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頻
無知亦無得
抗戰，如果這兩個字代替豐碑，那在它之下埋葬了無數白骨。幾十年後他們的子孫後代上著曆史課時不以為意，他們認為那些離他們遙遠故事隻是拿來摻讀的，或者是用來作說教的，在後來一世紀過去了，這時的人們已徹底遺忘了這兩個字，把它編為古代史，同時和平安逸的生活讓人們更加貪婪起來。筆者為沒有經曆戰爭感到最大的欣慰，今天能夠靠網絡AI修複的當時抗戰的短小視頻窺到那時的場景，那些在炮火彈林間隙，英雄們充滿對生活向往的說笑和約幼稚的臉蛋，眼神，似乎不曾想到幾分鍾後將是死亡。
抱歉筆者在開啟這個客觀史學概論前寫下上端文字。八十多年前那段國難存亡曆史，因為後來的曆史變遷而被遠離真實的解讀。慶幸的是完全以家族收藏的《蔣介石日記》公開，給後人研究和澄清曆史提供了最原始的材料，真如同樣重要的《今井武夫回憶錄》的出版給“盧溝橋事變”定性一樣，真實的一手資料的公開對後人研究曆史和還原真實的作用勝過任何雄辯。以下筆者依據《蔣介石日記》內容，認證抗戰史中有待重申的幾個部分。一，以“西安事變”逼“蔣”抗日之提法純屬謬誤。二，“盧溝橋事變”是一個偶發事件闖進了曆史。三，關於花園口決堤和法肯豪森將軍小傳。
《蔣介石日記》是中國近現代史重要人物蔣中正先生從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因手部肌肉萎縮症不能執筆為止之私人日記，共五十七年，是中國曆史上現存最完整、資料量最巨的領導人日記，他的公開顛覆中國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過去官方論述，這點也得到了中科院楊天石教授這位《蔣日記》現役最高權威和經手蔣家後人將《日記》轉到美國斯坦福大學保存的華裔博士郭岱君先生的多次肯定。從日記上看，蔣先生下定要和日本必有一場決戰的決心是定在一九二八年濟南慘案之後。一九三三年時日記都是“彷徨”“無告”“猶豫”“愁挫”“苦思良策”詞語，一九三四年日本的國防白皮書明確闡述了對中政策“應用支那地方割據之事實，分而治之。”所以蔣確信日本不可能在中國打大規模的戰爭，他的持久戰想法就越來越清楚。當時的日記裏寫到“故與此持久戰鬥，就是作長期不敗的抵抗，第一線部隊打敗後還有第二，三線部隊去補充，第一線陣地被突破後，我還有第二第三線陣地，這樣一部複一部的兵力，一線複一線的陣地，不斷步步抵抗，時時不懈，此抗戰越持久越是有利，若能抵抗三年五年，國際有新之形勢變化，等”蔣不但希望日本內部發生變化，也期待日俄也會發生戰爭。
蔣和當時國內官員想法不一樣，更注意國外列強之間的關係，當時全國上下對日就是想戰，尤其是東北流亡的學生教師，左派的都讚成抗日，但是蔣是踩刹車的，原因就是他清楚中日國力差距有多大。直到二戰之前，中國和德國關係一直很好，兩國簽訂了一個礦業的協議，其實是一個秘密軍事合作協定，德國來了兩批顧問團，領銜的是賽克特將軍和法肯豪森將軍，這不是一個民間的合作，賽克特將軍對國軍軍事提了一些建議，因身體不好，後來的法肯豪森將軍在一九三五年七月的《關於應付時局對策之建議書》對抗戰的戰略有了相當正確的判斷，法肯豪森曾建議蔣，要以江南作為抗日的主戰場，四川作為後方根據地，當時國民政府都管轄不了四川，軍政令都進不了四川。中央軍隻管長江下流六個半省，那半個省就是有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戰爭需要大後方，日方有依托東北，窺視華北。是一個南北的走向，而自古以來，北方外族入侵，由北往南是易攻難守，所以一九三三，三四年蔣幾乎走遍了整個中國大西方，大西南，他幾乎到過那裏任何一個有名的城市，他在日記裏記述的這些訪問和分析每個地方的地形設施的特點，給了後人很多疑惑，其實他在尋找理想的後方根據地，他曾經想過西安，洛陽等，但是他考慮到俄國因素，還是放棄了，他最後看中四川是因為當地有初步的工業基礎，但如何入川，他在日記裏寫到“當在愁之，思之。”當時那段時期的日記多的是“怎麽辦？怎麽愁？”到了一九三四年豁然開朗，某天他似乎突然“開竅”寫到“我要借剿共而收複西南”後來幾天一直寫同樣的文字，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他寫到“若為對倭計，以剿匪為掩護對日抗之原則，避免內戰使倭無懈可乘，並可得眾同情，乃清剿川黔殘匪而得西南之根據，以為是非徹夜當在愁之，”四川當時有三個軍閥控製，所以中共紅軍兩萬五千裏長征，從蘇區走西南，到四川雲南北部渡怒江北上，這樣繞大圈就是中央軍尾隨紅軍，追而不剿。四川劉湘見紅軍入川而中央軍尾隨，就怕中央軍進了四川不走，於是打電報給蔣願主動出擊剿匪，可是和紅軍打了兩次敗仗，彈盡糧絕，到了無法收拾殘局地步，隻能要求中央政府援助，所以民國建立直到一九三五年才有第一任四川省主席，拿回四川後，蔣日記裏整個氣勢和口氣都變了，“對日不戰則已，戰之必勝”，“去年，我率軍不斷追剿使川滇黔根據成國家生存之根基，日本看到此情形非常不安，這川滇黔三省若能統一，中國便有了複興之根據地，從此便是三年亡不了中國，即便三十三年也打不亡中國。”
如果上述是蔣介石抗日思想停留在日記裏，那麽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底洛陽會議，可以作為鐵證，蔣介石和他最高軍事高層的抗戰戰略和開戰後的諸多問題共識，在“西安事變”之前就有了一整套計劃。這次洛陽會議沒有寫在後來的中華民國和國民黨檔案裏，它是借為蔣祝壽而集當時政府最高層官員在洛陽，而避開日本的眼線。這次祝壽張學良和閻錫山都赴宴了，但筆者認為他倆肯定沒有參加那個軍事會議，陳誠日記寫到“我奉委員長電召從廬山綏靖進入洛陽，籌劃抗戰大計，製定戰略構想，至於製敵而不為敵所製，要以犧牲爭取空間，有空間爭取時間，以時間爭取最後的勝利，”，徐永昌在這年十一月一日日記裏寫到“蔣先生視日本對我不戰而屈人之手段，我要戰而不屈反其道而行，前時我們之所以避戰，與敵呈南北對抗之形勢，對我不利，今川黔剿共得四川後，與敵呈東西對抗之形勢，可長期堅持，隻要我上下團結雖戰敗到極點亦不屈服，等”法肯豪森將軍也出席了洛陽會議他提到了開戰後北方的防線是黃河，有必要時有計劃使之泛濫構其防禦力。這就是後來的“花園口決堤”已經在那會議上討論了。會議還討論了如果淞滬退守後，無險可守的南京要不要防禦問題，法肯豪森將軍和白崇禧將軍從軍事角度認為應該宣布南京不設防，但蔣介石還是考慮到首都這個政治概念。所以後來的南京保衛戰出現了守軍軍力完全不如日軍而抵抗，後又倉促撤離導致死傷慘重之結局，事實上無論上到長官唐生智，下到八萬從淞滬退下來的殘兵，其中有三萬是新兵，都是抱有為國捐軀之精神的抗戰英雄，絕不是後來不符事實的評論。
正如蔣日記裏寫的，“西安事變”毀了他的抗戰大計。他是依據法肯豪森將軍的對日之戰至少需要整編六十個“德械師”的判斷，但現實是淞滬抗戰打響時，國軍隻有四個完全裝備的“德械師”，也就是蔣心目裏對日宣戰的最好時機應該不早於一九三九年。西安事變後全國的抗日熱情已經不允許蔣繼續“韜光養晦”，於是乎曆史上的“盧溝橋事變”的第二天，蔣就密令張治中將軍率德械師火速占領上海虹橋機場，而北上四個中央師進入華北隻是“佯攻”，傾巢出動國軍精銳開赴淞滬，可見抗戰之決心和周密之計劃。從後來的日軍陸續增援淞滬大打特打，再配合黃河決堤泛濫，日本徹底改變侵華進攻路線，朝著對自身不利的由東向西，由低向上的“仰攻”態勢，徹底陷入國軍大戰略的“泥沼地帶”。
以前的曆史教課裏，將“七七盧溝橋事變”定為抗戰開始。筆者認為，要研究“盧溝橋事變”，必須充分理解《何梅協定》。《何梅協定》的大背景就是日軍著名的大戰略家石原莞爾已經“嗅”到蔣收複四川的真正用意，必須在華北找些事端拖蔣過來。《協定》是一九三五年六月九日日本中國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國民政府北平軍事長官何應欽提出備忘錄。《協定》宗旨就是蔣的中央軍和中央行政撤出華北實現“華北自治”，日本最終目的就是在華北再造一個“滿洲國”來不戰而其屈。 結合《今井武夫回憶錄》分析，當晚失蹤的士兵在第二天歸隊後，日軍也通知了二十九軍守衛，從東京大本營來的指令也是“妥善解決”，當時雙方雖有衝突但還是在“放冷槍”程度，蔣判斷是日軍尚不成對中進攻態勢，不如趁機派中央軍進入華北，打破《何梅協定》，七月十一日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敦促北平市長秦德純在對日談判時提出蘆溝橋事變三點“強硬回應”，對此日本召開緊急內閣會議，決定先派東北的關東軍入關，對談判施壓。華北日軍高層判斷既然關東軍已經啟程，就是要大打的意向，所以已經全無談判心思。七月二十日，在天津外郊日軍已經增援了一個師團和兩個旅團兵力，七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的廊坊事件與廣安門事件才是“盧溝橋事變”的真正導火索，二十六日日方以保護使館區為理由，派步兵一個聯隊一部要求通過廣安門進入北平，被守軍突然關起城門使日軍車隊收尾不能相顧，片刻間，城牆上彈如雨下，手榴彈也紛紛在車旁爆炸，日軍下車倉促應戰，衝突一直持續到淩晨。後經多方協調衝突停止，進城的部分日軍徑直開往使館區，城外的日軍無奈隻好退回豐台駐地。日方記錄廣安門事件傷亡十九人，並在七月二十七日正式下達進攻命令。此時已經是“七七盧溝橋事變”的整二十天之後。今天的日本教科書也已“廣安門事件”作為“中國事變”的開始。
一九三八年四月六日，日軍自台兒莊撤退。七日，下達揮師徐州的作戰命令，預定四月下旬開始。十三日，陳果夫與白崇禧將軍向蔣提出在河南省武陟縣的沁河口附近決黃河北堤阻擋日軍，六月一日日軍進占蘭封與開封。若日軍繼續前進拿下鄭州並沿平漢路南下，則國軍將無險可守，約十天就能拿下武漢，蔣介石召開軍事委員會不得不執行陳果夫與白崇禧提出的黃河決堤。蔣電示第一戰區司令陳潛核辦。六日第八師師長蔣在珍建議在花園口決堤。七日，利用炸藥在河南鄭縣（今鄭州市）附近的花園口黃河南岸的堤防炸毀以造成決堤，使黃河改道南流奪淮入海。決堤執行前，國民政府有先通知掘口附近民眾撤離並發放每人五元的“逃荒費”，而鄭州當地專員也催促民眾撤離。掘口附近的百姓大多搬遷，但下遊廣泛區域的百姓毫不知情，再加上決堤後河水平靜，到幾天後才開始“泛濫”，花園口決堤將黃河泥沙順著決口湧入平原，堵塞河道，淹沒田野，決堤造成將近四百萬人流離失所，直接因決堤而導致死亡的人數已沒有記錄，但根據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國民政府在豫、皖、蘇泛區進行的災情調查結果，“河南黃泛二十個縣截止到一九四四年底，共淹斃人口三十二萬五千餘人。”這裏還沒有將因決口導致黃河改道，引發了河南地區連續兩年的旱災和大饑荒的死亡人數。從軍事方麵判斷“花園口決堤”，目前中日雙方所披露的材料分析，黃河決堤造成至少七千到兩萬日軍死亡，且黃河決堤給日軍帶來的重創不僅在占領區的縮小和部隊減員，更為深遠的影響是，日軍預期的進攻路線被打破。據日本防衛研究所戰史室編寫的《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記載，洪水之後日軍於六月十七日以航空兵團全力援助困於河水的第十六師團方麵的補給。用運輸機、輕重轟炸機，在六月十六至二十四日之間給兩個師團投下補給糧秣、衛生材料不計其數，二十九日，日軍在徐州舉行聯合追悼大會，第二軍在徐州會戰中戰死、病死、傷死的人員總數為七千四百五十二名。決堤後，由於形成黃泛區這一巨大地障，迫使日軍於平漢路以東停止前進，而原本的“軍事重地”鄭州因往東的鐵路被淹沒對日軍來說失去戰略價值。美國中國曆史學者洛伊德·伊斯曼教授認為，花園口決堤讓武漢戰役被向後推遲了大約三個月，因此為國民政府贏得了更長的戰爭準備時間。雖然決堤帶來的傷亡數字巨大，但為了貫徹抗日大戰略，正如郭岱君博士所論述的，“如果曆史還有選擇，為保有大戰略，還是應該選擇決堤。”
“盡人力之所能及，為人臣之所可為。”我們談論或者研究抗戰史不能忘記曾經為中國抗戰做出傑出貢獻的德國軍事專家法肯豪森。法肯豪森於一九三五年三月接替德國“陸軍之父”塞克特將軍，任蔣介石的德國軍事顧問團最後一任領導人。
法肯豪森來中國之前曾在日本工作，對日軍較為了解。來華不久，他就寫下《關於應付時局對策之建議書》，提出了中國所要采取的對策。麵對中日戰爭爆發後的局勢走向，法肯豪森在文章中做出了精準預判，中國抗戰正麵戰場的走向，與法肯豪森的判斷基本一致，他的建議有力指導了中國抗戰，他還主持長江江陰要塞的布防，淞滬線、吳福線、澄陰線的構築。而且他還積極推動中國購置德國軍火，規範操練教材，為中國集訓了三個德械師和一個德械“速成”師。淞滬會戰爆發後，他命令德國顧問下到師團級直接參謀指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向蔣提出第一份報告，指出當今的要害是羅店，宜絕對在該處阻止敵人，穩固由南翔經嘉定—太倉之連絡，極關重要。事實是羅店的得失的確成為淞滬會戰的成敗標誌。十月十九日又向蔣提出第二份報告，在十八日前後日軍已在蕰藻浜兩岸建立多個穩固的登陸場，國軍已經失去主動權，淞滬會戰進入第三階段防禦戰時，法肯豪森參與了和白崇禧將軍製定的動用桂係精銳向蕰藻浜以南，南翔以東發起最後反攻的作戰計劃，同時他向蔣建議增加傷兵運送和後期收攏辦法，也就是盡早做好撤退準備。淞滬會戰後，法肯豪森總結並提交了國軍淞滬會戰總結報告。明確指出了國軍二十二點不足。這也為武漢會戰後，第一次南嶽會議的反思總結，提供重要參考。
法肯豪森直到一九三八年德國政府決定聯日棄華而奉召回國，被任命為比利時占領區軍政府司令官，一九四四年因被卷入“七二零密謀案”而被解除職務和逮捕，先後輾轉於多個集中營，最後被美軍俘虜。戰後法肯豪森因比利時占領軍領導人而被以戰爭罪犯起訴，被宣判十二年有期徒刑，但僅於西德關押三周後即獲釋。一九五零年法肯豪森的七十二歲生日時收到台灣蔣介石的一萬兩千美金作為賀禮，法肯豪森在晚年曾擔任過德中文化協會會長，並於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接受中華民國授勳。一九六六年逝世。
筆者以抗戰勝利之際，《蔣介石日記》來結束此文。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蔣在重慶黃山頂上辦公時，忽聽山下黃山小學有鞭炮聲傳來，要秘書陳布雷下山問個原因，幾分鍾後陳布雷快步上山，欣喜萬分報上日本要投降的喜事。當晚日記寫到“此時重慶遍地鞭炮聲不絕於耳，然餘心憂峻於如，毫無快樂之感，預期未來之艱巨十倍於抗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