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並不如煙
史海鉤沉
寫了這麽多，我們對本文開頭提出的問題也可以做一些初步總結了。這些總結不一定完全準確，隻是筆者根據公開可信的資料，得出的有邏輯依據的判斷。主要有：
1. 九一三事件不是一個事先周密計劃好的出逃，而是諸多偶然因素導致的臨時事件。雖然決策之草率、準備之倉促、實施之混亂等先天缺陷早就注定了後來的失敗，但在毛澤東決心拿下林彪、毛林決裂隻在旦夕這一曆史背景下，林彪葬身大漠隻是在當時形勢下必然發生的諸多悲劇性結局中的一種。
2. 林立果組織人員撰寫“五七一計劃”，和後期謀劃暗殺毛澤東，這一點是沒有爭議的。但由於種種原因，暗殺毛澤東的計劃最後沒有落實到具體行動，也是事實。“小艦隊”核心成員周宇馳、於新野參與了謀劃，最後以死表示了對林立果的忠誠。筆者認為，葉群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對以上陰謀知情，或提供過行動上的支持。
3. 沒有可靠證據表明林彪本人支持或參與“五七一計劃”、暗殺毛澤東或“叛逃”蘇聯，也沒有證據表明黃、吳、李、邱等軍方人員支持或參與。官方審查結論自然有其曆史背景和原因，但提供的證據並不充分，也不可靠。葉群、林立果等人有可能向林彪提出過出逃蘇聯或香港的方案，但沒有證據表明林彪同意或支持。李文普那句“伊爾庫茨克有多遠”是孤證，又是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招供，可信度不高。筆者認為，曆史研究不能搞“誅連”，不能說林立果或葉群搞陰謀，就一定是林彪搞陰謀，就像江青在文革中罪惡滔天，但不能簡單說毛就罪無可赦。要講事實、靠證據說話。
4. 林彪當晚是自己上飛機的，意識清醒，並未受到葉群、林立果等人的綁架或脅迫，但他很可能是被葉群、林立果欺騙，至死都以為自己去的是大連。“去大連”是九一三事件之前就說好的，當晚隻不過是把時間提前，邏輯上說得通。
5. 李文普的槍傷是自傷，這一點有非常充分的證據。官方掩蓋真相的目的是為了保住李文普的個人信用，因為他為林彪“叛逃”提供了唯一的關鍵證據。但有的網友進一步推論出李文普是“臥底”，也缺乏證據支持。
6. 早在事件發生前幾個小時，中央就通過林立衡告密得知林彪可能出走，周恩來也核實了山海關機場有專機，但沒有采取任何措施製止。在北京，中央進行了積極的防範，包括中南海和釣魚台連夜進入一級戰備、毛澤東住所緊急搬到人民大會堂地下室等，但北戴河的8341部隊始終沒有收到攔截林彪座駕的命令。8341部隊由中央直接指揮，“不攔截”的指示也隻能是來自中央。有說法認為，在經過前期一係列“打草驚蛇”、“引蛇出洞”的大量工作後，現在好不容易“蛇”動了，在雙方實力懸殊、對掌控局麵成竹在胸的情況下，毛巴不得對方充分表演、“自取滅亡”呢，自然不會加以阻止。本人認為這種說法是有其合理性的。
7. 林彪專機在溫都爾汗迫降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沒有油，而是飛機出現了緊急情況不能繼續飛行，很可能的情況是空中起火。一個關鍵證據是迫降時機上乘員都沒有係安全帶，因為如果機上乘員都係了安全帶，在飛機起火爆炸的時候不會被甩出去那麽遠。而要迫使機上所有乘員解開安全帶離開座位，飛機空中起火是一個強有力的理由。蒙方當地多名證人目擊專機在空中已經起火，蒙古方麵的記錄也顯示“大型目標”是先起火而後才墜毀的。在飛機超低空飛行、即將迫降的情況下，將飛機起火和著陸燈的燈光混為一談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何況蒙古政府調查報告指出飛機當時並沒有打開著陸燈。
8. 如果飛機確實空中起火，原因更可能是事先有人在飛機上安放了爆炸物，而不大可能是蘇蒙導彈或戰機攻擊。林彪專機在蒙古的飛行路線上沒有重要軍事目標，蘇蒙事先部署導彈的可能性不大。專機在蒙古的飛行時間僅有32分鍾，其中還包括迫降時建立航線的時間，而蘇聯戰機從附近的軍事基地起飛，對專機展開攻擊並導致起火的反應時間不足。蒙古外交官的證詞也表明專機並不是被雷達發現的，而是專機低空飛行的巨大聲音被地麵聽到。
9. 專機飛行員潘景寅的表現極為可疑。除了在“飛機故障”、“保證不飛”兩件事上反複欺瞞上級吳法憲外，在其他機組人員休息後，他明知第二天一早有重要任務，卻一直在李海彬宿舍守紅機電話、大量抽煙，不肯休息。更奇怪的是，潘景寅目睹一係列不正常現象，沒有表現出任何困惑和猶豫，像是早就知道些內情。眼看林彪一家慌慌張張上飛機、後麵8341部隊追趕、前方油車擋路、地麵多次鳴槍，在半數機組人員未到齊、沒有塔台指揮、跑道一團漆黑的情況下，潘景寅仍堅持將飛機推出跑道、強行起飛。即將飛出國境時，潘景寅沒有任何反抗跡象，毅然駕駛專機飛進蒙古。對這樣一個排除萬難、竭盡全力幫助林彪“叛逃”的“死黨”，如果事先沒有任何默契，鄧小平居然會說他是“好人”？ 潘景寅最後的迫降動作極不合理，在迫降前不耗盡燃油、不關閉發動機、不打開襟翼、不減速、不開著陸燈，導致飛機以“直飛”、“發動機全速運行”的方式高速著陸並燃燒爆炸。對於一個王牌飛行員，這種著陸動作幾乎可以斷定是故意所為，一個合理的解釋是他把與機上人員同歸於盡的自殺掩飾成飛機失事。
10. 雖然九一三事件後的宣傳和大量文獻都把周恩來描述成臨機決斷、指揮若定的核心決策人物，但實際上毛澤東才是最終的決策者。在“最高統帥”和“副統帥、接班人”決裂的關鍵時刻，作為“丞相、大管家”的周恩來絕無可能不請示毛而擅自行動，這不符合周的性格。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收到林立衡匯報和確認山海關有飛機後，周恩來的第一反應就是把掌握的情況向毛澤東進行詳細的匯報，並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安排好了一切應對措施，這就解釋了9月12日晚22至23點周恩來沒有任何行動的原因。隻有毛，才是最終決定林彪命運的人。
11. 在九一三事件上，蘇聯應該和中國有某種程度的默契。九一三事件後，蘇聯軍方幾乎在第一時間到達現場，先後帶走了“黑匣子”、一台發動機和林彪頭骨等關鍵證據，並對此事做了詳盡的調查。但事後，蘇聯對外幾乎保持了和中國官方同樣的緘默態度，即使在二十年後接受漢納姆采訪時也沒有透露太多有價值的信息。蘇聯之所以這樣做，一個合理的猜測是應中國的請求，以保住官方在老百姓心目中的權威形象。畢竟一旦公布林彪專機失事的真相，除了傷害中國官方的信譽之外，對蘇聯並不能帶來什麽直接的好處，還不如做個順水人情，另外換取一些實際的利益。因此，紮格沃茲丁接受鳳凰衛視采訪時說林彪專機“叛逃”時飛到了蘇蒙邊境，以及顧大壽等人一係列荒誕不經的說法，其目的就是把水攪渾，以嘩眾取寵的方式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入歧途，借以掩蓋事實真相。
附言：
洋洋灑灑寫了這麽多，終於要收尾了。經過近一年廣泛搜集材料、查找疑點、場景分析和邏輯推理，筆者試圖以曆史研究的方法對九一三事件進行還原，盡最大努力對普遍存在的大量疑問找到了一些解釋，心裏還是頗為欣慰的。筆者的文章引用了大量前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舒雲、Peter Hannam、王年一、餘汝信、丁凱文等，在此一並致謝。
需要說明的是，筆者撰寫本文的目的並不是為林彪“翻案”，更無意參與孰是孰非的政治討論，而是純粹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試圖在最大程度上還原真相、記錄曆史。雖然九一三事件本身與政治密不可分，但筆者在研究中力求做到跳出既定立場、盡量客觀公正地描述曆史事實。筆者並非專業曆史學者，精力有限，水平與能力亦有很大欠缺，姑且以此文作為寫作的一次嚐試，希望與有緣的讀者積極交流、得到有識之士不吝賜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