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齡與蔣介石(資料圖)
“我身上唯一和東方有關的是我的臉孔”,這是宋美齡的自述。由美國著名傳記作家漢娜·帕庫拉所著的《宋美齡傳》一書中,有很多未曾公開的第一手資料。宋美齡在大學時期的好友埃瑪·米爾斯與宋美齡一直保持通信,宋美齡在信中常會透露一些私下的看法,以至於後來她曾要求米爾斯銷毀一些私人信件。作者還從美國各大圖書館尋找到一些美國政要捐出的私人文件。其中,資料最豐富的是斯坦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那裏有宋子文後人捐出的58箱文件,其中的19箱因涉及宋美齡,直到2004年時才被公開。《宋美齡傳》中引述了許多宋子文與宋美齡之間的電報原稿,讓讀者對宋美齡在美國的活動有更為詳盡的了解。
少女宋美齡
回到上海上流社會的社交生活,美齡開始思考婚姻問題,向好友埃瑪建議該結婚,又說她本人認為“女人若不結婚,會覺得人生失落,仿佛被騙走了人生……如果沒有小孩,又有什麽好期待的?”埃瑪最近才和某個男子有過感情上的危機,美齡為了安慰她,有時理性、有時不夠理性地整理出自己對人生、愛情和責任的看法,向埃瑪訴說:“你也不確定該走哪一條正確的路,或者是否有所謂正確的路存在……我也有過類似你遇上的經驗,隻是,我很確定我要什麽,可是上帝卻不願給我……我注意到最成功的男人往往不是具有天才大力量的人,而是對自己有最大的信心,進而催眠了別人接受他的信念的人。”
這兩位年輕女子通過魚雁往來,互相傾訴挫折、發現新點子———有些很感人,有些很可愛。七月間美齡接到埃瑪來信,談到令她十分苦惱的一番性事遭遇。美齡回信說:“我認為……你可以把這個事件當做是獸性的不愉快經驗……喚醒你對獸性熱情的認識……在我們大學年代對它一無所知。”她又說:
……我認為你對男人要有正確態度,最好的方法是完全撇開性這個問題。當然,這樣做很難,因為幾乎沒有例外,男人對女孩動了心,他就變得感情用事……愛情的組成裏有一部分就是性,如果你把它和組成愛情的其他元素放到一起來看,就不會覺得它惡心。譬如說,肉體之愛有如巴赫或貝多芬作品的某些部分,如果光看它們本身,會覺得並不和諧,但如果把它們和作者原本構想要組成整體的其他部分結合起來,它們就變得和諧、優美。極其可能的是,那麽惡心地瞪著你的那個男子,是受你肉體所吸引,這種男人必然是畜生、禽獸……但是,達達,並非每個人都這樣……別開始以為你厭惡愛情,因為你並不是如此。你隻是厭惡其中的若幹成分,對於你這樣心思純潔的女生而言,這種態度相當自然。
美齡本身也碰上和男人交往的問題。她告訴埃瑪:“上海現在謠言紛傳,說我訂婚了。”又說,她的朋友們不確定(我的訂婚對象)是誰,但肯定我是和某人訂了婚。最好玩的是,這些男人沒人出來否認或承認這個謠言。我可慘了,因為母親當然認為我一定做了什麽,才會引來這些謠言。過去一個月她不準我見任何一個男性朋友。由於她告訴我不準任何人找我,我幾乎願意出於報複心理,幹脆訂婚算了,其實我也曉得,這完全是孩子氣的態度。她擔心死了,因為過去一個月我似乎發瘋地滿城遊蕩。其實,我無聊透了。我甚至有一兩次沒人陪伴就跑出去喝茶,隻因為……我覺得被管得死死的。有意思的是,我一點也不在乎那些男人。
有個舊日的追求者重新出現,令她頗為得意。不過,宋夫人因他已離過婚,並不讚同他們來往。她說:
他已經和以前不一樣,現在是個男人不再是倔強善妒的大男孩……但是,老實說,我無聊極了。我懇求母親讓我出外做事。義務工作不是真正的工作……有家報紙願給我一份工作,但我用不著告訴你,如果我接受了,家裏一定震怒,我一定經受不了那紛擾,尤其是天朝大國之民的笨腦袋瓜裏,容不下女孩子和男人共事並不會傷風敗俗這個觀念……真是可恨啊!我認為我如果能夠放手做,一定會有一番成就。
另一位比她年長十五歲、非常富有的男子向她求婚,也使她格外高興。在她麵前是一個機會,可以改善“他工廠裏數百名工人”的教育和社會發展,盡管美齡表明並不愛他,他仍然向她求婚。還有一位已婚男子,她“不幸十分關切……遠非語言所可形容”,但她也拒絕了。
美齡一向喜愛閱讀,一九一九年春天,在韋爾斯利學院念書時的一大箱書經過兩年之久,終於漂洋過海寄回上海,令她特別興奮。幾個月後,她告訴埃瑪,韋爾斯的《曆史大綱》令她“欣喜若狂”,而莫泊桑的作品令她厭惡。她也重拾中文功課。這次由子文的中文秘書擔綱教授。老師“十分嚴格”,不僅嫻熟中、日交流之後引進中國的新字詞,也期待她以舊方式背下古書。她每天上午跟他學習三小時,經過幾個月之後,她寫信給有誌當作家的埃瑪說:“我打算一旦對中文有相當把握時,可以把中文稀奇古怪有趣的珠玉小品文譯為英文小說,讓你來接棒。你、我合作來介紹中國文學……你說妙不妙?我可以翻譯出精髓,你負責把它精煉!你覺得‘密爾斯和宋’作品,怎麽樣?”
二十三歲,還和母親、兄弟住在一起的美齡,渴望過自己的生活。一九二〇年冬天,她承認自己“像電線一樣,一觸即發,煩躁易怒……非常不合群”。三個星期後,她說她已經好多了,“尤其是我讓家人了解,我應該有一部分自己的時間,不能被打擾之後”。有些約會沒問她意見就排好,她幾度拒不參加,總算讓家人了解她也是有主見的人。
有一天,她越了線。她說:你也曉得我母親非常保守,雖然她認為我可以參加朋友開的舞會,卻絕不準我跳舞。你應該記得,我在大學時是多麽喜歡跳舞。有一天我去參加舞會,男士們開始邀舞,一不小心,我跳得太晚了,回家對母親從實招認。你應該在場……你會認為,隻因為我跳了舞,我就是世界上最不要臉的人,我要認錯悔過、洗刷宋家恥辱唯一的方法就是穿上懺悔衣,向所有邀舞的人以聖潔的不屑之姿掉頭不理。天啊,真是的。
我們從下麵的例子知道,宋夫人對兒子的要求,就沒有如對女兒那麽嚴格———或者說,子文不像他妺妺,不必把逾越之事巨細無遺向母親報告。喬治·索克思當時住在上海,和宋家全家都熟。他說:“子文和我,以及後來成為我第一任妻子的女士……安排了第一場華人、洋人在一起跳舞的舞會———這個行為才真是不可思議呢!宋夫人不讚成跳舞,也不讚成南方衛理公會傳教士所列舉的一切不當行為。她有一套斯巴達式的規矩,子女們必須要遵守。”
下一次舞會美齡受邀參加,宋夫人要她保證不跳舞。美齡告訴埃瑪:“我本來決定不跳舞,但是當她要我保證,我氣得頂撞她:我一定會跳舞,而且還要跳個不停。她氣急敗壞,最後我服軟了,答應她:隻要我一天姓宋,就絕對不在中國跳舞!請注意,我隻要到了美國,我就跳個不停!”
隔了幾個月,美齡開始想要回美國念醫學院———當年她父親也有此心願———但是母親否決了。然而,在她開刀切除扁桃體之後,她告訴埃瑪:“回國後我體會到一件事:朋友雖然很好,但切記當你真正遇上大麻煩時,總是家人向你伸出援手。”
經過一段休養之後,美齡前往廣州探望二姐慶齡和慶齡的丈夫孫中山。孫中山製服地方軍閥,廢除軍政府,此時正在組建革命政府,與北京對抗;慶齡顯然央求妹妹南下幫忙一兩個月。美齡告訴埃瑪,廣州“不像上海那麽洋化”。隔了一個月,她被哥哥從南方“捉回家”。她向埃瑪講起悄悄話,提到“我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B先生”,要介紹他來見她。她說:
我要告訴你一個秘密……我非常喜歡他,他也非常喜歡我。我在香港登船前才在某個朋友家認識他,雖然我們隻同船三天,卻成為很好的朋友。到達上海那一天,恰好是他的生日;盡管我離家已經三個星期,因為船下午就要開了,我陪他過了一整天。我們一起過得很愉快,我也很高興竟然可以如此放縱。用不著說,家人氣炸了……他們氣,因為他是洋人……他星期六下午離開後,我已收到兩封電報訴說他想念我。家人試圖攔截電報,但沒有成功……你也曉得我家是出了名保守的,重視家族聲譽,要保持家族血統“純正”,他們寧見我死,也不能讓我嫁給外國人。通常我也是如此想。但是,現在,我正在認真考慮接受另一位男士。我喜歡他;他是最聰明的年輕人之一,家世良好。但我還是猶豫不決。你也曉得,很多時候,人已經理性上信服了、感情上卻仍未能信服某種行動是對的……但是,拜托,請別對任何人說,因為我必須自己思考清楚。同時,當B先生來訪時,請對他特別好,但千萬別說漏我告訴你的事。
蔣夫人宋美齡
一九三七年一月,埃瑪·密爾斯收到蔣氏夫婦寄來一張正式聖誕卡———典型的國家元首問候卡,內附一張蔣氏居家照片。埃瑪幽怨回憶說:“我最後一次接到美齡的信,已是將近十年前的事。這段期間,我寄去的幾封信都沒收到回信。”即使如此,埃瑪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仍召集一群韋爾斯利校友一起聽聽中國近況。她邀請十多位同學午餐,大家合起來寫回信給美齡。次月,埃瑪收到美齡複信,請她轉給大家傳閱,一方麵感謝大家寫信給她,一方麵也敘述中國的立場:
我們國家存亡絕續已到緊要關頭……全世界慢慢理解到中國不僅為自己作戰,也為大家作戰……為我們禱告———是的,但是同時也請諸位盡力推行抵製運動。我不必告訴各位過去三個月我國所遭遇的恐怖暴行……我走過當地之後,鞋子浸滿鮮血……請協助我們製止這場戰爭。
這封信尚未寄達,美齡收到埃瑪另一封信。埃瑪答應會隨時讓蔣夫人了解美國對中國的民意動向。埃瑪臨筆之際,顯然天人交戰,難以下筆———她在日記中承認,花了一整個晚上寫信,字斟句酌,顯然對老朋友仍有幾分生疏。埃瑪寫給美齡說:“你應該仍記得我,可以確定我對你的忠誠與深刻同情。你或許不清楚的是,多年來我對中國的興趣不減、甚至更增……美國百分之百同情中國。”但是她不能不又補上一句:“美國人絕對尚未準備好接受大規模的抵製運動。姑且不論其對錯是非,大部分人似乎覺得這將是無可避免走上戰爭的第一步。”埃瑪告訴美齡,她已經在韋爾斯利同學中發起運動,募款賑濟中國難民。埃瑪的結語是:“如果還有任何事我可以為你效勞,或是你覺得我可以為中國貢獻,你一定已知道可以借重我。”
美齡同意她可以全力推動之後,埃瑪提升美國人關注中國局勢、捐款賑濟中國難民的工作,變成一份全職的工作。這時候的埃瑪除了有待提出論文以取得中國研究碩士之外,已經沒有太多旁騖。她並沒結婚。她說,因為和八十九歲高齡的祖母相依為命,她的社交生活“十分有限”,“在她家也無事可做”。至於美齡呢,她的信函和要求無非是重申昔日交情,以及身為一國元首之妻向她可以信賴的友人求助的官樣文字。美齡現在用的敬語稱謂是“親愛的埃瑪”,不再是“親愛的”或“最親愛的達達”;她的落款署名有時是“愛你的,蔣宋美齡”或非常官方的“你真誠的蔣介石夫人”。美齡一九三八年寫給埃瑪的頭一封信,談到日本人屠殺中國難民,抱怨“民主國家畏懼日本”,以致停止運送到中國的補給:“美國在聖地亞哥把飛機卸下船,這是我們在戰事爆發前就買、也已經付了錢的飛機……美國實質上在幫助日本擊敗中國。”幾個月後,她改變說法,聲稱中國人了解美國國內形勢,“它使得(美國)政府不好和日本作對。我們曉得他們怕日本,他們也害怕戰爭。”但是她說,中國人很難理解為什麽盟國不嚐試懲罰日本的“不人道行為,它的無恥已使得黑暗時期的蠻族部落都望塵莫及。他們所知道的不人道行為,統統比不上日本人今天的屠殺、搶劫和淩虐行徑。”
四月底,蔣夫人寫信告訴埃瑪她剛從前線回來。她說:
我每一站都盡量在時間允許之下探望更多的醫院,也設法安排兩千名戰爭孤兒安置到四所天主教會。這些小孩將受到好好照顧,修女們投注給他們最大的愛……我們也盡可能安置更多難童到其他教會機構……你答應要送來的錢,將用在收容難童上麵。你會同意吧?稍後我會把這些孤兒的照片寄給你,他們會曉得你和一些朋友對他們的關愛。
此時,蔣夫人送一些中國杯盤器皿和綠茶給她的韋爾斯利同屆同學,以及選她為榮譽成員的一九三八年班校友。她拜托埃瑪替她分送這些禮物:“你已經為我做了這麽多,也要再麻煩你幫忙。”埃瑪回信時顯然是在指涉美齡以前的呆板,她說:“我有時候說我很了解宋美齡,卻一點兒也不認識蔣夫人;但是,讀了第二封信之後,我猜想她們或許畢竟是同一個人。是的,我當然會處理那些禮物……你已經有那麽多事要煩了,其實不必為我們這麽費心。”替美齡分送禮物時,埃瑪說她自己也“相當沾光……受韋爾斯利學院校長麥卡菲之邀吃晚飯。”麥卡菲被人批評在當前的衝突中太偏袒中國、輕忽日本。據說,她反駁說:“如果我們沒有像(蔣夫人)同樣出名的日本校友,那也是沒有辦法的呀!”一九三八年六月中旬,蔣夫人有三篇文章發表在《紐約時報》上。當年冬天在漢口囑咐董顯光搜集她的演講稿、報上文章、廣播稿和信函,交給法默編輯成冊。法默奉命在六個月內完成此一任務。他說:“這是我新聞記者生涯中最怪異、最困難的一份任務。”因為中國的排版工人完全不識英文,而且即使隻有四十頁的篇幅,也全得靠手工撿字排版。過程中,原本對蔣夫人全然欽佩的法默,也完全改變看法。他說:“好幾次,一萬冊的四十頁文本已經完成,夫人———她的意旨不得有違———又要更改修訂……夫人……對她的第一本書非常重視。每次見到我,她就變成吹毛求疵的夫人。某某頁怎麽出現錯字了?她的詩句怎麽被誤植了?”
雖然她不讓這本書在美國或英國販賣,她卻送了三百冊簽名本到韋爾斯利,因為它們是“有趣的一本書,其中有些瑕疵乃是我們在漢口受限於戰時條件困難所致”。她拜托埃瑪替她代為發送,附了一張一萬美元的支票作為郵資和包裝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