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頻
無知亦無得
早年讀到有關晚清義和團故事時，那些引“各路神仙”附身至槍口前展示“刀槍不入”之勢，不由笑到“噴飯”，想來曾經的時代裏，上到“獨為一尊”的慈禧下到抱拳貧苦農民，整個民族在合演一出荒誕“大喜劇”。大學者朱光潛先生在他的著作《悲劇心理學》中闡述，喜劇的背後其實是悲劇。的確，仔細想來，真笑不出來。陳獨秀先生對“義和團事件”定論前後也有變化，但他晚年曾提到，將來還會發生“義和團事件”，因為這裏有它的滋生土壤。筆者覺得，“義和團事件”發生背景有點像一九九九年法論功在大陸全麵被鎮壓有相似之處，所謂“法論功邪教運動”的形成，和當年全國上下國有企業改革，大批工人下崗後遊散社會而形成“練功修法”的有群眾基礎。發生在十九世紀末義和團練拳的星星之火，也是源於甲午戰爭過後的割地賠款，清政府已經沒有應有的財力來維持軍費開支，於是乎大批“八旗子弟”，湘淮軍都“刀槍入庫，馬放南山”回鄉種地，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地也沒得種隻能遊蕩在社會基層練個刀槍拳棍，再“劫富濟貧”成了“混飯的”小團體。要說不是後來慈禧的清政府利用這股勢力來對付洋人，“義和拳”組織怎麽也成不了氣候。
要摘掉今天中國曆史教科書上，對“義和團”定性的“愛國”“反帝”兩個光環，不是很難的事。重要的是“義和團事件”影響中國以下兩點，第一，它導致清王朝被推翻隻是時間問題，這在史學界已經沒有異議。第二點目前史學界沒有給與強有力的重視，這是筆者之所以要起筆將“義和團事件”這樣的“鬧劇”提升到“重修中國近代史”的高度。隻要仔細讀通甲午戰爭，《馬關條約》後的晚清史和同時讀通日本近代史後，不難得出以下結論，“義和團事件”直接導致日本國力崛起，而“九一八事變”“盧溝橋事變”後抗日戰爭徹底改變中國近代史的走向。也就是沒有“義和團事件”，三十年後就不可能開始日本對中國的吞並，同時沒有抗戰，中國共產勢力也不會在短暫時間裏膨脹而最終將民國政府掃出大陸。筆者將在下文，推證這一觀點。
關於“義和團事件”頭上的“愛國”“反帝”兩個光環，首先提出的是陳獨秀先生李大釗先生等早期中國共產黨領導者，他們在《新青年》特刊上全麵地肯定“義和團事件”的曆史地位，這一定調一直沿用到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直到一九八一年改革開放後，史學界開始對之客觀研究，但直至今天，在《中國通史》已經對“義和團事件”放在完整地晚清史來全麵分析，而不是狹義地放在幾件“教案”裏看問題，而教育界曆史課程還是沿用以上的“愛國”“反帝”兩個光環來闡述。正如筆者在《重修中國近代史之必要性和概論》的前部說闡明的，曆史上從廣義的大民族概念來敘述中國，是在一九三七年七月蔣介石先生在《廬山抗戰聲明》，也就是在“義和團”時代，不存在“愛國”這一提法，這是後人以主觀意識套用分析曆史，這是典型的“斯大林史觀”，我們看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城時，有這麽多平民百姓引路和提供幫助，尤其是“火燒圓明園”時，除了“義和團”殘殺北京城裏約十幾萬教民而引起當地百姓憤慨之外，這皇皇京城是滿清皇帝的和庶民毫無幹戈也不無關係。至於“反帝”，義和團究竟消滅過幾個“洋兵”？不管是進攻被圍的使館區與教堂，還是阻擊進攻的八國聯軍，史料中記載的列強軍人傷亡量少不說，僅有的傷亡還基本都是和清朝官軍作戰所至。今天的史學界著述籠統地宣傳義和團“英勇抗擊”洋鬼子，史料中也確實有大批團民死於洋鬼子炮火下的記載，但是除了一九零零年五月十八日廊坊車站義和團與聯軍作戰中擊斃四名意大利兵（見《庚子中外戰紀》）外，實際並無一條義和團殲敵的具體材料。 非軍人的洋教士，義和團倒是殺了一些，不同的記載大約就是兩百餘來人，而死於義和團之手的，絕大多數都是中國人，主要是中國基督徒即“教民”，或者用過“洋東西”如“洋傘”“洋火柴”等的普通百姓，其數按教會方麵的說法有兩萬三千多人是確實的教民。而按其他史料僅在“奉旨造反”期間，“數十萬人橫行都市，夙所不快，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這是疑似教民的冤死者。見《拳事雜記》。義和團殺自己人起勁，真到了和洋人對陣時則不堪一擊，西什庫教堂之戰，裏麵不過四十個洋兵和千餘人教民，擁有十萬義和團各個“身懷絕技”“刀槍不入”者卻在四十杆單響槍前麵圍了兩個月久攻不下，當年英國的戈登在中國號稱常勝軍，到了非洲的蘇丹，碰上不要命的“愚昧”馬赫迪兵，腦袋不也就丟了？說實話，真在槍眼前“大師兄”們並不“愚昧”，守者槍一響，攻者如鳥獸散，“迷信”者倒下，可惜有前仆而無後繼者。
“戊戌變法”後，慈禧把所有的狠都遷怒在光緒皇帝一人身上，也就是這樣一個思維保守的女人全無大胸懷，大格局，在她一心想換掉光緒帝時，引來了洋人的幹涉，洋人出於各自的利益，迫使慈禧還政於光緒而觸動到她的底線這才想到與洋人翻臉，義和團不過是慈禧的炮灰，有起先的“反帝反清”變成後來的保皇“奉旨造反”，當慈禧發現“引火上身”時便鎮壓“義和團”，和一九六六年發生的“文革”類似，用“紅衛兵”時是“革命闖將”，用不上了就是“上山下鄉”。
上述談到“義和團事件”成了絆倒滿清王朝最後一根稻草，而後來的“清末新政”一直被史學界視為“無用的”走向共和的過渡期，其實不然，筆者將在《第六部》聯係辛亥革命一起分析。至於為什麽“義和團事件”導致了後來日本吞並中國的開始，這要從《辛醜條約》裏分析，我們在提到《辛醜條約》就自然聯係到“庚子賠款”，於是乎形成一個錯覺，“八國聯軍”攻克北京城就是為了錢，其實細讀《辛醜條約》文本，提到賠款是在一共的十二條款中的第六款，整個《條約》的實質是懲罰滿清政府違反國際“契約精神”和國際秩序，它繞過了窮苦愚昧的義和團，而直指滿清權貴，兩個宗室斬殺後改成“流放新疆”，六位高官掉頭正法，和數位官員革職查辦，北洋大臣李鴻章在“懲辦禍首”的問題上與列強多番據理力爭，最後得到保證是列強在“懲辦禍首”的條款中不提及慈禧也就不再追究其在義和團事件中的主要責任。至於賠款，英美出於自身利益出發，以為分割土地會增大俄國日本的勢力擴張，賠款銀兩幾乎是按當時中國人口一人付一兩銀子算共四億五千萬兩白銀，加上利息共九億八千萬兩分三十九年還清，而當時滿清的年稅征收才一億多白銀。《辛醜條約》賠款在清朝滅亡民國政府建立之前，最初須由民國政府承受，之後各國由於考慮到中華民國支付賠償的壓力，擔心國際輿論批判及損及本國在中國的權益，部分賠款開始得以免除。歐美各國基本上免除了賠款，美國動用庚款為中國辦了清華學堂，這是以後的清華大學，以及建立“赴美留學”基金這是事實。英國動用庚款協助辦了山西大學和南開大學，俄國十月革命後以及一戰後的德國奧匈帝國解體後基本免除了賠款，所有十一強中，隻有日本完全“吃進”所有賠款，日本有《馬關條約》和《辛醜條約》 所獲得的巨額紅利，完成了工業革命和金融改造，為以後侵華和發動太平洋戰爭打下堅實的國力基礎。日本對外擴張有了上述條件還需要有個機遇，這也是“義和團事件”而給出的，由於“義和團”暴亂，沙俄帝國以保護領館和保護被義和團破壞的東清鐵路為借口出兵十七萬，其中十三萬直接占領了中國東北地區，並在海蘭泡慘案和江東六十四屯慘案裏屠殺七千人無辜中國居民。庚子賠款以後，沙俄沒有從東北撤軍的跡象，這時英美法包括日本幹涉俄國入侵要求其撤出東北，這時滿清在權衡如何趕走俄國在東北的勢力時竟秘密給日本開出條件，隻要日本出兵趕走俄國，清政府承諾割讓俄國占領的百分之一土地給日本，這就是日本在一九零四年後的一年之內在中國土地和臨海上挑戰當時世界強國俄國的底氣，結果是日本賭贏了這場戰爭，俄國勢力退出了東北同時日本獲得了部分東北地區的占領權，從甲午戰爭那裏中國失去了台灣還是一個海島，而日俄戰爭那裏日本勢力正式踏上了大陸 ，可以這樣敘述，“義和團事件”後，滿清政府“養肥”了這條“餓狼”而又“引狼入室”，它徹底改變了中國曆史的走向。二十五年後，日本軍能在皇姑屯埋炸藥炸死張作霖，還有在一九三一年日本軍進攻沈陽北大營將東北軍趕出東北直至“盧溝橋事變”後的全麵抗戰爆發。
抗戰的八年也是延安的共產勢力有了恢複元氣的契機，這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九日，毛澤東主席在會見第二次亞洲經濟討論會亞非訪華代表團時明確談到的，以下摘錄原話，“如果沒有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大規模侵略，霸占了大半個中國，全中國人民就不可能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也就不可能勝利。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當了我們的好教員。第一，它削弱了蔣介石；第二，我們發展了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和軍隊。在抗戰前，我們的軍隊曾達到過三十萬，由於我們自己犯了錯誤，減少到兩萬多。在八年抗戰中間，我們軍隊發展到了一百二十萬人。”
當代大曆史學家秦暉教授在他的《走出帝製》裏總結從中國思想史看“義和團事件”提出了以下觀點，從“金田起義”到“庚子國難”，中國曆史經曆了兩個“大拐彎”。同樣以專製製度為基礎，太平天國要以基督教掃除孔孟之道，實現“中世紀式西化”，而義和團要以“各洞諸神仙”掃除基督教，實現“怪力亂神式本土化”。洪秀全們要把“西方中世紀的人權標準”強加於中國人，而慈禧則絕不允許中國人試試西方現代的人權標準。“文化資源”一西一中，反現代化的製度取向卻如出一轍。值得注意的是：在兩者同樣排斥西方現代文明的同時，兩者對儒家的仁義道德也不擁護，現代文明與孔孟之道在這兩場災難中與其說是敵人，倒不如更像難兄難弟了。聯係到後來將“天朝”與“神團”都被當作兩大“高潮”而捧上雲霄，而恰恰也是“西方的”憲政法治與孔孟的傳統道德兩者都掃地以盡的年代，豈不令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