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頻
無知亦無得
2017年4月1日，北京宣布在河北設立雄安新區，官方稱之為〝千年大計、國家大事〞，〝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這被認為是當局已經意識到了，中共對老北京城這座文明古都的開發建設，犯下了史無前例的罪過。直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北京的城建還是在瘋狂的地價飆升中無遠見，無長遠規劃地進行中。四九年中共建都北京後，對北京的城建改造已經立案，毛澤東定下調子:“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的拆牆要向天津，上海看齊。”而今天的北京城裏，車堵和霧霾猶如兩個毒瘤已無法愈治。
在國共內戰平津戰役之際，毛澤東指示野戰軍首長，要保護好文物古跡的前提下解放北平，當時梁思成先生在地下黨組織的聯係下，在北平城防圖上明確劃出了避免炮火攻擊的區域。在城內有識之士的呼籲下，駐守北平的國民黨將領傅作義也在出於保護北平文物古跡的考慮下，放棄了抵抗，向中共“投誠”。古老的北京城在戰火年代被保護了下來，但它在和平年代被無情地拆除了。
1949年12月，北京市政府曾開會討論北京城市規劃問題，蘇聯市政建設專家巴蘭尼克夫提交的規劃方案，總體思路是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建設首都行政中心。梁思成先生則堅決反對。次年二月，他和留英回來的城建規劃專家陳占祥一起提交建議，提出在舊城外的西側另辟新區，建設新中國的政治心髒，用一條便捷的東西幹道連接新舊二城，像扁擔一樣擔起中國的政治中心和城市博物館。這樣的規劃布局，使古與今交相輝映，並為城市帶來更大的發展空間。他表示，北京是古代文化建築集中的城市，不應該發展工業。最好像美國華盛頓那樣，成為政治文化中心。梁思成提議，北京城牆可以建設為〝城牆公園，它將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公園之一:全長達39.75公裏的立體環城公園〞。〝城牆上麵，平均寬度約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薔薇一類的灌木，或鋪些草地，種植草花，再安放些園椅。夏季黃昏，可供數十萬人的納涼遊息。秋高氣爽的時節，登高遠眺，俯視全城，西北蒼蒼的西山，東南無際的平原，居住於城市的人民可以這樣接近大自然，胸襟壯闊〞梁思成用充滿詩意的語言寫下這個方案，飽含感情。 但是這個方案很快被“秒殺”，人們認為，建一座新城比舊城改造花費太多，不值。毛澤東最後拍板說：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為了拆除古建築而哭泣的梁思成遂遭到了批判。
在毛澤東的專權獨斷下，大規模拆除北京老城牆和老建築的運動開始了。北京原本有三重城牆：中央是宮城(紫禁城)，第二層是皇城，第三層是京城——分為內城、外城(即南城)。裏應外合的三道城牆，如今隻剩下了孤零零的紫禁城。最外層的京城就是在1949年後消失的，1953年，左安門被毀;1954年，慶壽寺雙塔被毀;1956年，中華門被毀;1957年，永定門、廣渠門、廣安門、朝陽門被毀;1958年，右安門被毀;1965年至1969年，東直門、宣武門、崇文門、安定門、阜成門、西直門、元城牆被毀。東單和西單的牌樓也消失了蹤跡。迄今惟有正陽門、德勝門、鍾樓得以部份保存。當時，為保存牌樓，癡心不改的梁思成再次給周恩來寫信，並以帝王廟前景德街牌樓為例，詳細描述了每逢夕陽西下，西山的峰巒透過牌樓和阜成門城樓所融匯而成的絕妙好景。然而，對於他的回答依舊是“拆”！ 梁思成曾在1957年寫了篇文章，他說拆了北京的城牆，拆了北京的城樓，就像挖他的肉，削他的皮，他說對古建築物這樣的一種粗暴無情，讓他無比的痛苦。但是此時的梁思成已無能為力，他所能做的，隻有在每一個牌樓被拆時，趕到現場，看它最後一眼。
拆除老城牆和牌樓並沒有讓政府徹底止步。上個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後，北京加劇了對老城區的改造。最為明顯的是胡同的消失。據文獻記載，北京的胡同在清代發展到1800多條，民國時有1900多條。49年初統計有2550多條。1998年1月，地圖出版社曾調查出，北京城裏胡同還有990條。而到了世紀之交，平均每兩天就差不多有一條胡同在城市改造的過程中消失。
1956年5月，北京市規劃局、北京市道路工程局展修豬市大街（即現在的東四西大街和五四大街）至北長街北口道路，拆除大高玄殿前習禮亭及牌樓、故宮北上門和東西連房，又引發激烈爭論。故宮怎麽改造已在剁肉板上的事了。
1957年1月8日，文物收藏家張伯駒以政協委員的身份視察北京市都市規劃委員會之後提出:“故宮保持有五百多年曆史，必須保存其完整性，確定紫禁城為故宮博物院範圍，絕對不得拆建或開修馬路。”北京市都市規劃委員會對此答複:“在北京市總體規劃初步方案上已考慮到保留故宮。”
1957年4月16日，北京市都市規劃委員會在答複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關於“機關除城內原有的，應當注意分布到城外”的意見時稱:“關於機關辦公樓的分布問題，在規劃中考慮，中南海及其東麵和西麵的地區作為中央首腦機關所在地。”位於中南海東麵的故宮是否涉及“中央首腦機關所在地”的範圍？答複未予說明。
對舊城從整體上應該建成什麽樣的研究一直延續到20世紀60年代進入高潮。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前副院長董光器在2006年10月出版的《古都北京五十年演變錄》一書中，印出9張這一時期完成的北京城區規劃方案圖，顯示舊城之內，基本沒有保留胡同係統和成片的四合院，取而代之的是多層和高層建築；從天安門到故宮，或隻保留部分建築物，或全部拆除重建。
董光器回憶道，在舊城詳細規劃研究過程中，市委和黨中央都沒有對此進行正式討論，唯有周恩來在1958年總體規劃上報前，小範圍地聽過一次匯報。當聽到舊城改建大體需要花費150多億元時，周恩來說這是整個抗美援朝的花費，代價太高了！
2005年10月14日，文化部副部長、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回眸·檢視·展望——寫在故宮博物院建院80周年之際》，對此披露道:“20世紀60年代初，曾有人提出故宮‘地廣人稀，封建落後’，要對它進行改造； ‘文化大革命’初期，故宮還出現了一個荒誕可笑而又十分可怕的‘整改方案’。”
對這些鮮為人知的史實，文章點到為止，未加細述。查看2005年10月出版的《故宮博物院八十年》一書，其中有鄭欣淼寫的一篇同名文章，談到了更多情況，那個改造故宮的方案，是“在故宮內部建設一條東西向的馬路，並將文華殿、武英殿改造成娛樂場所”；“文革”時期的“整改方案”，是“在太和殿前豎立兩座大標語牌，一東一西，高度超過38米高的太和殿，用它壓倒‘王氣’；太和殿寶座要搬倒，加封條；在寶座台上塑持槍農民的像，槍口對準被推翻的皇帝。把過去供皇帝到太和殿主持大典之前臨時休憩之處的中和殿，改建為‘人民休息室’，把一切代表封建意識的宮殿、門額，全部拆掉，等等。這些方案中有的項目竟實現了，‘人民休息室’也布置起來了，其他的因無暇顧及才得以幸免。”鄭欣淼在文章中稱，“隻有摒棄以階級鬥爭為綱和曆史虛無主義的史觀，堅持唯物辯證法，才能正確地評估曆史，才能正確地評價傳統文化，也才能看清故宮的價值。這個認識正在轉化成巨大的物質力量。故宮博物院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展較快，得到中央及社會各界的重視和支持，就與社會上對其認識的不斷提高密切相關。”
回顧曆史時，鄭欣淼作這樣的分析:“故宮建築宏偉壯麗，故宮所藏多是瑰寶，因此才成立故宮博物院。但故宮又是封建皇宮，在許多反對封建推翻帝製的革命者頭腦中，總有一個陰影揮之不去，如此看重故宮對不對？保護故宮與反封建宗旨是否一致？”他講述了故宮的一段往事。1928年，國民政府委員經亨頤提出“廢除故宮博物院，分別拍賣或移置故宮一切物品”的議案，稱故宮博物院“研究宮內應如何設備，皇帝所用的事物”，“豈不是預備哪個將來要做皇帝，預先設立大典籌備處嗎？”“皇宮不過是天字第一號逆產就是了。逆產應當拍賣。”國民政府將經亨頤的提案函請中央政治會議複議，結果是“秒殺”否決。“但是經氏的這一觀點卻並未銷聲匿跡。”鄭欣淼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這種思想不絕如縷，常以不同方式表現出來，其實質仍是如何對待我們的曆史和傳統。國家對故宮博物院很重視，但皇宮、皇帝與‘封建’的聯係仍像夢魘一樣使許多人困惑。
毛澤東與故宮有過一段淵源。他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就讀時的老師易培基，1929年曾出任故宮博物院院長。1919年12月，毛澤東率代表團赴京請願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就住在故宮腳下的福佑寺。1936年，在陝北的窯洞裏，毛澤東向斯諾講述了1918年他第一次來到北京之後對故宮的印象:“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條件很可憐，可是在另一方麵，故都的美對於我是一種豐富多彩、生動有趣的補償。我住在一個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個人住在一間小屋子裏。我們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時候，擠得幾乎透不過氣來。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兩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園裏，在故宮的庭院裏，我卻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還結著堅冰的時候，我看到了潔白的梅花盛開。” “為什麽近20年後，毛澤東在同美國記者斯諾‘翻古’時，如此深情地談到北京美麗的早春呢？原來此時此地，他得到了晚來的青春幸福，同老師的掌上明珠產生了戀愛關係。”李銳在《三十歲以前的毛澤東》如是說。
1954年4月，毛澤東在四日之內三登故宮城牆——4月18日下午，他乘車至故宮神武門內，由東登道上神武門城樓，沿城牆向東行至東北角樓轉向南，經東華門、東南角樓，到達午門，由午門城樓下城牆，回中南海。4月20日下午，他乘車至故宮午門內，登午門城樓，參觀設在那裏的曆史博物館出土文物展覽，下城樓回中南海。 4月21日下午，他乘車至故宮神武門內，由西登道上神武門城樓，沿城牆西行，經西北角樓、西華門、西南角樓，到達午門下樓離去。
三次路線相加，毛澤東正好在故宮城牆上繞行一周。這是1949年之後毛澤東到故宮僅有的三次記載，而這三次他隻登城牆不入宮內。在城牆上漫步徐行，毛澤東有何感想？他為什麽不到故宮裏麵走走？他是個文人，文人多少對曆史對文物留點情懷吧？
現在的中國人隻要有機會遊北京，故宮，天安門已是首選。我兒子在北京短期留學期間，幾乎跑遍整個北京景點，光故宮就去了三次，他對我說，北京和上海沒什麽兩樣，但隻要踏入景區，仿佛穿越到百年之前似的。但要看真東西還得去博物館。沿馬路走上幾個小時，竟然看不到一座前兩個世紀留下的古建築物，更不用說具有引人注目的建築風格了。歐洲曾經曆過兩次世界大戰的炮火，而在今天的歐洲我們要尋訪到十七世紀建築並不困難。在二戰尾聲，美國要用原子彈將日本於以屈服之時，在重慶的梁思成先生通過國民政府，保全了日本京都，奈良。2010年10月31日，在日本奈良縣政府大廳裏舉行的“平成遷都一三00年”紀念儀式上，進行了梁思成半身銅像的揭幕儀式。但可泣的是他為保全北京古城，發出那微弱的聲音，用自己的軀軀肉體和始終堅定的一位學者良心來阻擋那無法阻擋的摧毀古跡的行動。我們真不能忘記他，這是我們作為中國人的良心。
梁思成先生的父親是清末著名學者梁啟超，他早年攜夫人林徽因留學美國費城的賓夕法尼亞大學，是賓大建築係的高材生。學成歸國後，從事中國古典建築的研究，是中國解放初期，古建築領域的集大成家，天安門廣場上的地表“人民英雄紀念碑”是他和林徽因的傑作。這樣一位“又紅又專”的學者，在他最後的二十二年裏一直生活在痛苦和悲憤之中，他眼睜睜地看著老北京城的慢慢消失。 梁思成的學生、兩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吳良鏞所言：“為了盡可能最大地取得土地效益，舊城開發項目幾乎破壞了地麵以上絕大部分的文物建築、古樹名木，抹去了無數的文化史跡。如此無視北京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價值，僅僅將其當做‘地皮'來處理，已無異於將傳世字畫當做‘紙漿'，將商周銅器當做‘廢銅'來使用。”這不是城建，而是愚昧！
北京古城在中國幾代領袖的清理之下已幾乎坦然無存。剩下的隻有霧霾和逃避，“雄安新區”就是逃避的無奈選擇。媒體是樂觀的 ，幫忙的，“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東，21世紀看雄安”這樣的提法已經上了頭號黨報。人們已來不及反思過去的錯誤，而是眼盯著泛黃的商機，河北相關的股票都一路暴漲甚至漲停，政府用關閉70餘個售樓處並逮捕了7人來管控新區的房地產業。但願，多少年以後，這樣的逃避再也不要發生，多少年以後，當我們老去，不複存在了，後人能夠記住關於北京古城所發生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