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並不如煙
史海鉤沉
5/6/7/8) 潘景寅的迫降是不是自殺？以上問題已經在前文第十五章有詳細分析，不再贅述。遺留的唯一問題是：潘景寅的迫降是不是自殺？按照第十五章的論述，潘景寅的落地動作是極其反常的。作為中國一號專機的駕駛員，必須是中國空軍的王牌飛行員，在政治和技術上都必須經過最嚴格的審查。換句話說，是精英中的精英。九一三事件後，一些分析人士認為專機迫降動作反常有明顯缺陷，原因在於潘景寅飛行技術不過關，再加上沒有別人幫忙，因此才會迫降失敗。這種說法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原因很簡單：如果潘景寅技術不過關，他就不可能通過層層篩選，負責駕駛原毛澤東乘坐的一號專機。1967年7月，毛澤東平生最後一次坐飛機，駕駛員就是潘景寅，他駕機將毛從武漢送到上海。1970年夏天，中國從巴基斯坦進口的三叉戟，也是潘景寅帶隊飛回來的。副駕駛康庭梓也回憶過潘景寅之前有一次執行任務遇險，但從容不迫、在空中耗盡燃油最後成功迫降的例子，說明潘景寅不但技術過硬，飛行經驗更是數一數二的。
按照王海為首的中國專家組的說法，256號專機是主動迫降的，也就是說，潘景寅不是”自殺”。理由是：
其一，失事發生的場地是經過有意選擇的。在溫都爾汗附近這片戈壁灘上，這塊地點地勢是比較平坦的，飛機著陸的方向也刻意進行了選擇，這些情況不可能完全是偶然的；
其二，飛行員實施了野外迫降動作。他在飛機接地前主動打開了前開縫翼，這是著陸前必須進行的動作，前開縫翼隻有人工操縱才有可能打開；
其三，起落架輪轂完整，沒有撞擊和磨損的破壞痕跡，主輪胎良好，仍有氣壓，這說明在迫降時飛機沒有放下起落架；
其四，飛機是在有操縱的情況下尾部先接地的。而且是主動作出了使飛機迫降的選擇。
王海的這個分析是有問題的：首先飛機墜毀地並不是一片”戈壁灘”，而是長滿了”深可沒膝的枯草”（孫一先文）。穀歌地圖信息也表明，溫都爾汗附近並不是亂石遍地的戈壁，而是大部分地方都非常平坦的草原。其次，潘景寅雖然打開了前開縫翼，但是減速板、著陸燈都沒有開，也沒有關閉發動機減速，包括王海等人也承認”飛行員著陸動作不確切，沒有做全”。
潘景寅操縱256號專機的迫降動作有明顯不合理之處，這也是為什麽長期以來對他在九一三事件中的角色存在巨大爭議的原因。按照蒙古政府的調查報告，潘景寅幾乎沒有完成任何減速迫降動作，包括關閉發動機、啟用反推力裝置、耗盡燃油等，而是任由專機以”航速500-600公裏/小時”、”直飛”、”著陸前沒有放下起落架及輪胎，襟翼和著陸燈也沒有打開”、”事故發生的一瞬間，飛機引擎仍然在全速運行，並沒有損壞（引擎沒有燃燒過或被損壞的跡象）”的方式高速落地，導致”機上儀表在落地一刹那被震碎”、”飛機殘骸碎片墜落及散布於600× 100平方米範圍”，和”飛機墜毀後在大範圍內引起爆炸和燃燒，爆炸後的燃燒持續了很長時間”。所以蒙古政府調查報告直言不諱地指出：”該編號為256之三叉戟1E型飛機的墜毀原因，是由於飛行員所犯的錯誤所造成。”（《關於一架中華人民共和國飛機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墜毀原因的調查報告》，1971年11月20日，餘汝信編譯）。
問題是：中國空軍的王牌飛行員、層層篩選出來的精英、經驗和技術都無可挑剔的潘景寅，為什麽會犯這些低級的錯誤？發動機全速運行、落地無減速、帶油以機腹擦地方式迫降的危險性，潘景寅絕不可能不知道。如果不是飛機已經嚴重起火、已經無法控製飛機的話，按照”陰謀說”，潘景寅就是要以這種自殺式的迫降，和機上乘員同歸於盡。這種猜測有兩個依據：
- 9.18通知。”通知”中除了把林彪及家人定性為”叛黨叛國”外，劉沛豐、周宇馳、於新野等人直接被定性為”死黨”，而潘景寅則隻是說”駕駛員”。周宇馳、於新野搶奪直升機叛逃證據確鑿，定義為”死黨”可以理解。劉沛豐被定性為”死黨”應該是中央事先已經掌握了情況，並不是空穴來風。但按理說，潘景寅身為飛行員駕機幫助林彪等人”叛黨叛國”、“自絕於人民”是重要的“從犯”和“幫凶”，是”現行反革命”的大罪，可為什麽”通知”裏不說潘景寅是”死黨”？
- 鄧小平講話。1980年11月15日，鄧小平在接見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總編輯厄爾·費爾談到九一三事件時說：”據我個人判斷，飛行員是個好人，因為有同樣一架飛機帶了大量的黨和國家機密材料準備飛到蘇聯去，就是這架飛機的飛行員發現問題後，經過搏鬥，飛機被迫降，但這個飛行員被打死了。”鄧小平心思縝密，無憑無據不會隨便妄言。鄧在文革中受到衝擊、下放江西勞動，兒子鄧樸方落下終身殘疾，雖然始作俑者是毛澤東，但他一直認為林彪在其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所以才在九一三事件後說：”林彪不死，天理難容。”在這種背景下，如果潘景寅真的是幫助林彪逃跑的人，鄧小平斷然不會為他公開平反。
潘景寅當晚的表現也很反常。9月12日當晚10點多，潘景寅安排機組人員結束飛行後講評後宣布第二天早晨6點起床，讓大家抓緊時間休息。他本人卻沒有回房間休息，一直待在李海彬的調度室守電話，調度室有兩部保密電話，分別通往北京和北戴河林彪住所。潘景寅除了接電話，就是不停抽煙，煙灰缸裏裝滿了一缸煙灰（舒雲《“九·一三事件”揭秘 林彪專機飛行員潘景寅的最後十小時》）。明知第二天一早有飛行任務，潘景寅卻不抓緊休息，堅持在調度室守電話。他在等誰的指示？潘景寅當晚抽那麽多煙，足以說明心裏麵臨巨大的壓力。如果不是知道部分內情，壓力何來？
11:54分，接到保密機電話後，潘景寅叫了兩個油車，然後去隔壁叫醒三名機械師上飛機加油。約20分鍾後，潘景寅說了聲”油加的差不多了，我去看看”就去了停機坪（舒雲《"9·13"謎霧重重：誰透露了毛澤東回京的絕密情報？》）。之後，親眼看到林彪一家乘坐紅旗車疾馳而來、慌慌張張上飛機、後麵跟著8341部隊的士兵、前方油車擋路、地麵多次鳴槍等一係列不正常現象，在多名機組人員還未到齊、沒有塔台指揮、沒有通訊保障、沒有跑道照明的情況下，潘景寅仍然堅持將專機推出跑道，在黑暗中強行起飛。麵臨這麽多反常跡象，潘景寅難道心裏沒有覺得一絲奇怪？
如果說這一切還可以用葉群、林立果等人”黨內鬥爭激烈，有人要害林副主席”的借口來搪塞，那麽專機即將飛出國境、進入蒙古時，潘景寅難道不知道這是叛逃？長期以來，解放軍一直宣揚的是“為了黨和人們的革命事業隨時犧牲生命“，在文革的極左氛圍下，為革命犧牲生命更是一項無限崇高和光榮的事情。256專機副駕駛康庭梓回憶道：飛行員自從選擇這個職業開始，無一例外都做好了在飛行訓練或任務中隨時可能犧牲的準備。九一三當晚，直升機飛行員陳修文、陳士印在周宇馳、於新野槍口下，就英勇地和對方鬥智鬥勇，最終成功把直升機飛回北京郊區，陳修文因此犧牲。陳修文作為一個中隊長尚且如此，潘景寅作為專機師副師長眼看著黨的”副統帥、接班人”全家要”叛黨叛國”，為什麽沒有舍身與”叛徒”搏鬥，而是心甘情願地跟著“叛國投敵”？如果不是”死黨”，那麽潘景寅身負特殊使命、以自殺式迫降的方式與林彪一家同歸於盡的說法可能是一種解釋。
前文中提到，在專機起飛前，吳法憲曾經打電話給潘景寅，命令他無論如何不準起飛。潘當時滿口答應，但後來卻仍然強行起飛了。他這是在欺瞞自己的上級、空軍司令吳法憲，而且這並不是第一次。在此之前，潘景寅就曾經夥同胡萍，在吳法憲查問山海關機場是否有飛機的時候報告說三叉戟有故障，不能飛回北京。潘景寅之所以敢欺瞞空軍最高領導，很可能是得到了來自更高級別的指示，而比空軍司令級別更高的就隻有中央了。
結合前文“陰謀說“專機被安裝了遙控炸彈的說法，如果潘景寅是“臥底”，那麽讓飛機在任何地方爆炸起火，在技術上都是不難實現的了。按照“陰謀說”，在飛機飛出國境之後，潘景寅對林彪等人“叛國投敵”的行為確定無疑，就下定了與“叛徒”一夥同歸於盡的決心。潘先引爆預先安好的炸彈，造成飛機起火，然後告訴機上乘員飛機電路故障起火，必須馬上迫降。在機艙內已經濃煙滾滾的情況下，機上乘員全部解開安全帶，到艙門處避開煙火。潘景寅駕機在低空盤旋一陣，找到一處相對平坦的迫降地點後，就以一係列自殺式的迫降動作，把與林彪一家同歸於盡的做法掩飾成迫降失敗，完成了自己的特殊使命。要做到這一點，需要潘景寅對黨和國家絕對忠誠，願意犧牲生命完成使命。這在今天可能不容易理解，但在當年全國整天宣傳革命英模、廣大官兵以爭當烈士為榮的曆史環境下，在緊要關頭做到犧牲自我、挽救危機的做法可能並不困難，甚至是自然而然的。
潘景寅如果不是蓄意自殺，讓葉群坐在駕駛艙就是一個非常不合理的安排。不論是三名機械師，還是林立果、劉沛豐，在緊急迫降的時候都能夠幫忙放掉燃油、打開襟翼、開啟反推力裝置，提高成功迫降的可能性。唯獨對飛機駕駛一竅不通的葉群坐在駕駛艙，對潘景寅的迫降毫無幫助。除了這個外行不能拆穿自己迫降動作中的一係列錯誤外，很難為潘景寅同意葉群坐在駕駛艙找到別的解釋。
如果潘景寅像李文普一樣，心中有任何猶豫的想法，他有很多辦法可以阻止專機起飛，畢竟專機離了他是飛不起來的。他大可以推脫說機組人員還沒到齊、夜間地麵導航不可靠這些技術原因，林立果再喪心病狂，也不可能槍殺潘景寅自己來開飛機。林立果謀劃”五七一”計劃的時候，關光烈、魯瑉等人不願意幹，找出來一堆借口說幹不成，林立果也毫無辦法。可惜的是，我們沒有看到潘景寅有任何推脫或虛以委蛇的跡象，而是很堅決地按照指示飛往蒙古，雖然航線有所調整，但飛過張家口後基本上是直線飛往溫都爾汗。如果潘景寅不是“臥底“，那麽鄧小平“飛行員是個好人”的說法就非常令人費解了。鄧小平由於曆史原因對林彪一夥恨之入骨，如果潘景寅是林彪的“幫凶”，鄧小平絕無可能幫他說好話。鄧之所以這麽說，隻可能是因為鄧小平知道內情，即潘景寅在林彪一夥“自取滅亡”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當然，如果潘景寅想和林彪一家同歸於盡，他有很多個辦法，並不一定要掩飾成迫降失敗。比如，潘景寅可以在北戴河附近隨便找個山頭撞上去，比裝成迫降失敗更有把握。但這樣一來，中央對全國人民和國際社會就沒法交待了。雖然中央已經掌握了林立果計劃“五七一”、謀害毛澤東的證據，但是在沒有揭露林彪的“陰謀”、也沒有審判其“罪行”的情況下，就在他的專機上安排臥底、把他全家都弄死，這不變成了駭人聽聞的政治暗殺了嗎？所以，墜機地點選擇在蒙古，以“迫降失敗”的方式為林彪安排結局，是最符合“副統帥計劃篡黨奪權、陰謀暗殺偉大領袖，失敗後倉惶出逃”，然後因“飛機失事“葬身大漠的劇情設定的了。之前無論是林立衡提出的派部隊扣押葉群、林立果，攔住紅旗車阻止林彪前往機場，還是吳法憲提出的用飛機攔截，都不符合這個設定，結果自然是被置之不理了。
把同歸於盡的做法掩飾成迫降失敗，對於潘景寅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葉群、林立果、劉沛豐三個人對誰也信不過，隻要稍有懷疑，潘景寅就會是陳修文一樣的下場。林彪是什麽態度並不清楚，感情上卻一定是更信任葉群和林立果的。三個機械師和司機楊振剛對真相一無所知，也指望不上。想要成功，潘景寅隻能表麵裝作完全順從，暗地裏采取一係列步驟實施計劃：1. 登機的時候故意漏掉兩名副駕駛、領航員與通訊員，把飛機完全置於自己一個人控製之下；2. 故意造成飛機起火，迫使機上乘員在緊急迫降時解開安全帶並離開座位；3. 以“保護首長“為名把三名機械師和懂些飛行知識的林立果、劉沛豐支到後艙，隻留對飛機一竅不通的葉群在駕駛艙。葉群、林立果等人眼看潘景寅對自己惟命是從，葉群又親自在駕駛艙坐鎮，自以為一切盡在掌握，卻萬萬沒有想到潘景寅在自己眼皮底下居然瞞天過海，最終將自己一夥人全部送入了地獄般的熊熊烈焰之中。
死人是沒有辦法開口的，以上“陰謀論“的推理是否真實可能已經永遠無法得到證實。但麵對九一三事件中無數的疑問，這是合乎邏輯和常理的一個解釋。按照福爾摩斯的推理方法，在我們排除了所有不可能之後，剩下的那個選項無論看起來多麽荒誕不經，可能就是最終的答案。九一三事件至今已經近五十年，曆史的真相漸漸湮沒於謊言與遺忘中。但我們相信，真相會有最終大白於天下的一天，到那時我們的推理也會得到驗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