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濤： 直擊西方媒體妖魔化中國的製度性根源-之二

世界話語權的中心——西方媒體


在我們這個蔚藍色的星球上，話語議題的製造，全球題目和議程的設置，對世界輿論的控製和對政治意識形態話題的人為炒作，進而深入到對人們思想和心靈的深度控製，都深深體現了世界權力結構的劃分和世界權力結構的不平等。由於西方世界在過去兩百多年的絕對權勢和對政治經濟科技領域等的壟斷，西方世界也自然成為世界文化時尚和思想製造的中心。在世界話語權的領域裏，也存在著中心和邊緣的區隔。與經濟科技領域裏世界多中心和多極化的趨勢相反，在思想文化的再製以及對全球公共議題的掌控上，西方世界處於絕對中心的位置，而非西方社會則處於邊緣的地位。

話語權的中心主要是指西歐和美國等少數國家集團構成的西方社會和西方世界，不包含日本和亞洲新興經濟體等已經邁向發達國家的社會和地區。盡管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從人均收入的角度來說已經處於工業化國家的行列，但是對全球話語權的影響幾乎是微乎其微。確切地說，東亞的發達經濟體基本不具備影響世界話語權的能力，在全球公共和社會政治議題的塑造上，日本和東亞新興經濟體的聲音是非常微弱的，微弱到可以忽略不計。

全球話語權的設置主要掌握在以英語、德語和法語為基礎的幾個西方強國的手中，其中尤其以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等國家構成了影響世界話語權的一級國家。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英語國家，奧地利、瑞士、比利時等以德語法語為基礎的國家在整個西方世界強勢話語權的基礎上構成了世界話語權的二級國家，而以北歐日耳曼語係、以及伊比利亞半島拉丁語係為主的國家，主要是指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構成了西方話語權的三級國家。其中話語權的一二級國家，其價值觀體和認同感體現了高度一致性和趨同性，而三級國家雖然在價值觀上同西方世界的中心國家基本一致，但是在一些具體議題上卻可能發出不同於第一、第二級國家的聲音。

繼續解構世界話語權的中心——這些極少數的占據話語權金字塔頂端的國家，主要通過幾大通訊社——美聯社、合眾國際社、法新社和德新社等向全世界的受眾提供信息來源，我們所接受到的國際社會和對世界基本的認識都主要是來自於這幾大通訊社。而美、英、德、法等主要電視、雜誌和網絡媒體比如美國的CNN, CBS, ABC, ,NBC, FOX, 英國的BBC 1,2, BBC World， 德國的ARD, ZDF, NTV, RTL,法國的TF 1, France 2, France 3, 另外世界級媒體包括《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新聞周刊》、《泰晤士報》、《衛報》、《經濟學人》、《明鏡周刊》、《法蘭克福匯報》、《費加羅報》、《世界報》等構成了全球新聞和全球輿論的旗手刊物，他們往往能夠影響全球各地精英的觀點和思考模式，進而達到操縱全球輿論視聽和全球觀點設置的作用。

在占有絕對優勢的話語權中心世界的影響下，發展中國家的輿論也不可避免產生同中心地區輿論的趨同現象。由於世界的“話語流”隨著西方話語權背後的權力優勢呈現出從中心地區向邊緣地區流動的趨勢，因此導致話語權的弱勢國家和弱勢群體隨著西方的思維方式而轉動，隨著西方世界製造的觀點視角而思考。發達國家通訊社“流出”的新聞通過二手傳播實現了同意反複傳播的“信息咀嚼”現象，也就是說，我們得到的不是一手信息，而是被反複加工和深加工的二手信息。久而久之，首先從發展中國家的部分精英集團開始，然後不可避免地波及到社會層麵，整個社會輿論出現“西化”的同心圓特征，也就是邊緣地區的輿論出現同中心地區的輿論“趨同”的現象。這一過程完成了話語和思想從中心到邊緣的傳遞性擴散和移動，從而最終達到西方世界控製世界思維和認知的目的。

根據相關統計，在我國的主流傳媒中，涉及到的國際新聞幾乎80%來自於美國的新聞社和美國所謂的“世界性媒體”（趙啟正2004《中國麵臨的國際輿論環境》），如此高比例的二手新聞來源自然而然會在某種程度上影響到我們的思維方式向美國“趨同性”的發展。話語權邊緣地區和話語權中心地區在不對等的世界話語結構中，往往成為二手新聞的受眾以及強勢符號文化的被動接受者，西方世界在無形中操縱著世界，操縱著我們的大腦，操縱著我們的思維模式。

居於思想文化和話語權中心地區的西方可以非常輕易地通過議題的製造和傳播來引起邊緣地區的內部動亂，並利用其內部複雜的社會、宗教和文化矛盾來達到經濟利益上對邊緣地區的控製。而由於不掌握對等的話語權，邊緣地區往往處於被告者的弱勢地位，中心地區往往處於控告者的強勢地位。隻是這是一場不公正的司法格局，律師、陪審團、檢察官和法官都站在強權者一方，來控告話語權的弱勢群體，非西方世界從一開始就是輸家。

強勢符號文化領有的西方世界利用話語霸權實現了從符號到經濟利益的全麵控製過程，在這個不公正的領域，強勢文化者占盡了便宜，取得了超額的國家利益，但是在弱小者麵前卻宛如永遠正確的法官。

這是一個古老的故事：大灰狼把小白兔的家摧毀，劫掠一空，還擄走一群小白兔，但是大灰狼的邏輯卻是為了恢複森林的生態平衡而不得不這樣做，而且小白兔飲水吃草占據了太多的資源，實在是可恨，罪有應得，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森林法庭也完全支持大灰狼的邏輯，小白兔的聲音太微弱，而且喊不出來。由於狼群的強勢地位，“狼邏輯”大行其道，於是森林其他弱勢群體包括鬆鼠、梅花鹿、山羊等群體都認同“狼邏輯”，而覺得兔群問題太多，誰也不會想到狼可能也有問題。

這個故事或多或少反映出許多非西方國家的困境。



西方媒體控製世界，誰控製西方媒體



我們生活在一個西方世界牢牢占據世界話語權中心的世界，但是西方世界並不是鐵板一塊，西方世界內部也有中心邊緣、精英平民的劃分。民眾在大多數時候也是媒體輿論的受眾以及被操弄者。那麽西方媒體控製世界，誰在背後控製西方媒體呢？

應該承認媒體是西方社會相較於其他社會子係統來說是一個較少獲得自治權的係統。例如社會中的教育、科學和司法等係統，由於發展出嚴密的內部功能操作邏輯而使得社會係統和社會環境的區分日益明顯，因此這些係統內部的獨立運作較少受到外在邏輯比如商業化和政治權力直接的強力幹預。然而即使這些相對操作獨立的係統也在某種程度上不可避免地（間接）受到資本商業化邏輯和資本主義世界意識形態價值觀的影響。

媒體在社會進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也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內部操作的邏輯，媒體將複雜的社會環境中的信息根據自己的選擇機製，將信息分為訊息化/非訊息化和重要訊息/非重要訊息的編碼，媒體必須通過內部的選擇和信息淘汰機製才能將複雜的包羅萬象的社會信息轉化成為受眾希望接受的信息，同時在某種程度上傳播媒體的價值觀念。

因此從普遍的社會進化的角度來說，無論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社會主義社會，媒體都具有現代社會的一般規律，媒體作為一個社會分化的次級係統來說都必須尊重某些共有的傳媒規律和傳播學原則，媒體的確有了一套內部運行的準則，而直接通過外部力量來強力改變和約束媒體的做法越來越會取得適得其反的作用，無論是政治權力和資本力量都必須在某種程度上尊重某些共有的傳播學規律和傳播社會學、傳播心理學的基礎原則，才能真正建立可信度高的現代媒體，從而達到有效影響受眾的目的。

由於現代媒體的核心運作目的是訊息的再製和傳播，這意味著在內部操作上傳媒取得了相對的獨立和自治地位，但是媒體必須按照訊息/非訊息、重要訊息/非重要訊息、有意義訊息/無意義訊息來對複雜多變的社會環境中的信息進行選擇取舍，進行邏輯編碼和羅列淘汰等，最終才能創製出新聞來。雖然訊息的再製是按照相應的傳播媒體的規律來運作的，但是在訊息的選擇和淘汰過程中，以及對有意義和無意義、重要和非重要的訊息的區分過程卻是深深受到社會主導價值觀和社會的政治經濟環境的影響。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才能夠深刻認識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媒體的根本運作法則和邏輯。

西方媒體在擁有一定獨立操作空間的同時，卻較強地受到媒體之外的社會強勢的子係統的影響。在資本主義國家媒體受到子係統的影響主要來自以下幾個方麵，一是國家的主導意識形態和政治權力通過間接調控對媒體產生影響；二是資本財團和利益集團對媒體的控製；三是受眾的選擇取向和價值取向，以及市場主導的價值觀念對於媒體的影響。

西方媒體的信息來源有相當一部分是由政府機構提供的。政府並不直接對媒體進行直接的、指令性的幹預，也就是在某種程度上政治係統是尊重媒體係統內部的規律性運作的，但是通過政府對消息來源的提供無形中政府的觀點通過大眾媒體得到傳播，政府和媒體是相互配合的關係，同時政府通過相關法律對媒體進行管理。媒體表麵上顯示得非常自由，可以批評政府，可以拿政府領導人開玩笑，但是媒體不能超過一個基本界限，這個基本界限就是資本主義國家意識形態的價值觀，也不能超越國家利益。因此在西方媒體的運作中是存在著一條“政治正確”的紅線的，這條紅線具有一定清晰性，那就是無論表麵上如何自由，但必須在總體上符合社會穩定的利益，符合資本主義國家的基本經濟利益，符合資本主義國家所謂自由民主的價值觀，但是在具體個案上，這樣的紅線又具有一定模糊性。批評達賴喇嘛，積極報道古巴的發展，正麵報道中國的奧運會，按道理來說並沒有逾越這條“政治正確”的紅線，但是一旦上述話題被政治精英定義為有關“政治正確”的話題，那麽記者一點越線，也可能遭到警告和解除職務的後果，甚至其報道會受到相關意識形態的審查。

例如英國就明文法律規定在緊急戰爭狀態中政府有權取消新聞自由，實施新聞管製和軍事管製，美國的憲法第一修正案也涉及到言論自由的特殊規定，其他西方國家也都有相應的法案來規範和縮限或是管理言論自由。因此整體而言，西方的媒體也是在政治和意識形態框架製約下的言論自由，但是政府沒有采取直接的、強力式的幹預，而主要采取以法律的方式實現對言論的間接調節，更常用的是利用社會心理氣氛和主導意識形態為“調節器”，當某種言論一定程度上偏離正態言論時，但對社會還沒有產生廣泛影響的時候，政府和社會一般會置之不理，因為這樣的言論並沒有從根本上觸及社會政治的容忍界限——也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主導的所謂民主自由、市場經濟的價值觀。而當某種言論過分偏離正態言論，而且有可能引起社會失範和震蕩情緒的時候，就會有一批批政治家、社會精英、社會名流或是專家學者出來批評失當言論，排山倒海般的壓力就會通過政治權力背後巧妙地操弄逐漸釋放出來，結果要麽是失當言論者公開承認錯誤，向社會道歉，要麽是引咎辭職，於是政治權力實現了“文明化”的變相對言論自由的調節和控製。

讓人感到不安的是，最近十年，在號稱“新聞自由”或“言論自由”的西方，政府對媒體的幹預越來越多。例如美國在911之後通過塑造一種全國上下的反恐氣氛和戰爭氣氛，無形中大大縮限了媒體的權力，媒體有成為政府有形無形的“傳聲筒”的傾向。在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中，美國采取的隨軍嵌入式報道方式，鼓勵世界各地的近600名記者參與隨軍報道，但是卻公布了多達15頁的報道詳則，事實上兵不血刃地剝奪了媒體的“第四權”，使媒體完全發出美國政府和美國軍方需要發出的聲音。伊拉克戰爭中的敗筆是，美國媒體完全失去了自身所標榜的“中立”、“自由”和“客觀”原則，不僅把身為侵略者的美軍完全塑造成為類似好萊塢大片中的“英雄”，甚至不惜大量製造虛假的英雄事跡，而且完全剪除了戰爭的血腥鏡頭和平民的遇難鏡頭。在科索沃戰爭中，人們同樣可以發現西方媒體高度的自律以及與政府的高度一致，以至於有網民驚呼西方國家的媒體成為了北約軍事機構的媒體，而失去了獨立判斷和獨立報道的能力（試比較熊蕾2008《不戰而屈人之兵——美國的全球輿論戰》）。

西方媒體從財政基礎來源來說，除了極少數國家電視台是由納稅人的財政支付，其他電視台、報刊、雜誌是由私營企業所控製的。從經濟基礎的角度來看，西方媒體也完全不可能是“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媒體背後的真正操盤手永遠是有權有勢的利益集團、大財團和巨型傳媒企業。比如德國著名刊物《明鏡周刊》的部分股份、德國《明星雜誌》的全部股份都屬於德國巨型的傳媒集團貝塔斯曼企業。因此貝塔斯曼企業就是德國具有資深影響力的傳播媒介的“炒手”。西方世界的“傳媒財團產業複合體”其實是一個公開的秘密，之所以傳播媒體能夠繼續自我描述為“客觀”、“獨立”、“自由”的，完全體現了資本利益集團的高明性：由於現代社會功能分化的規律資本集團不便直接出來強行幹預宰製媒體的報道，因此主要采取巧妙的幕後操縱和間接調控的方式，因此從表麵上人們是看不到媒體背後的幹預之手的。

但這隻無形的“手”卻劃定了基本規則，那就是不能挑戰資本利益集團和財團的整體利益，不能挑戰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價值觀，而且必須在整體上符合資本利益集團和遊說團體的整體利益。在這個沒有明確劃出，但卻時時刻刻發揮作用的“紅線”下，資本主義製度下的傳媒人士獲得了相對的“自由”。然而無論這麽自由，無論怎麽嬉笑怒罵，無論怎麽看似開放活潑，無論顯得怎麽百無禁忌，但是資深傳媒人士是非常清楚這條紅線的。

即使西方媒體偶爾批評資本利益集團損害民眾的利益，但是這些都集中在產品質量、食品醜聞等不涉及資本主義製度根本的領域，這樣的“偽裝批評”巧妙地增強了傳播媒體所謂的“獨立性”，更加增強了傳媒的信譽，然而在整體上依然是符合資本主義製度的整體利益的。而真正的對資本主義製度進行反思的文章，如果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製度最根本的合法性缺陷，那麽這樣的文章無論多麽理性，無論多麽符合“人類進步”或是“人類終極自由”的原則，在主流媒體上都無法尋得其蹤跡。在西方國家的媒體都有一條鐵律，凡是涉及到“社會主義”或是“共產主義”或是“左派”的言論，都會被媒體主持人事先描述成為“荒謬”的、“可笑滑稽”的或是“民粹主義”的，主持人在脫口秀或是政治論壇中的提問都是不利於“左派”的麻辣提問，因此在民眾中凡是偏左的觀點或是偏左的人士都會被公眾判斷在先地認為是“不正常”或是“失範脫軌”的，“左派”觀點在所謂自由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媒體中從來不會成為正麵觀點，更不可能成為主流，這是資本操縱輿論最直接的佐證。

而西方媒體第三個受製約的因素就是媒體市場的主流價值觀和受眾的價值取向。受眾對某種觀點的傾向和期待當然會刺激媒體朝一個方向報道，當然媒體的報道和渲染也會影響受眾的價值觀。很難說西方資本主義的傳媒體製下受眾和媒體之間的關係究竟是誰先開始影響誰，這有些類似“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

無論如何，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傳媒從來就不是“自由”的，也從來不是“客觀”的、“中立”和“獨立”的，媒體從一開始就必須是“選擇性”和“剪輯性”的，因為非此無法形成新聞。而如何進行“選擇”並進行“剪輯”，又是受製於資本主義體製下的主流意識形態價值觀的影響的，是受到“政治正確”紅線約束的，當然在經濟基礎上更是完全受到財團和資本利益集團控製的。從總量上傳播媒體必須符合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價值觀，維持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製度，並在對外議題上最大程度維護西方的國家利益。但是在內部操作上，媒體獲得相對的自治權，權力和資本一般不會直接進行線形指導命令，但是卻時時刻刻在操作著媒體的基本走向。因此西方媒體必須是標榜“自由”的，非此西方媒體無法獲得社會內部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同時西方媒體常常指責東方國家的媒體是“不自由”的，是“國家控製”的，是“共產黨宣傳”，僅僅這些誘導式的標簽就足以在本國民眾中化解別國媒體的正當性，同時強化本國媒體的正確性和合法性，這是一種語義的操弄，是一種高級但卻廉價的對大眾輿論的操縱。在很多情況下，就是一種對於本國公眾進行愚弄的“愚民政策”。



媒體與所有製其後的經濟基礎



在過去相當長的的一段時間內，馬克思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理論被廣泛地棄用，因為其顯得老套和不合時宜。但恰恰是在金融危機時期，馬克思主義中的許多理論和思想被重新得以審視，越來越多的學者和民眾開始重新感覺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確具有的穿越曆史時空的天才預見性。

恰恰在對比西方媒體和中國媒體這樣的議題上，我們往往隨著西方的思維而轉動，總是在思考中國現存的新聞審查製度和新聞自由問題，而忘記了問題背後更深層次的一麵。在對比中西新聞製度的時候必須同時比較兩種不同體製下的政治經濟基礎，我們才有可能對中西兩種不同的新聞運作的模式有更加深刻的認識。西方的新聞製度是建立在西方的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經濟體製之上的，因此就其本質而言其必須為資本主義製度的經濟基礎和資本主義製度的價值觀服務，從經濟基礎的來源上來看，西方媒體也完全受製於財團和資本的利益。

從社會群體的構成來分析，從事媒體運作的群體在世界觀和經濟基礎上是屬於典型的小資產階級，其經濟收入優厚穩定，知識水平處於較高層次，從思想世界觀上屬於“自由派”，強調所謂完全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但是根據我們之前的分析，絕對的自由在任何社會都是不存在的，任何自由都是相對的，任何社會製度都必須消解並削弱與本製度完全異質的“威脅性”因素以維持該體製的合法性。小資產階級的“自由觀”從本源上來說是體現了企業家和財團的“資本自由觀”，也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特質：錢多的有錢多的自由，錢少的有錢少的自由，而沒錢的就沒有自由可言。從本質上而言，自由的程度性提高取決於可投入的貨幣量，商品化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而西方記者群體所代表的階級屬性正好決定了其世界觀與背後大企業主和利益集團的“趨同性”。為什麽西方記者從來不真正關心全世界有十億人在金融危機以後挨餓，為什麽西方媒體不關心孟買的超級貧民窟，為什麽西方媒體不關心非洲的兒童兵和殘酷的種族衝突和虐殺，為什麽西方記者在空前的金融災難以後不去深刻反省資本主義的弊端，為什麽西方記者從來不去攻擊媒體背後的大財團和銀行家並揭露他們損害世界人民利益的魍魎伎倆，卻無比關心中國的新聞自由和所謂持不同政見者，歸根結底他們關注的是其背後的“資本自由”和“資本任意支配世界”的問題，而不是關心普通民眾真正的物質自由。

而中國的新聞製度是建立在中國的社會主義的體製上，從本質而言，中國的資本是在中國共產黨政府的節製之下，中國雖然也大量利用外資和民資來發展市場經濟，但是由於政府力量的強大，使得資本必須被節製在國家的整體利益之下，因此資本無法實現對媒體的背後操縱，更不可能出現某些國家的商業寡頭掌握國家主要媒體的現象（比如意大利的首相貝盧斯科尼，其有權有勢的家族就掌握著全國最有影響力的媒體企業，這樣可以運用家族媒體企業來實現對選舉的影響。在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實現了寡頭經濟、政治權力和媒體的一體化）。這就有利地防止了資本集團和利益集團從根本上危害國家利益、或是實施與國家利益相悖的行為。

當然現階段中國媒體的管理還處於相對比較落後的階段，這主要是現代化的“階段差”所造成的。中國實施的依然是行政直接管理媒體的模式，這樣的管理在特定的曆史階段具有一定的作用，可以防止媒體在開放進程中由於過度自由帶來的急速失控問題，同時也可以防止西方世界利用中國轉軌時期複雜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民族矛盾來顛覆中國。但是一味地采取類似計劃經濟的指令性管理和命令媒體的辦法畢竟越來越與中國社會現代化的規律相背離，尤其是在中西媒體發生衝突和競爭角逐的時候，由於我方被指責為“國家媒體”和“黨的宣傳機器”，這樣的意識形態的標簽容易導致中國媒體在國際話語權的征戰中完全失語的現象，從而為我國現代化帶來不利的影響。中國的媒體運作模式未來必須適應時代需求進行循序漸進的變革，更加適應開放和社會次係統功能分化的規律，同時能夠更加有效地為中國現代化事業服務。



妖魔化中國，那是一定的！



從西藏事件，奧運聖火事件和今年的七8226;五事件來看，西方媒體出現了故意造假，操縱民意，並惡意妖魔化中國的趨勢。然而透過現象來看本質，西方媒體雖然在曆史上根據西方國家利益的需求不斷調整對中國的形象塑造，中國在西方的鏡像中因此呈現波浪前行的軌跡，時好時壞，但是在可以預見的將來，西方媒體不會再像過去那樣對中國的發展給予集體的喝彩。

其原因在於，中國過去是遠遠低於西方整個政治經濟體係係列的後進經濟體，而現在中國崛起的飛速發展在近兩百年第一次呈現出一個非西方文明在經濟和綜合實力上全麵超過西方文明的可能性。注意這裏不僅僅是民族國家意義上的中國超過美國，而是中華文明在本世紀上半葉存在著超越整個西方文明的可能。世界財富和科技優勢從西方轉移到東方，決定了領先世界長達兩個世紀的西方文明會產生強烈的不適應感和優勢剝落感，從而引發西方麵對東方物質財富極大積累可能產生自卑感和挫折感。從現在起，西方媒體再也沒有理由來吹捧中國了，西方媒體對中國的誇耀，就是在某種程度上貶損自己。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崛起跟日本當年崛起的根本不同在於，中國向世界展示了：另外一種模式是可能的，中國沒有實施西方自認為的普世價值觀——競爭性和衝突性的多黨民主製度，甚至沒有將西方的新聞自由和人權價值觀完全照搬到中國現代化的路徑中去。與之相對的是，中國在借鑒吸收了資本主義的文明成果後，逐步開始建立自己的價值觀體係，隨著中國物質財富的積累和東西實力的消長，中國開始逐步展示出自身的模式效應。這一點倒是德國的總理默克爾看得很準確，盡管她以堅決反華的態度在西方政治界顯得特立獨行，但是在其剛剛就任德國總理之際，她比較誠實無偽地表示了自己的態度。她認為：中國的崛起是對西方製度的威脅，是對西方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挑戰。拋開西方人一貫的意識形態優越感不計，默克爾說出了許多西方人不便說出來的心裏話。

人們日益清晰地看到了，一個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大國，在結合了中國實踐的社會主義，以及大規模學習資本主義的實踐後，一個明顯有別於西方的世界大國正在冉冉上升。雖然說製度性理論性地概括中國模式還為時過早，但是越拉越多的第三世界國家，會看到一個三十年前在世界經濟中微不足道的國家是如何奇跡般地躍升為“坐二望一”的世界經濟強國的。而這一切都是在中國沒有采取西方的迷信教條，沒有采取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沒有采取西方的競爭性多黨民主製度，甚至沒有照搬西方自由主義教條下而取得的。

而這一條原因，對於深具意識形態優越感的西方，對於習慣於用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來教訓世界，並利用其所謂價值觀理念來推廣全球資本利益的西方資產階級和自由派精英來說，是一個根本而又徹底的衝擊。事實上，中國越強大，越往前發展，西方的普世價值觀神話就越被衝擊得碎片化。西方物質財富的流失伴隨著價值觀和話語權的根本流失，而這對於曾經獨霸天下的西方來說，是一個權力絕對衰落和被絕對剝奪的征兆。麵對中國強勁的挑戰，西方世界不僅不能在全世界對自己的“普世價值神話”自圓其說，甚至要麵臨體係內部的人民的質疑，為什麽中國在“惡劣”體製下，反而能夠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反而能夠精確地一步步向世界第一強國邁進，而且顯示出了超越整個西方文明的空前潛力。

無疑中國問題是很多的，中國人在一代人的時間完成了西方一百五十年到三百年才能完成的任務，從大曆史的角度來說，中國在沒有經曆大規模動蕩和動亂的情況下逐步走向世界第二強國，並在不遠的將來將和平取代第一強國的位置，這是世界曆史的奇跡。從微觀角度來看，中國又有很多問題：官員腐敗、環境汙染、濫用權力、司法不公、社會保障不健全等等都是我們不能回避的問題。毫無疑問，任何一個轉軌的社會，包括西方兩百年的現代化曆史，都是一部衝突的曆史和社會動蕩演進的曆史，在這樣的曆史階段，抓住負麵事件大肆炒作，培育幾個有利於西方的持不同政見者，這並不是什麽難事。但是西方媒體的荒謬在於，他們今天真正的失去了自信，隻敢負麵渲染中國的發展（當然許多負麵事件也客觀存在），而不敢麵對中國社會整體向上發展的趨勢，更不敢麵對一個無比自信的世界新興強國。

今天西方世界的所作所為正好類似前蘇東社會主義集團國家在三十年前所作的那樣，當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和生產力被西方世界拉得越來越遠的時候，社會主義政體內部漸漸失去了製度的信心，於是隻能靠封鎖外部信息、阻止公民出國以及完全的政治宣傳來醜化資本主義。那個時代常用的手法就是報道西方世界的流浪漢增加，無家可歸的人數量在上升，許多民眾無法安度聖誕節等。總之通過渲染資本主義最落後的一麵和彰顯社會主義最光明的一麵來證明社會主義的合法性。

今天中國的崛起開始使得西方資本主義體係失去了自信，他們麵對中國巨大的現代化成功，麵對著北京、上海、廣州、南京、深圳、武漢、重慶的五光十色、色彩繽紛、空前自由繁榮的新景象，不得不違心地將新聞焦點聚集在不能代表整體中國的個別持不同政見者的身上；他們不願意看到每年五千萬中國人出國訪問旅行，國慶期間億萬民眾在全國各地旅行，而隻會按照政治需要把中國裁剪成為一個“極權主義、沒有出行自由”的國家；他們不敢麵對三億人民使用網絡，七億民眾使用手機，他們不敢麵對超女選秀等反應現代中國公民個體化特征和大量自由前衛的後現代主義現象等，而隻願意根據意識形態的需求報道中國邊邊角角的陰暗麵。然而完全集中於負麵的報道更加顯示了一個體係開始虛弱化了，正如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群三十年前報道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樣，隻敢報道社會的一個側麵，而不願意報道社會的主流和整個社會發展的趨勢。而今天的中國正好相反，以積極正麵的態度報道西方，以更加健全的態度學習西方，以務實主義的態度吸收世界文明的養料來壯大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中國的史無前例的複興和崛起不僅擊碎了西方意識形態的神話，更在深層次上破壞了“國際資本征服世界”的圖謀。跨國資本希望通過經濟實力和金融權力的擴張，配合資本主義的全球輿論來開道，從而實現資本徹底一統世界的“新資本成吉思汗的全球化征服”。西方的資本傳媒共生體在共產黨政府領導下的中國遭遇了滑鐵盧，中國不僅利用資本主義壯大了社會主義，也利用資本主義壯大了中國，而資本卻被牢牢掌握規訓在強大的中國政府的手中。中國“壞”了資本全球化的大計，這是中國最遭西方忌恨的根源。確切的說，不是西方普通民眾如何妖魔化中國，而是資本利益集團出於世界資產階級的需要必須妖魔化中國。這就產生了一個悖論，資本傳媒的共生利益集團出於經濟發展的需求不得不依賴中國巨大的市場，然而日益壯大的中國卻也在根本上挑戰了這個資本主義的世界體係，於是西方的資本傳媒共生集團產生了深度的精神分裂。

因此西方世界還要繼續搜集中國社會所有的陰暗麵來攻擊中國，但是中國的成功和每年的進步將使得意識形態為綱的西方媒體越來越被動。他們必須向西方世界公眾解釋清楚，為什麽一個“邪惡”的政體可以取得這麽巨大的經濟成功，為什麽一個“邪惡”的中國恰恰從經濟危機中最先複蘇，為什麽這樣一個沒有遵守西方“普世價值”神話的國家恰恰較菲律賓、阿根廷、智利等美國的好學生要成功得多，並恰恰在今天成為美國甚至是“西方資本主義”體係的拯救者。


西方妖魔化中國，在今天有其必然的製度性根源，但唯其如此，才顯示出西方世界是真正的衰落了，其維持競爭力和合法性的武器竟然退化成為塑造一個“邪惡中國”的假象來操縱蒙蔽大多數可能依然沒有到過中國去的西方公眾，時光宛如倒流，今天的西方何其類似“文革”中的中國也？然而可悲的是，某些西方國家的媒體，似乎閉上眼睛就看不見，宛若鴕鳥把頭埋進沙子，幾十年用同一語調詛咒中國，期待著中國有一天崩潰；似乎公眾永遠是可以計算出來的被操縱群體，隻要大多數公眾還相信意識形態的神話，媒體的操縱可以一天天持續下去。麵對財富、優勢和合法性每天都在減損的西方，不去反省體製的根本因素，反而采取對中國抹黑抹紅的手段，真是不智之舉呀！



作者劉濤，社會學學者，著有《中國崛起策》和《頭等強國》等專著。本文係網絡書籍《中國世紀》第四章大國軟實力的文章，歡迎引用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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