知亦無得
晚清思想家嚴複在他擔任北洋水師學堂教務長期間，翻譯的赫胥黎《天演論懸疏》裏，無意夾雜了“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引進了中國。而這一思想影響以後中國的各領域，又以“變異”方式滲透到至今是當初嚴複先生生前萬沒預料到的。筆者認為，因為甲午慘敗捅破了當時有識之士所固有的“西方製造物”能改變中國落後的思想，在尋找更為“先進”思想上，康梁或者嚴複等學者看得其實很遠，但未必很高，這和他們成長的環境和固有思維不無關係。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著作隻是達爾文《物種起源》的馬前鬥士，嚴複先生在翻譯《天演論懸疏》的初心裏未必知道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因為《物種起源》所研究的不牽涉到“人”這一“高等生物”，而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就是人種裏的“進化論”，雖然“二戰”以後因為德國屠殺“猶太人種”的慘劇後，人類學和社會學領域已經徹底拋棄“社會達爾文主義”。
晚清直到民國，中國社會是有引進各種思想的“土壤”，後人甚至把這一時期“妄稱”中國曆史上第二次“諸子百家”，而事實僅僅是統治當時中國的不是個“強權”體製。於是乎，先有“社會達爾文主義”，接著一八九九年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為國人引入了“馬克思主義”，這裏指出的是毛澤東同誌後來闡述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等”是有誤的。還有二十世紀初引入中國的“無政府主義”，佛界的太虛法師，民國政府的吳稚暉先生，和後來老作家巴金都是“無政府主義”的創導擁護者。這裏就產生一個疑問，影響這個民族幾千年的儒家思想去哪裏了？筆者認為所謂“以德為先”的儒家思想一直停留在士大夫階層，南宋朱熹所自薦的“四書五經”被元朝列為科舉考試命題範疇後，尊儒本質上隻是“上考舉子”認定的教課書而已，所以明末開啟的“基督教傳教”活動很有平民市場。直到清末新政一九零五年“科舉廢止”後，儒學根本就沒有存在的“官方必要”，另外存在中國曆史一千三百餘年的“科舉”這一選拔公務員製度，的確是人類曆史上值得肯定的構造上層建築的“壯舉”，但正如陳寅恪大師說提出的，它演化成“官僚機構”過度膨脹，尤其到清代出現了合法化“賣官”現象，就是今天，龐大的公務員實體成了當今中國各級政府裏甩不了的開支“腫瘤”。
當今以色列著名曆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在他的名著《人類簡史》裏闡明，尼安德特人的滅絕是今天的“智人”所為是無爭的事實，那麽“適者生存”早就存在於人類的起源。中國北宋偉大的科學家沈括在《夢溪筆談》中有這樣的描述，“士人以氏族相高，雖從古有人，然未嚐著盛。自魏氏銓總人物，以氏族相高，亦未專任門地。唯四夷則全以氏族為貴賤。如天竺以刹利、婆羅門二姓為 貴種：自餘皆為庶姓，如毗舍、首陀是也。其下又有貧四姓，如工、巧、純、陀是也。其他諸國亦如是。國主大臣，各有種姓，苟非貴種，國人莫肯歸之；庶性雖有勞能，亦自甘居大姓之下。至今如此。”可見中國自古就有“貴賤有分”。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是英國工業革命的產物。他本身是一個土木工程師，英國發達的科學與活躍的思想讓他發展出“綜合哲學”的概念，試圖整合人類在具體領域內比如物理和生物學的知識而產生出一套有機和諧的、能夠在更大範圍內解釋世界的宏大理論。除了“自然選擇”的概念產生自達爾文，斯賓塞還試圖將“能量守恒”的理論解釋社會。他發展出一整套極具包容性的“進化”觀點，認為物理、生物、人類的思想、文化和社會都處於一種前進的發展“進化”之中。他認為所有倫理的基礎，是人類對於自身所生存的環境的適應，而邪惡的根源則是“對環境的不適應性”。他的這一思想在一八七零年“拜金主義”美國受到極力追捧，可在這之前就有了關於一個奴隸算“四分之一”人的選票的爭議，當然今天的中國廣大農民的“人代”選票比例遠沒有“四分之一”。二零二零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卷席整個人類社會時，針對一些國家的醫學專家提出的“群體免疫”的概念，以及疫情“重災區”的美國出現了“盎格魯-撒克遜”人和黑人，黃種人等之間的種族分歧愈演愈烈，有人將之評價為“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死灰複燃”。
那麽，達爾文自己對派生出來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抱有什麽觀點呢？ 達爾文沒有停留在一八五九年《物種起源》的觀點上，他對此也有發展。第一，在《物種起源》的最基本觀點是，一個物種能夠生存下去取決於它的繁殖力， 而繁殖力取決於環境的選擇。所以它的整個過程是一個“被動的”，接著他在他的晚年《人類的起源，進化》那本著作裏，闡明了“人”作為有動物屬性的種族延續除了其繁殖力以外，有別於其他動物的高等智力也起到了作用。不能否認，這個觀點的提出的確受到斯賓塞“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但是這個延伸不是達爾文發明的，達爾文隻是認可斯賓塞的“適者生存”裏的“適”裏包含了“智慧”這個因素，因為人作為“高級動物”的生理特點適應自然的能力，比如靠體力的奔跑，抗冷熱的皮膚等遠不如其他動物，隻要靠卓越的智力成了這個世界的主宰，同時在人與人之間的確存在智慧的差距，智慧高的人相比智慧低的，確實能獲得更多的資源來提升他和他的家族，到此為止達爾文對人種和人形成的社會的觀點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是很相似的。但十九世紀末在歐美盛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支持者，延伸了以下觀點，那就是反對將社會資源和福利刻意地提供給社會低下族群，比如窮人或者非法移民，因為如果這樣做了，將拖垮整個社會的提升。第二，達爾文還提出了社會價值觀，那就是人內心本來存在的憐憫心，同情心和道德觀，善惡觀能幫助人在社會上獲得更多的生存資源，人在社會上能相互幫助和共享關係這本身就是人存在於社會的本性。同時達爾文指出，人這種互幫互助的本能在其他動物族群裏也多少存在，我們隻要稍微了解一下動物世界裏，這樣的本能的確不難發現。總而言之就是人那種“無私性”是本能而不是生後靠學習或者宗教信仰所獲得的，這也是進化的驅動力，因為他跨越了人的另一麵“自私性”。達爾文指出一種動物族群的延續不是靠單純的繁殖和“自私”地榨取資源，隻有充分利用“無私性”生存才能延續得更長，這裏可以例舉目光短淺，視眼前利益似生命的商業投機分子，靠降價或劣質產品獲得一時的暴利，但長此以往總是要被淘汰，而現在成功的企業無不依靠互助和長遠的發展眼光。達爾文在一百五十年前就提出這樣的觀點，當一個社會始終出於爾虞我詐，為了幾塊錢的薄利寧可在產品裏摻假或不擇手段，當整個社會出於一種惡性循環失去公信力，人與人之間充滿疑心和敵意，社會的健康延續必將收到阻礙。
《物種起源》作為科學著作和一六八七年牛頓發表運動“三大定律”和萬有引力定律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這兩個時間段作為“科學革命”徹底改變了人類對自然和生命的看法，和在這之前的“文藝複興”，在這之後的“工業革命”所連貫在一起的歐洲文明被視為提升人類文明的主要力量是不能否認的。而達爾文後來的《人類的起源，進化》以及斯賓塞主張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隻能視為兩個不同論述而不是科學範疇。在同樣這個時代，歐洲對整個世界輸出“殖民主義”而所向披靡，“社會達爾文主義”當然容易被人接受。但是它和上述達爾文對人的起源和進化觀點最大不同在於，“社會達爾文主義”具有主動性和刻意去製度化，而後者是“被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納粹德國及其協作國對猶太民族的種族滅絕行為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猖獗至極的表現，也是人類對其憎惡的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