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誌勇牧師:我為什麽簽署“華人基督徒關於六.四20周年的宣告”?

王誌勇牧師：我為什麽簽署
“華人基督徒關於六•四20周年的宣告”？

 

    王華生弟兄：你好，王牧師，你能簡短地談談你自己的信仰經曆嗎?

    王牧師：感謝上帝，使我們有機會彼此分享，互相鼓勵。我自己的信仰經曆在大的方麵而言，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首先是泛靈論信仰，也就是中國傳統的民間信仰，這是我從小在農村長大的過程中從父母和周圍的環境領受的，正如蒲鬆嶺在《聊齋誌異》中所描述的那樣，相信狐仙、蛇神，崇拜祖先等等, 我稱之為從小受環境影響所接受的自然熏陶式的信仰，缺乏自覺性和係統性。

第二個階段就是馬列主義信仰，這是從小學到大學一直被灌輸的信仰體係，相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放之四海、顛撲不破的真理。這種信仰來自統治者有計劃、有體係的洗腦和灌輸，直接和政治與時局有關係。當政治和時局發生改變，那些高高在上的統治者本身就對這種意識形態喪失了信心，開始大規模的改革的時候，這種信仰體係的和理性與合法性就產生了動搖。我稱這種信仰形式為官方所灌輸、操縱的信仰體係，當然也缺乏自覺性和係統性。

第三個階段就是修習印度教時期。自從1985年考上北京中國政法大學之後，就開始有意識地思考信仰的問題，當時共產主義信仰已經破產，出現所謂信仰危機和信仰真空。那時起，我開始大量地研讀宗教和哲學方麵的典籍，並開始修習印度教體係中的巴克提瑜珈，也就是奉愛瑜珈，相信以奉獻之愛乃是認識、經曆上帝的最佳途徑。我先後修習瑜珈十年之久，潛心研讀印度吠檀多哲學，但最終認識到其中沒有絕對真理，多是人對絕對真理的猜測，其中充滿了來自人的敗壞和謬誤。在這個過程中，我也一直繼續研讀聖經和神學。我稱之為信仰覺醒的時期，是自己在信仰方麵主動探索的階段。

    第四個階段就是歸信基督。我在1996年決誌信主，夫妻一起領受洗禮，1997年就蒙教會呼召，開始辭去律師事務所的工作，轉向全職侍奉；2001年在北京家庭教會中被按立牧師。2004年來美國加爾文神學院進修神學，今年得到神學碩士(Th.M)學位。我在基督教中的信仰可以簡單地分為兩個基本點階段，一是1996年至此1998年其間的靈恩派階段，二是1999年到現在的改革宗階段。在靈恩派階段，比較注重神跡奇事，對聖經缺乏深入的全方麵的學習；在改革宗神學中，則是真理與生活並重。不可否認，基督教本身也分化為各種宗派和體係，有真的，也有假的；即使都是真的；含金量也不相同。因此, 所謂的“基督教救中國”不過是假大空式的宗教口號，並沒有多少實質性的內涵。難道天主教能夠救中國嗎？東正教能夠救中國嗎？靈恩派能夠救中國嗎?？筆者深信，改革宗信仰乃是聖經啟示和大公教會的正傳，也是今日中國教會和社會所迫切需要的。

    王華生弟兄：謝謝你分享你在信仰方麵的經曆和體會。確實,目前國內教會中流傳著不同形式的基督教，教會外對基督教也有不同的看法，關鍵是何謂真正的基督教。毫無疑問，基督教在傳播過程中肯定也有假冒偽劣的形式出現，也就是各種異端邪說，甚至也有毒害人民身體健康、危害社會公共安全的邪教出現， 比如當初洪秀全所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就是以基督教的形式出現的，但卻完全背離了基督教的真理和精神。我們在基督教信仰方麵確實也需要正本清源，撥亂反正。你能簡單談一談自己為什麽對改革宗神學情有獨鍾嗎？

    王牧師：說來話長，我用三點來總結吧。首先，改革宗神學本身合乎聖經，改革宗神學不僅注重新約聖經，也注重舊約聖經；不僅注重傳講上帝恩惠的福音，也注重教導上帝公義的律法；不僅注重聖經本身的教訓，也珍惜借鑒曆代聖徒的腳蹤；不僅強調個人心靈上重生的經曆，也強調在家庭和社會領域中通過美德和善行發揮光與鹽的作用。

其次是改革宗神學是一個整全的世界觀體係. 改革宗神學不僅深刻、全麵地呈現了罪人如何由律知罪、因信稱義、分別為聖的心路裏程，同時也為個人的完善、教會與社會的重建提供了全方位的藍圖；我個人深信，隻有這種整全的神學體係才能反映聖經的全貌和深度，才能滿足人心靈的深層渴慕，才能為支離破碎、問題重重的中國家庭、教會和社會提供心靈的安慰和行動的指南。

    第三是從曆史的角度來看，改革宗神學一直具有改變人心和社會的力量。改革宗神學曾經改變當初貧窮、混亂的日內瓦，曾經使得英國與荷蘭脫離宗教上的迷信、政治上的暴政、教育上的落後、道德上的敗壞，也曾經使的北美這片蠻荒之地成為全世界人人向往的自由樂土。這恰恰也是今日中國教會和社會所深深需要的。

    王華生弟兄： 確實，中國傳統文化本身博大精深，共產主義等各種罪人所杜撰的思想體係往往也是氣勢恢宏，基督教本身若是沒有嚴密的全麵的體係，就無法與這些形形色色的世界觀抗衡，更不用說改變、勝過了。一切真正的知識和智慧都在基督裏麵，一切真理的閃光都是來自眾光之父——獨一的上帝。改革宗神學既然是這樣一來整全的世界觀，你研究、實踐、傳講改革宗神學，肯定對目前中國的政治，對於六•四這樣敏感的事件有自己的看法。做為一名基督徒。我們如何在這些方麵盡我們自己當盡的本分呢？

    王牧師：“政治”就是公眾的事務，國家興旺，匹夫有責。作為基督徒，我們更不能獨善其身，逃避我們自身的責任。耶穌基督在著名的登山寶訓中明確強調我們是地上的鹽、山上的城、世上的光、燈台上的燈，必須把我們的好行為行在眾人的麵前，使眾人得益處，從而歸榮耀給上帝。因次，基督徒不僅不應當逃避政治問題，而且應當積極地參與政治，發揮自己的恩賜，成為眾人的祝福。

六•四是國殤、國難，我們必須麵對。1989年六•四時期，我正在北京讀大學，有積極的參與，有的文件和書籍有記載，不是相對於那些在六四中不幸殉難的人而言，我沒有任何可誇口之處。六月三日上午我還在天安門廣場，和中國政法大學的同學們輪流在廣場靜坐示威，下午正好是我輪值完畢，回校休息的時間，當我坐車剛剛離開廣場北麵的南池字的時候，就開始聽見有槍聲傳來，然後就是流血、流淚的夜晚。上帝存留我的生命，使我能夠活過六•四，活到今天，不是我比別人更高尚，比別人更幸運，唯獨是因為上帝的白白的恩典。

中國人當紀念六•四，這是國難日。我五月二十四日禮拜天在芝加哥一家教會講道，在公禱的時候特別為六四禱告，求上帝憐憫中國，使人人都認識到自己的罪，人人都為自己的罪悔改。

    王華生弟兄：王牧師能夠談一談自己簽署六•四宣言的特別考量嗎？

    王牧師： 首先的思考就是從聖經和教會的角度考慮，我們應當發出公義的聲音。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毫無疑問，用坦克飛機、真槍真彈對待和平示威的公民，這在本質上是錯誤的。一黨專政，武力鎮壓人民的聲音，這在曆史上始終是無法磨掉的恥辱。任何參與者都應當為這樣的大罪悔改。

其次，我想強調的是當時的執政掌權者肯定有犯罪的地方。但是，在民運中間，極少數利用學生和群眾，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極端人士也有當悔改的地方。另外，中國顯然有很多大罪比六•四帶給人的傷害更大，比如製度化的城市對鄉村的壓榨和歧視，所謂的“計劃生育”對千千萬萬無辜的嬰兒的屠殺，這些罪惡目前天天在重複，比一次性的六•四鎮壓給我們中國人帶來更大的損害，此類問題都需要我們反省和證實。

總之，六•四是國難、國殤，每個人都當為自己的罪悔改。我們紀念六•四，既不提倡以暴易暴的暴力革命，更不提倡以惡勝惡的報仇心態，我們所強調的悔改與和解。願每個人都能認識到：“ 主——耶和華啊,你若究察罪孽，誰能站立得住呢?但在你有赦罪之恩, 要叫人敬畏你”(詩130：3-4)。願每個人都發自內心地說：“耶和華啊，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為我的罪重大”(詩25: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