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前，上海女人似乎都會織毛線，當時也算得上家庭主婦的一項本領。那個年代物資貧乏，做媽媽的不僅要操持家務活，通常還要負責打全家的毛衣，所以女人忙著在織毛線就變得天經地義再自然不過的事了。母親們有時還會把穿不下的毛衣拆了，洗了，加上新線或拚上其它色的再織出件新毛衣來，這樣一來同樣的羊毛線用來用去好幾次，很符合現在的環保意識。然而，許多上海女人不甘心光打簡單的針法，她們心靈手巧，一直創新，翻花樣，還要織出個性和時髦來。在當時色彩單調的芸芸眾生裏，一些別致的毛線花式，多少也滿足一下人們對美的追求和向往。
後來社會進步了，生活也富裕了，上海女人的樂趣也轉了方向，現代的媽媽是要管好孩子的功課和督促彈鋼琴，不需要織毛線了，於是母親們在燈下為全家織毛衣的情景已變成親切的回憶。我常常想起自己的母親當年在燈下飛針走線織毛線的姿勢和形態，她喜愛羊毛線，喜愛新花樣，喜愛為女兒翻款式，很上海女人。而我和妹妹卻沾不上丁點邊，隻有在她毛衣開工時我們才能找到效力的機會，為她繃緊兩尺來寬的大股羊毛線，然後母親找出一個端頭來飛快地繞成一團團的毛線球，接下來姐倆隻有觀摩學習的份。用不了多久，女兒們便喜孜孜穿上新毛衣，也就不去想如何織毛衣了。
不過也有一次，母親為了全家的“寶貝毛衣”落得灰頭土臉。那是文化大革命抄家的時候，一大隊工人造反派押著父親到家來翻箱倒櫃掃四舊，翻出一件件母親織的毛衣扔得一地說：“大家看看，他們家才四口人，怎麽要這麽多毛衣？”當年母親年輕氣盛不會忍馬上回了一句說：“中央國務院沒有規定一個家庭應該有幾件毛衣。” 當時把說這話的人噎在那裏， 但母親也為之付出代價戴上“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帽子，他們臨走前把一張大字報貼在大門上，一隊人還對著她舉舉拳頭吼了幾聲“打倒資產階級走狗！”那是個瘋狂的歲月！一切都會變的可笑和不可理喻。全家一直把那件事當成笑話講，母親還是照樣織毛線，尋找新花式，織毛線變成了她的愛好和專利了，壟斷得兩個女兒不曾有機會練習，我印象中隻記得為自己打過一條白色的長兔毛圍脖，冬天圍在呢格子的大衣外走在南京路上很得意，大有上海女人的洋氣和鋒頭。
來到美國已有二十幾年了，織毛線在心目中已成了一項古老的手藝活，現代人哪有空折騰這玩意兒？偶爾在車上或在船上見到個把洋妞在織毛線會勾起我對母親的思念，但她們的奇怪手勢和馬拉鬆的速度又讓人佩服起以前上海女人的伶俐來。然而這片刻間的回憶常常如同被風吹起的葉子從腦海的這一處又落到了另一處……
誰知生活如同毛線頭會引出意外的故事來，入秋後我開始接受了化療，體驗這些全新的痛苦經曆。盡管思想上再有準備還是要一步一步去對付每次療程帶來的突發反應；盡管平日加強鍛煉身體，但藥物還是一口一口吞噬著全身的體力。此時一位好友送來一大袋毛線希望能幫助我在養病中找些樂趣。毛線讓我想起了上海和上海女人來，織毛線似乎更有主動性，我擦擦掌，決定試一試。可惜的是母親已把毛線手藝帶去了天堂，隻留下織針，我掂了掂自己的能耐，充其量也就織圍脖了，於是拿起針起個頭為喜愛的孩子們打圍巾吧。
我開始遊針走線，用簡單的針法在排列組合中尋找空間，我也開始麵臨挑戰，接受化療帶來的反應和虛弱，逐漸調整和適應。聽聽音樂織織毛線似乎有些以前上海女人的味道，一針一線和一分一秒交替著，這“圍脖工程”伴著化療療程倒也織出一番色彩互補的心情來。我也帶著織物上醫院做化療，有次在候診大廳裏遇上了一對帶著頭巾的巴基斯坦母女，她們見我在織毛線高興地走過來攀談起來。於是我們從織毛線的針法到家鄉近況，從不同的文化國度到同一種病症，聊得好像老友重逢。臨走前，那位母親指著織物悄悄對我說：“織毛線是種語言，是世界上女人的語言。”果然毛線語言讓我認識了來自俄羅斯的大娘和長在意大利的護士，以及一位漂亮的舞者。毛線能織出一堆病友來，織出一種交流和欣賞可是我從沒有料到的，好似這治療室外還有種前奏治療，毛線語言的基本針法和花色變成了溝通和舒解的心情治療。
現在我已會去手工商店挑選不同顏色的毛線，滿懷興致地想去完成“圍脖工程”；孩子們都不缺我的圍巾，而我卻深深感謝他們，感謝他們接受一種嚐試和對嚐試的肯定。他們的可愛，向上和生機勃勃如同一縷陽光常常照著病中的我，而病中的我織著五彩毛線，織走了化療帶來的暈厥，嘔吐和脫水，織進了希望和信心，織著織著我織完了整個療程，帶著親人和朋友們的支持和鼓勵，漸漸地從體力的低穀走了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