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脫黨奴、國奴身份，在基督裏成為真正的自由人

擺脫黨奴、國奴身份，在基督裏成為真正的自由人

——2024年春節對華人基督徒的勸勉

中國最需要的不是泛泛而論的基督教，而是以悔改和赦罪為核心的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好使我們擺脫罪惡的奴役，在基督裏成為真正的中國人。在今日中國和世界，我們需要一種信仰，一種基督教信仰，一種真正的既合乎聖經啟示與大公教會正傳，也能夠滿足個人的心靈需求，同時也造就公民美德和公共秩序的具有戰鬥性和建設性的基督教信仰。這樣，我們不僅可以為之生，為之死，更是可以為之進行艱苦卓絕的奮鬥，使我們的人生具有真正的意義，為我們所在的時代和人民在真理和自由的事業中作出當有的貢獻。因此，當我們按照上帝的啟示而“自由建國”的時候，這樣偉大的“革命感召力”或喚啟的力量，[1]乃是“三化使命”的精義。

麵對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大英帝國的崩潰、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衰退，布坎南在《丘吉爾、希特勒和不必要的戰爭：英國如何喪失其帝國及西方如何喪失了其世界》一書的自序一開始就強調：“環顧四周，我們現在可以清晰地看到的就是西方正在走向沒落。僅僅在一個世紀之中，歐洲大陸的所有大廈都傾覆了。曾經統治世界的一切帝國都在消失。除了穆斯林為主的阿爾巴尼亞，沒有一個西方國家在生育率上使其能夠存續到下一個世紀。作為世界人口的一個部分，歐洲族裔的人口連續三代都在縮減。每一個西方國家的特征都在經曆不可救治的改變，因為每一個國家都在經曆著來自第三世界的不可抵擋的入侵。我們正在慢慢地從世界上消失。西方人已經喪失了統治的意誌，如今似乎也喪失了生活在一個獨一無二的文明中的意誌，隻是沉醉在自我感覺良好的生活中，對於誰要承受他曾經統治過的世界毫不在意。”[2] 早在2002年，威爾森就強調：“歐洲族裔正在穩定地走向性自殺。1960年，我們占全世界總人口的四分之一。2000年，我們隻有六分之一。到2050年，我們的人口就會降到全世界總人口的十分之一，並且人口嚴重老化。”[3]

正是因為喪失了這種“統治的意誌”，也就是上帝賜給我們的治理全地、建立文明的使命意識，20世紀50年代，歐洲列強放棄了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20世紀60年代又催生了墮落的文化，告訴人們隻要追求個人享樂就好，卻不教導人承擔責任，維護基督教家庭、國家與文明。整個歐美出生率下降，不得不引進外來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因而造成歐洲各國被伊斯蘭教人口“大置換”的危險（the grand replacement）。這種“統治的意誌”當然就是我們談及的治理全地的使命感，西方社會目前麵對的最大的危機就是這種使命意識的迷失和喪失。正是因為喪失了這種“統治的意誌”，大多數西方人沉溺在個人感官的享受之中，尤其是在男女兩性關係上走向無法無天的放縱，從而導致婚姻的破裂、生育的下降、外來異教移民的增加，結果就是歐美基督教文明的“自殺”。[4] 喪失了“統治的意誌”，我們就不會在人口上生養眾多，也不會在文化上積極進取，更不會在政治上有所作為。

目前西方教會中盛行的充滿消極、頹廢之情的悲觀主義與失敗主義的末世論就是典型的標記。[5]世人絞盡腦汁、竭力追求的就是事業的成功，可惜很多基督徒，尤其是具有教理派之迂腐傾向的人，不僅以各種形式宣揚悲觀主義的錯謬神學，還忙著在教義字句上尋找別人的毛病，唯恐別人積極行動，不斷得勝，使得他們更加顯明為膽小鬼和偽善者。他們尤其致力於打擊主張神權製和神法論的基督徒，恐怕他們的主張給自己惹禍上身，招惹社會上執政掌權的人。他們如此打壓異己，就成為麵目可憎、一事無成、以理殺人的“殺人宗”！我們強調上帝賜給基督徒的治理全地的文明使命，目的就是要鼓勵並裝備基督徒徹底擺脫悲觀主義與失敗主義的泥潭，在基督裏懷著必勝的信心和盼望，勇敢地參與世上的戰爭，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

以劉曉波為代表的中國右翼知識分子還在期待中國的“殖民化”。 1988年11月，香港《解放月報》主編金鍾采訪劉曉波：“你如此反傳統，是否同意全盤西化？”劉曉波回應：“我認為現代化是至明真理：私有製、民主政治、言論自由、法律至上。這是無可爭議的，中國不存在理論問題，隻有政策問題。全盤西化就是人化、現代化。選擇西化就是要過人的生活，西化與中國製度的區別就是人與非人的區別。換言之，要過人的生活就要選擇全盤西化，沒有和稀泥及調和的餘地。我把西化叫做國際化、世界化，因為隻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發揮，這不是一個民族的選擇，而是人類的選擇。所以，我很討厭‘民族性”’這個詞。中國就講不清什麽是‘中國特色’。”對於金鍾問，“什麽條件下，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一個真正的（香港式）曆史變革”的問題，劉曉波回答：“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麽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劉曉波這種回答當時激起了很多人的氣憤，覺得他太悲觀，太看不起中國人。如今三十多年的時候過去了，看到如今連香港也徹底淪陷在中國大陸共產黨的極權統治之下，喪失了基本的新聞自由和法治政府，真是讓人不勝唏噓！

可惜歐美基督教國家本身已經喪失了進行殖民“統治的意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曾於2017年6月表示《中英聯合聲明》現在是不具任何現實意義的“曆史文件”，徹底顛覆1984年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對香港“港人治港”的承諾，到2019年赤裸裸地以武力鎮壓香港人民的示威運動，使得香港再次成為專製王朝統治下的“漁村”。本來在“一國兩製”的原則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承諾確保其社會主義製度不會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香港本身的資本主義製度和生活方式維持“五十年不變”，保障人身、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旅行、遷徙、通信、罷工、選擇職業和學術研究以及宗教信仰等各項權利和自由。這些基本政策，後來都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加以規定，香港特區政府在1997年7月1日成立後曾多次強調堅決貫徹落實《中英聯合聲明》，並切實遵守“一國兩製”的原則。這一切轉眼成為泡影，英美諸國除了口頭抗議、經濟製裁和接待香港難民之外，對於中國大陸的專製政權並未采取任何強有力的製止性的措施。香港自由港在全世界人民眼前眼睜睜地在一片血腥、失蹤和逮捕之中消失！這為二十一世紀中國大陸的和平轉型罩上了濃濃的陰影。

在二十世紀，隨著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自我放逐、自我咒詛，共產主義在全球迅速崛起，成為全世界有誌青年的選項。身為中國大陸出生的六零後一代人，我們都是在《國際歌》那使人熱情澎拜、鬥誌昂揚的旋律中長大的。哪怕我們在1989年反對共產黨的極權主義統治，我們仍然用《國際歌》來表明我們的鬥誌和訴求：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要為真理而鬥爭！

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

奴隸們起來，起來！

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

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

 

當然，後來最大的幻滅就是發現：我們所為之奮鬥的共產主義“真理”並不是真理！而我們自己不僅不是“天下的主人”，更是共產黨一黨專製之下國家和權貴的奴隸！我們沒有憲政，沒有民主，沒有法治，甚至連基本的言論自由也都不享有！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既不是“人民”的國家，也不是“共和”的國家，而是有史以來世界最大的奴隸製國家：全體中國人民都在共產黨一黨專製之下淪為極權國家的奴隸！[6] 正如魯迅在《突然想到》一文中所諷刺的那樣：“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奴隸；革命以後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甚至像前中共黨校教授蔡霞所說得那樣，中國共產黨目前是“一個人的意誌”綁架全黨，總書記已經成為“黑老大”，共產黨已經成為“僵屍”，九千萬多黨員已經成為“黨奴”！既然連執政黨共產黨員也淪為“黨奴”，當然普通的老百姓隻能是“國奴”了！

蔡慎坤2023年7月3日在推特發文指出：“極權國家最神秘之處就在於任何人的命運包括所謂黨政軍大佬，讓外界預測起來都很困難，密室權鬥往往充滿了血腥、殘酷和詭詐，這是極權國家所特有的共性，在極權體製下，即使權高位重的大佬說話做事也如履薄冰，希望能夠善始善終笑到最後，而真正能夠善始善終笑到最後的黨政軍大佬恰恰寥寥無幾。毛澤東時代，圍繞在他身邊的一群人極盡所能讚美他吹捧他，結果連發明毛澤東思想的劉少奇也被折磨慘死，被毛澤東寫進黨章的林彪甚至被滅門，如果極權殺伐隻是停留在廟堂之上，不影響百姓生活，我們不妨像看馬戲一樣跟著喝彩起哄也挺好，可怕的是每一次政治轉向都會殃及魚池。”不管是執政掌權的，還是平民百姓，極權主義國家給人帶來的都是隨時隨地的殺戮與滅頂之災。經曆了二十世紀蘇聯、德國和中國的極權主義的血腥屠殺，所有的神學、哲學、政治學都必須正視極權主義的問題，否則就是不疼不癢、不冷不熱，沒有任何價值。

我反複強調，我個人在共產黨極權主義暴政統治之下的經曆，使得我不得不嚴肅地麵對極權主義問題。這種極權主義運用“槍杆子”進行暴力強迫，運用“筆杆子”對人民進行宣傳洗腦，使得全國人民都淪為暴政的奴隸。[7] 更可怕的是，已經喪失“共產主義信仰”的“共產黨”利用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打著“中國特色”的旗號，瘋狂地掠奪資源和財富，大量轉移到海外。他們要使中國大陸變成一艘隨時都要沉沒的破船，塞滿了各種形式的道德汙染和環境汙染，這種困局是任何政府在短期內都無法扭轉的！我們不僅要麵對極權主義的現象，還有深究極權主義的本源，這樣才能對症下藥，在最大程度上防範和根除極權主義對人類的危害。

極權主義的本源不在中國，不在馬克思，不在共產黨，而是在於每個人的心靈深處。每一個罪人，甚至包括基督徒，一旦有機會放縱私欲，都會隨時成為暴君酷吏。因此，我們不僅要認罪悔改，歸信耶穌基督，也要時刻警醒，不斷勝過我們自身殘餘的敗壞、世界的誘惑和撒但的攻擊，在基督裏捍衛並發揮我們的自由，也使更多的人不再作黨奴、國奴，更是不再作罪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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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倫特，《論革命》，23-25頁。

[2] Patrick J. Bucjanan, Churchill, Hitler, and the Unnecessary War: How Britain Lost Its Empire and the West Lost the World (New York: Three Rivers Press, 2008), ix.

[3] Douglas Wilson, “Chocolate Cake,” Credenda Agenda 14:2 (2002), p. 31.

[4] 裏拉，《擱淺的心靈》，116-158頁。

[5] 林慈信牧師強調：“末世論包括過去（基督複活，升天），現在（天國彰顯在地上），和未來（主再來，有新天新地，上帝完全掌權）三方麵。”“在保羅的思想中，末世論乃是救贖論的基礎和基本框架。若要正確了解保羅的救贖論，必須了解他的末世論。”“末世論論到全人類、整個宇宙的命運：講一個新的時代（aion）。救贖論也是如此：上帝使萬物更新。”見林慈信《神學導論·讀本》（美國：中華展望，2010年），56頁-57頁。在林慈信牧師的論述中，末世論是以上帝的國度的展開為進程的，末世論關涉到全人類、全世界，合乎聖經的整個末世論的導向乃是在基督的救贖中萬物的更新。非常重要的是，救贖論本身是在末世論的基礎上和框架中展開的。因此，上帝拯救我們絕不是讓我們脫離世界和曆史，而是讓我們重新成為上帝的國度的子民，參與上帝創造、救贖與成全的曆史進程。

[6] 亞裏士多德認為，奴隸有三種：自然奴隸，法定奴隸和強迫為奴。自然奴隸是指那些生來就不喜歡運用理性進行思考，從而為自己的情欲和他人所統治的人。亞裏士多德強調，“以品德的善惡為奴隸和自由人以及劣種和優種的判別”。法定奴隸是指因為觸犯律法而喪失人身自由的人，而強迫為奴則是指違背個人意願、也違背律法而被他人運用強力和欺詐的手段使其成為奴隸的人。亞裏士多德的立場是：“在合乎自然的奴隸關係中，兩者各盡自己的職分，這就存在著友愛和共同利益。但憑借權力和法律所造成的強迫奴役，情況恰恰相反[那裏將充塞著仇恨和厲害的衝突]。”見亞裏士多德《政治學》，1255a5-1255b14，16-19頁。

[7] 很多基督徒缺乏心意更新，在不知不覺的過程中也被周圍的輿論和當權者的宣傳“洗腦”。筆者以為以下四點是那些被“洗腦”的人所具有的突出特征：（1）民族主義情結：以自卑的心態來捍衛民族的尊嚴，認為自己民族的一切問題都是外國勢力造成的。被洗腦的基督徒則強調“基督教中國化”；（2）愛國主義情節：以奴隸身份臆想自己是國家的主人，以為自己是全世界最自由的人。被洗腦的基督徒則強調“愛國愛教”；（3）推崇國家一統：以為儒道釋等傳統文化乃是拯救現代文明的靈丹妙藥，迷信中國大一統，盲目反對基督教和西方文明；被洗腦的基督徒反對基督教文明和國家；（4）崇拜成功人士：勝者王侯敗者為寇，盲目崇拜靠暴力和詭詐奪取政權、發財致富的人。被洗腦的基督徒不尊重上帝設立的秩序，不願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主，卻對教會內外的各種“成功人士”頂禮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