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政治神學默想

基督教政治神學默想

王誌勇 牧師

1．反對各種形式的人對人的壓迫和暴政
作為基督徒，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人對人的壓迫和暴政，但我們所高舉的並不是抽象的自由和民主。沒有上帝對人心靈的更新，任何形式的革命不過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以暴易暴而已；不用聖經中所啟示的真理裝備人心，任何主義、宗教、主張都不過是換湯不換藥，自欺欺人而已。沒有對上帝的敬畏，自由不過是罪人放縱自己的私欲；不以上帝所啟示的律法為至高標準，民主不過是多數人的暴政。因此，我們所注重的乃是以敬畏上帝為核心，以履行個人責任為本位的基督教改革宗神學。

2．全方位地榮耀三一上帝的主權和恩典，全方位地捍衛個體生命的尊嚴和價值
我們如何全方位地榮耀三一上帝的主權和恩典？關鍵在於我們如何全方位地捍衛個體生命的尊嚴和價值。上帝本體的榮耀即不會增加，也不會減少。那些自以為是在敬拜上帝、榮耀上帝，卻沉浸在各種宗教感受、宗教儀式、宗教思辨中，對個人的現實苦難缺乏充分關注，沒有積極地救助被欺壓者的人，不過是逃避上帝，假冒偽善而已。使徒保羅明卻地向希臘人宣告：“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麽；自己倒將生命、氣息、萬物，賜給萬人”（徒17：）。上帝想我們所要的是什麽呢？“隻要你敬畏耶和華你的上帝，遵行他的道，愛他，盡心盡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誡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為要叫你得福”（申10：12-13）。“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麽呢？隻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上帝同行”（彌6：8）。

 

3．傳講基督教真理，建立基督徒新人
如何全方位地捍衛個體生命的尊嚴和責任，關鍵在於我們全方位地傳講律法與福音平衡之道，從而建造有智慧心，有責任感，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具有高風亮節的基督徒新人。唯有這樣的基督徒新人，才能成為社會更新、國家重建的中堅力量。

4．罪人在上帝麵起為逆賊，在民眾麵前為民賊
作為基督徒，我們絕對不能獨善其身，我們必須作為上帝所膏立的先知、祭司和君王，主動、積極、勇敢地投入到這個世界中。我們必須堅決捍衛個人生命的尊嚴，反對各種形式的暴政。我們要向全世界宣告：唯獨耶穌基督是萬主之主，萬王之王，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他了（太28：18）。任何罪人，不管是以個人的形式，還是以政黨、國家、民族等群體的形式，宣布自己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都是對基督王權粗暴的僭越。既然他們忘乎所以，自高自大，補把上帝的主權放在眼中，他們也絕不會把人民的權力放在眼中。這些無法無天之輩，在上帝麵前成為與上帝為敵的逆賊；在民眾麵前成為欺壓人民的民賊。因此，不管以任何形式出現，他們的權力本身都在上帝和人民麵前喪失了根本的合法性。上帝的震怒會隨時臨到他們身上，人民也可以隨時將他們予以廢棄，交付審判。

 

5．理性尊嚴、感情尊嚴、意誌尊嚴和身體尊嚴
個人生命的尊嚴即包括個人的理性尊嚴、感情尊嚴、意誌尊嚴，也包括個人在身體上的尊嚴。以謊言和暴力為後盾的政治宣傳是對個人的理性尊嚴的粗暴踐踏；新聞封鎖、教育壟斷，也是對人的理性的殘暴的蹂躪。感情上的背叛、冷漠，乃是對個人的感情尊嚴的粗暴踐踏；專製和暴政乃是對個人的意誌尊嚴的粗暴踐踏；暴力和酷刑乃是對個人的身體尊嚴的粗暴踐踏。

 

 

6．唯獨上帝使人得自由
惟獨上帝的真道，能夠使我們徹底脫離罪惡和死亡的轄製；惟獨上帝的大光，能夠中華民族擺脫數千年來暴政的荼毒。惟獨基督的大愛，能夠化解中華民族長期積累的苦毒怨恨；惟獨上帝公義的律法、恩惠的福音，不僅能夠使人脫離將來地獄的懲罰，也能夠使使人今生就與上帝和好，得享自由、豐盛的生命。惟獨基督教所提供的全方位的世界觀，能夠使中國在一片道德廢墟上得以更新、重建。

 

7．真基督教是真自由的保障
若是沒有以美德為後盾的崇高的人格，高尚的情操，所謂的經濟發展隻能塑造出放縱邪情私欲的人妖，所謂的政治發展隻能塑造出粗暴踐踏人權的怪獸，所謂的文化發展隻能塑造出迎合世俗強權的奸賊。而道德的複興，必須從宗教的複興開始。正如美國建國之父華盛頓所言，宗教是道德的根基。當然，真宗教的複興絕不是複興那些曆史上一向依附專製政權，為暴君塗脂抹粉的儒教、道教、佛教之類的宗教，更不是伊斯蘭教。作為基督徒，我們不否認在這些宗教中有普遍啟示的亮光，其中也有“真理的成分存在” ，甚至也不乏在宗教和道德改革方麵做出偉大貢獻的聖人。但是，正如巴文克所言：“這些宗教雖然有些改革，所不同的僅在方式上，但在拜偶像的本質上，卻是一丘之貉。當然這些人也都是由虛偽宗教的樹上砍下來的野枝子，老根還在。” 通過這些宗教，不僅不能使個人的靈魂得享永遠的救恩，也不能創建以敬畏上帝主權，尊重個人自由的為特色的現代文明。可憐中國五四之後那些所謂的新儒家們，動不動就聲稱西方文化傳講功利競爭，惟獨中國文化終始人際關係和社會和諧，幻想繼續用陳腐的儒家文化來轄製中國人民。隨著中國晚清專製政權的覆亡，皇帝專權在中國已經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可憎之物。既然皇朝的結束，儒生所跪拜的“天地君親師”牌位缺少了中間最關鍵的“君”，也就是扮演彌賽亞角色的皇帝，這使得許多儒生惶惶不可終日。最後，竟由唐君毅、牟宗三、徐複觀等新儒家名流讚同，改為“天地聖親師”！這些人並不了解何謂真正的基督教，甚至像唐君毅這樣所謂的學貫中西的大儒，在談及基督教的時候，僅僅談及康德、萊布尼茲、菲希特之流的哲學家的思想，對於奧古斯丁、路德、加爾文等一致公認的基督教神學大家竟然一無所知，然後就把基督教判為比佛教和儒教低級的宗教，這樣的愚昧和狂妄怎能為人生的導師和社會的先聲，不過是閉門造車，自欺欺人而已。

 

8．對基督教不能一概而論
當然，即使在基督教中也有敗壞的宗教，東正教的聖像崇拜、天主教的教皇無謬都充滿了各種偶像崇拜的毒酵。在基督教新教各宗派中宗教的純正性也有不同。因此，本書所談及的基督教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基督教，而是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教訓的基礎上，經過奧古斯丁、路德、加爾文、凱伯爾、範泰爾所傳遞、闡明的純正的改革宗信仰。正如華菲德所言，改革宗神學和新教其他宗派相比並不是種類或本質的不同，而是在有神論、宗教和福音主義信仰上達於更純潔的程度。範泰爾在其《基督教護教學》一書中，並沒有泛泛而論，為一般性的基督教辯護，而是首先闡明了改革宗信仰的基本教義，然後為之辯護。 蘇穎智先生曾經談及當代神學分析中普遍存在的問題：“在神學分析中，用詞的定義是最基本的功夫，但在現今的辯論中，不但缺乏這樣的定義，而且已有的用詞定義往往十分模糊，有時不太適當，甚至有時犯了神學上的錯誤。這個定義的問題造成一種怪現象，便是持相同神學見解的人彼此互相辯論、不服。那時因為他們之間沒有共同的標準。” 因此，筆者師法改革宗神學之目的絕非是自設藩籬，黨同伐異，而是在上帝麵前，為了對讀者誠實、負責，並且保持用詞的清晰性和一致性，本書明確以舊新約聖經為最高標準，同時以《威斯敏斯德信條》為教義規範來界定基本的用詞和命題。正如範泰爾在其《係統神學導論》序言中所告白的那樣：“作者的確信就是：惟獨改革宗信仰準確地闡明了聖經啟示，因此惟獨改革宗神學，而不是泛泛而論的抗羅宗神學，才能裝備人抵擋新正統主義這個當盡時代最突出的異端。”

 

9．敬虔家庭、聖潔教會、和諧社會與自由國家
改革宗神學不僅僅是合乎聖經的神學體係，也是影響整個社會的全方位的思想體係。我們的口號不僅僅是抽象的個體靈魂的得救和自由，而是要塑造真正的“敬畏上帝的個人”（a godly man），並在個人重生並成聖的基礎上，建立“敬虔家庭”、“聖潔教會”、“和諧社會”和“自由國家”（a pious family，a holy church，a harmonious society, a free nation），使更多的人今生今世就能夠自由自在地根據自己的良心崇拜上帝，得享上帝在基督裏所所賜給人的豐盛的生命。荷蘭改革宗神學家範儒勒強調：“聖經中所顯明的獨一的永生的上帝始終關注的是：人類如何在地球上共同生活，他們如何組織、塑造自己的群體生活。” 在這一方麵，筆者確信，惟獨改革宗神學能夠麵對現實，為我們提供既合乎聖經，又切實可行的指導。筆者所竭力傳遞的就是聖經中所啟示的、曆代聖徒所認信的不變的真理，以契合自身所在的時代背景的角度，將不變的真理在變化的時代中闡發出來。

10．改革宗神學在中國的發展需要中國人自身的努力
但是，我們也必須認識到，改革宗神學在歐美的發展有其本身獨特的處境，其所針對的主要仇敵一直是羅馬天主教在教義上的敗壞和錯謬，在政治上的瘋狂反撲和絞殺。從事基督教神學研究不僅需要敏銳的智力，身心方麵長期的預備，更需要殉道士那種為真理而舍命的執著和剛毅。當上帝興起馬丁•路德和約翰•加爾文進行宗教改革的時候，他們所麵對是兩個方麵的阻力。一是基督教教會外部，天主教異端在神學和政治上殘酷的迫害和反撲；二是在基督教內部的左右兩翼。左翼就是再洗禮派反國家、反神學的極端傾向，右翼就是伊拉斯特派強化國家權力，淡化教會權柄的極端傾向。在中國目前階段，我們所麵對的則是七大問題：（1）基督教教會本身在神學和組織上的軟弱；（2）無神論國家在政治和教育各個方麵的逼迫；（3）來自儒道釋傳統文化的誤解和抵擋；（4）新興宗教和異端思想的抗衡與侵蝕；（5）中國從專製極權國家向自由憲政國家的轉型；（6）社會道德和次序的崩潰。（7）民眾在經濟和教育上的赤貧。因此，歐美各國的神學思想不能夠解決我們的問題，亞洲非洲其他國家的神學思想也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古老的神學也不能直接解決我們的問題，我們需要會通古今中外，紮根聖經啟示，用我們自己的眼淚、汗水和鮮血建立適合並引導中國歸向上帝的中國神學。對於二十一世紀中國傳道人來說，實在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11．文化使命與未來論（末世論）
中國基督教會必須認識到基督徒所擔負的文化使命，必須回到積極樂觀、充滿盼望的基督教未來論。耶魯大學曆史學家在談及十九世紀美國曆史上廢除奴隸製、監獄改革、設立醫院、位貧窮者設立學校、廢除童工，保護婦女等一係列的人道壯舉的時候，明確地分析說：“假如沒有美國注重福音的集體性良心，這一運動整體上而言是不可思議的。”這一係列運動的基礎就是“清教徒最基本的確信：我們能夠按照上帝啟示的旨意來製約這個世界，改良這個世界。”

 

12．社會變革三大要素
任何一個社會運動，如果真得想改變曆史，至少要具備兩個方麵：第一，必須有積極的社會變革的教義，也就是說，社會能夠變好。如果不相信曆史能夠變好，那麽人也就不會努力去改變。如果相信曆史會越來越糟，不可避免，隻有傻瓜才會去改變不能改變的事。第二，需要統一的關於律法的教義。人需要相信他們有能力認識這個世界，通過認識世界的律法，他們能夠改變世界。換言之，人們需要社會變革的具體的計劃。

另外，任何成功的社會重建都需要的一個方麵是：預定的教義。預定的教義對於社會變革是大有力量的。曆史發展的不可避免性，這樣的教義堅固人心，使人確信他們是站在得勝的一邊，並削弱了敵人抗拒的力量。聖經中的一個好例子就是在約書亞所領導下的以色列人，他們是樂觀的，他們知道並且相信上帝已經把迦南人交在了他們的手中；另外一方就是迦南人，他們是悲觀消極的，因為他們也知道並相信他們必然失敗，上帝是與以色列人同在的。

預定的教義，社會進步的教義，律法的教義，是任何變革社會的運動中都不可缺少的三大要素。在二十世紀的重大社會變革中，我們看到每個給社會帶來真正影響的運動都是具備了這三大要素的。馬克思式的共產主義，現代科學，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他們都是有曆史的推動力的。他們都相信世界事務可由精英集團控製，他們都有征服全世界的教義，都是積極傳教。這三者都是宗教，因為他們各自樹立了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且在道德上都具有一定的強製性。

13．激進派、保守派、改革派
基督徒必須有憂患意識和戰鬥意識。中國古人常言：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聖經中也時常提醒我們：“務要謹守、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克吞吃的人”（彼前5：7）。“你們總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沒有，也要自己試驗”（林前13：5）。

基督徒的三大仇敵就是老我、世界和撒旦，成聖的過程就是不斷與這三大仇敵爭戰並得勝的過程。在這場全方位的屬靈爭戰中，我們所倚靠的並不是自身的力量，乃是上帝的恩賜。（1）新心――上帝賜給我們新心，使我們能夠不斷勝過屬情欲的老我；（2）教會――上帝設立教會，使我們能夠通過聖徒相通，不斷勝過世界的侵蝕；（3）聖靈――上帝賜給我們聖靈，使我們能夠不斷勝過撒旦的權勢。

我們的仇敵時時向我們伺機進攻。專製是我們的仇敵；愚昧是我們的仇敵；迷信是我們的仇敵，我們自己常常是我們自己最大的仇敵。隻有時刻保持憂患意識，我們才能時刻信靠上帝。隻有時刻保持憂患意識，我們才能真正寶貴上帝的聖言。隻有時刻保持憂患意識，我們才能充分地調動上帝賜給我們的各樣恩賜。

基督徒所麵對的爭戰是全方位的爭戰。長期以來，甚至改革宗教會的人士也往往是僅僅把捍衛真道的責任局限在捍衛改革宗神學上。但是，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不盡要積極地捍衛正統神學，更要以正統神學裝備聖徒，使他們在把上帝的真道應用在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中。最重要的爭戰乃是在實際生活中，乃是在家庭、國家、企業、媒體等具體的工作崗位上。因此，改革宗人士不是主張突飛猛進，暴力革命的“激進派”，但也絕不是因循守舊，不思進取的“保守派”，乃是積極投入，堅韌不拔，不斷改革的“改革派”！

 

 

14．為了使人自由而死
隻有在上帝的主權下，隻有在上帝的律法中，隻有在基督的根基上，中華民族才會有真正的自由和尊嚴，才會發現自己尊貴的身份和崇高的使命。

二十一世紀在中國發生的兩件大事就是改革宗教會的建立和憲政自由的確立。尊崇上帝主權和個人自由的改革宗教會在中國建立之日，也必是中國幾千年專製政權的基石徹底崩潰之日。真正意義上的改革宗神學乃是形形色色的專製製度的天敵。

靠著上帝的恩典，我們要努力建立並捍衛“自由教會，聖潔國家”（a free church, a holy nation）。加爾文在基督教要義第四卷中，明確強調教會與國家都是上帝所設立的蒙恩之道。加爾文在論公民政府和民政長官的時候，指出：“任何人都不應懷疑擔任公民政府的官員是一種呼召，這一呼召不僅在上帝麵前是聖潔的，是合法的，而且在世人中間這一呼召是各樣呼召中至為神聖和榮耀的”（加爾文：《基督徒敬虔學》，第四卷，20章，4節）。

Julia Ward Howe曾說：“基督受死使人成聖，讓我們為了使人自由而死”（As he died to make men holy, Let us die to make men free）。這豈不是最合乎上帝心意的嗎？上帝藉著先知以賽亞責備當時以色列國的敗壞，發出了千古震撼的名言：“那時，耶和華見沒有公平，甚不喜悅”（賽59：15）。“我所揀選的禁食，不是要鬆開凶惡的繩，解下軛下的索，使被欺壓的得自由，折斷一切的軛嗎？”（賽58：6）。基督教的核心並不在於獻祭或儀式，也不在於名義上有多少人成為基督徒，關鍵在於我們有沒有真正地敬畏上帝，以仁愛和公義之心對待他人：“我厭惡你們的節期，也不喜悅你們的嚴肅會。你們雖然向我獻燔祭和素祭，我卻不悅納，也不顧你們用肥畜獻的平安祭。要使你們歌唱的聲音遠離我，因為我不聽你們彈琴的響聲。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摩5：21－24）。

自從啟蒙運動以來，世俗人本主義者所編織的最大的騙局就是“中立性”（Neutrality）一說。在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因為基督教仍然在社會中處於主流地位，他們就試圖用“中立說”把基督教逐漸排除在政治、經濟、學術、教育、藝術等各個重要領域之外。假如基督徒隻是把宗教信念嚴格地局限在家庭和教會的建築之內，不要把基督教的原則應用到政治、經濟等重要的社會領域中，世俗人本主義者就會彈冠相慶。然而，他們絕不會以此為滿足，世俗人本主義也是一種具有完全排他性的宗教，他們積蓄力量到一定程度，就必然要徹底根除基督教。在基督教王國內，這種政治世俗化的傾向以1789年法國大革命和1917年俄國革命為巔峰性標記。在這兩此所謂的革命中，那些離經叛道的基督徒以國家的主權和專政代替了上帝的主權和治理，瘋狂地迫害真正信靠上帝的人。二十世紀，消滅基督教成為俄國和中國人本主義專製政權借助國家暴力明確追求的目標。

目前西方社會中，“廉價恩典”、“興盛神學”等各種膚淺的學說的盛行，原因之一就是因為歐美國家長期經濟上的興盛和社會的平安，使得一部分基督徒喪失了憂患意識，貪圖一時物質的享受，對罪所造成人的自欺性缺乏充分的認識，對全世界在罪惡和暴政之下呻吟的人沒有起碼的同情之心。

15．真正的禁食與反抗暴政和壓迫
自從人類墮落以來，該隱和拉麥式的恐怖分子就開始出現在曆史舞台，瘋狂地用暴力和謊言荼毒他人，戕害生命，用他人的鮮血來滿足自己的私欲。

在人類社會中，暴政和壓迫之所以愈演愈烈，不僅是因為罪人無法無天，任意妄為，更可怕的是那些自以為是義人的人不僅沒有挺身而出，發出雷鳴般的聲音，為那些受冤屈的人申冤，反而自甘沉默，袖手旁觀，甚至幸災樂禍，同流合汙！

弟兄姊妹，我們的上帝是公義的上帝，他所賜給我們的是公義的律法，他的心意就是讓我們“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上帝同行”（彌6：8）。如果我們忘記了行公義，就是忘記了上帝，不管我們如何傳所謂的福音，不管我們如何在教堂中敬拜上帝，不管我們的敬拜儀式如何感人，我們都不過是在逃避上帝賜給我們的使命而已！

既然上帝是喜愛公義，恨惡不義的上帝；既然每個人都有上帝的形象，生來具有不可剝奪的價值和尊嚴；既然我們的救主基督對死亡和罪惡大有義怒（約11：33，35）；既然上帝的心意是讓教會成為全世界的光與鹽（太5：13-16），我們的義若不超過文士和法利賽人，就不能進天國，所以基督徒必需堅決反對種種形式的暴政和壓迫：“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再被奴仆的軛轄製”（加5：1）。那些對社會公義不聞不問的所謂的基督徒，和那些躲進深山老林修行的異教修士並沒有多大的不同。

麵對各種各樣的壓迫和暴政--那些被迫賣淫的孩子，那些被非法拘禁的人，那些遭受酷刑虐待的人，種族歧視和滅絕，大規模的宗教迫害，我們需要上帝賜給我們特別的勇氣。當初上帝接著先知以賽亞為以色列人所指明的道路就是：“你們要洗濯、自潔，才我眼前除掉你們的惡行；要止住作惡，學習行善，尋求公平，解救受欺壓的，給孤兒申冤，為寡婦辯屈”（賽1：16）。基督徒既要潔身自好，擺正自己，同時也要積極地救助社會上那些被壓迫的人，那些處於弱勢地位的人。在使徒時代，基督徒走到哪裏，就把公義帶到哪裏；基督徒熱愛公義，為公義而努力。使徒保羅在《加拉太書》中強調說：“隻是願意我們記念窮人”（加2：10）。怎樣記念窮人呢？難道僅僅是為他們禱告？向他們傳福音？把我們替換下來的舊衣服送給他們嗎？“我所揀選的禁食，不是要鬆開凶惡的繩，解下軛上的索，使被欺壓的得自由，折斷一切的軛嗎？”（賽58：6）。因此，真正的禁食並不是多少天不吃飯，不喝水，而是尋求上帝，求上帝賜給勇氣、力量和智慧，積極地在這個世界上施行公義。加爾文強調“世界就是我們的修道院”，基督徒的使命就是在這個世界上施行治理的使命，積極地麵對各種邪惡和不義，不惜殉道，把自己的生命為真理擺上，“你們與罪惡相爭，還沒有抵擋到流血的地步”（來12：4）。

 

16．基督教神學與中國文明的重建
教會必須站在文化的前列，積極引導世界不斷地轉向上帝，轉向上帝所悅納的社會模式。這個社會模式的核心就是敬畏“上帝的主權”（the sovereignty of God），尊重“個體的尊嚴”（the dignity of individual ），保障“社會的公義”（the justice of community）。

一千多年以來，中國教會一直在專製製度下仰人鼻息，亦步亦趨，不僅沒有積極地發揮先知、祭祀與君王的職分和功用，甚至淪為專製製度的鷹犬和寄生物（比如共產黨操縱下的所謂的“三自”教會）。我們必須反省、悔改，同時積極振作起來，投入到上帝所吩咐的文化使命之中，不僅在教堂裏，不僅在講壇上，更要在家庭、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中，通過我們具體的美德和善行，全方麵地彰顯那召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見證上帝恩惠的福音。

眾所周知，世界的危機在於文化的危機，文化的危機在於宗教的危機，宗教的危機在於神學的危機。同樣，世界的重建有待於文化的重建，文化的重建有待於宗教的重建，宗教的重建有待於神學的重建。作為上帝所啟示的真宗教，基督教有責任在文化重建的過程忠發揮主導性的作用。但是，在擔負起文化重建在責任之前，基督教本身必須進行神學上的反思和重建。

被反智主義、反律主義毒酵侵蝕的基督教神學，絕對不能擔負起文化重建的使命和責任來；種種把世界與信仰對立起來的基督教神學，絕不能對文化的重建發揮積極的建設性的作用。文化的重建需要本於聖經，對政治、經濟、文化各個領域提出指導性原則限額的全方位的世界觀式的基督教神學。

在二十世紀，東歐、南非、蘇聯一係列專製極權政府紛紛崩潰，擁有十三億人口的中國的開放政策最終也必然導致極權政府向自由、民主、法治型政府的轉型。因此，在二十一世紀，中國文明重建的責任上升到空前重要的突出地位。作為基督徒，我們應當站在時代的前列，為國家的轉型、文明的重建在人格和思想的預備上做好各方麵的裝備。

 

 

17．基督教聖約世界觀
二十一世紀的基督徒，必須成為具有明確的“世界觀意識”的基督徒（worldviewish christian）。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時代，基督徒必須建立合乎聖經的全方位的世界觀。

在談及基督教神學的時候，範泰爾特別強調世界觀的重要性。他說：“在當今時代，基督教與非基督教之間的爭戰，並不是零零碎碎的衝突，而是在彼此對立的世界觀之間的生死的決戰。” 正如龐瑪斯頓於1849年7月21日在英國下議院所說的話：“思想強於軍隊、思想若以真理與公平為基礎，終必勝過步兵的刺刀、炮兵的炮火，以及騎兵的衝擊。” 因此，本書的特色之一就是基督教神學與世界觀的結合。我們從聖約神學的角度和框架展現聖經中所啟示的基督教世界觀，使基督徒不僅認識獨一的真神並且他所差派來的救主耶穌，而且明白如何以上帝的聖言為兵器，全方位地裝備自己，在激烈的文化爭戰中不斷得勝，在個人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和方麵，為主作美好的見證。同時，我們也從基督教世界觀的角度展開並運用聖約神學，突破傳統的單純從救贖曆史角度研讀聖經和神學的習慣，而是從創造、墮落、救贖、成全這一整體的曆史過程來全麵地看待上帝、世界和人生。“不畏浮雲遮望眼，隻緣身在最高層。”隻有從建基於聖經啟示的世界觀的角度看待世界，才能使基督徒真正做到高瞻遠矚，在我們所處的時代中發揮先知、祭司與君王的職份。

基督教神學是聖約神學，基督徒的世界觀是聖約世界觀。聖約是舊新約聖經中所啟示的最突出的概念。上帝不僅是與人立約的上帝，上帝的三個位格之間既有本體上的我們測不透的合一，也有向我們所顯明的約的關係，這種三一性、位格性的聖約關係乃是他與人之間的約的關係的原型和根基。我們之所以信上帝，不僅是因為上帝存在，更因為上帝是信實的，也就是說，他必持守他與人所訂立的約，他所應許的他必成就。在聖經中先後七次談及上帝“守約施慈愛”（申7：9，12；王上8：23；代下6：14；尼1：5；9：32；但9：4），上帝也一再重申，讓我們遵守他與我所訂立的約。亞當的墮落就在於“背約”（何6：7），主耶穌基督為選民擔任“新約的中保”（來12:24）， 藉著他自己的順服守約，為我們做成完美的救恩。但是，這絕不意味著我們信靠基督之後，就不再遵守上帝的聖約和律法。相反，我們更要出於感恩之心，倚靠聖靈的大能大力，遵守上帝的誡命。因此，使徒約翰一再重申：“我們若愛上帝，又遵守他的誡命，從此就知道我們愛上帝的兒女。我們遵守上帝的誡命，這就是愛他了，並且他的誡命不是難守的”（約壹5：3－4）。

基督教聖約世界觀的總原則就是以聖經中所啟示的主權的上帝為中心，基本框架是以律法與福音雙契為路徑的聖約架構，強調文化使命與福音使命的平衡，注重理性的認知、心靈的親證和意誌的操練，為基督徒提供在上帝麵前全人發展、幸福生活的藝術。最高權威與標準乃是上帝所默示的舊新約聖經，其解釋以曆代大公教會信經和改革宗信條為參照性指南，努力融貫西方文明與中國文化之精髓，承先啟後，闡明聖道，造就聖徒，道化世界，榮耀上帝。

當然，基督教為人所提供的不僅是最好的世界觀，主耶穌基督不僅是最好的榜樣和最優秀的教師。基督教的核心並不是哲學概念，而是上帝藉著基督救贖世人的福音：“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因為上帝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以致於信。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羅1：16－17）。這福音是在曆史中逐漸展開、顯明的，其中心就是既是完全的上帝，也是完全的人的主耶穌基督。他是道成肉身的上帝，是世界的救主。基督的降臨絕不僅僅是向我們傳遞寶貴的真理，而是從根本上扭轉了整個世界曆史的進程。“若因一人的過犯，死就因這一人作了王；何況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賜之義的，豈不更要因耶穌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嗎？”（羅5：18）。基督的到來揭開了新紀元，世界曆史從此進入彌賽亞時代。因此，基督教的核心是圍繞主耶穌創造世界、道成肉身、死裏複活和二次再來這一係列的曆史事件展開的。因此，基督教的信息所彰顯的是上帝救贖的大能，所帶來的是生命的徹底改變。這種生命的巨變並不是源於人在道德上的自覺和宗教上的修行，而是源自聖靈藉著聖言所展開的重生的大工。“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羅10：17）。這種大能絕不停留於僅僅使人從過犯罪惡的死亡中獲得新生，而是繼續與重生之人同在，使他們在個人生活和社火生活的各個領域中不斷得勝。“又叫他們成為國民，作祭司，歸於上帝，在地上執掌王權”（啟5：10）。

當然，本書中所呈現的聖約世界觀主要源於改革宗神學或加爾文主義。在抗羅宗各個宗派中，惟獨改革宗神學發展出了一整套強有力的世界觀。正如亞伯拉罕•凱伯爾所分析的那樣：“在羅馬天主教教會中，人人都知道為何而活，因為人人都清楚地意識到他所享用的一切都是來自羅馬天主教的人生觀。即使是在伊斯蘭教國家裏，人們也確信應當按伊斯蘭原則生活，這種信念具有巨大的力量。惟獨抗羅宗在曠野裏無目的，毫無方向地遊蕩，沒有任何進展。之所以如此，是基於以下的事實：在抗羅宗國家裏，在新德國哲學中所誕生的泛神論，以達爾文所主張的進化論為形式，在人生各個領域中不斷奪取更大的權力，甚至在基督教神學中也開始占上風。這種泛神論千方百計，以各種名稱推翻基督教傳統，要以我們父輩的遺產來換取那毫無希望的現代佛教。這些具有領先地位的思想起源於十八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在當今世紀以德國哲學的形式出現，形成一種人生觀體係，要與我們父輩所建立起來人生觀分庭抗禮。我們父輩奮鬥的目的是榮耀上帝，純潔教會。而現今的運動則是為了人的榮耀而爭戰。激發他們爭戰的不是各各他的謙卑之心，而是英雄崇拜式的驕傲。在這種現代主義麵前，我們基督徒為什麽如此軟弱無力呢？我們為什麽不斷喪失地盤？原因很簡單，我們缺少一個同樣具有統一性的人生觀。隻有在這種係統的人生觀，才能賦予我們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我們能夠在前線擊退敵人。但是，我們無法在抗羅宗各種模模糊糊的概念中找到這種統一的人生觀。抗羅宗在其坎坷不平的曆史過程中經曆了各種各樣的磨難，並沒有發展出這種統一的人生觀來。在曆史的浩蕩進程當中，隻有加爾文主義獨辟蹊徑，發展稱為一股強大的生命洪流。正是以加爾文主義這種統一的人生觀為基礎，你們在美國、我們在歐洲得以牢牢站穩，與羅馬天主教並立，反對現代主義。沒有這樣種出發點與人生觀的統一性，我們就無力保持我們獨特的立場，必會逐漸衰微。” 這是凱伯爾1898年在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的演講。一個世紀過去了，凱伯爾的洞見經受住了曆史的考驗。惟願加爾文主義這一敬畏上帝的主權，尊重個體的人權的思想體係，能給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帶來豐盛的祝福。

 

 

18．最重要的並不是拯救中國，而是拯救靈魂
當然，最重要的並不是拯救中國，也不是重建中國文化，最重要的乃是拯救靈魂。耶穌基督降世乃是要拯救罪人。“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麽益處呢？人還能拿什麽換生命呢？”（太16：26）。

然而，靈魂的得救必將產生生命的改變，而一個人生命的改變也必將給自己的家庭和周圍的人帶來影響。因此，福音的信息雖然是以拯救靈魂為主，但絕不緊緊局限於靈魂的得救。真正悔改的基督徒必將對所在的文化產生巨大的影響。正如荷蘭十七實際清教徒神學家布雷克所言：“教會就像火與光一樣，總是竭盡全力顯明自身，使眾人都能看到。教會不怕刀劍，不怕烈火，也不怕絞刑架，她所誇口的就是殉道士，他們以自己的死亡為真理打上了印記。她把這樣的場景視為諸多的勝利。她惟一的渴慕就是可以有形有體地顯明出來：為此，她不斷地努力顯明自己，不時借助手中的刀劍，而是通過對基督及其真道忠心的認信。”（布雷克：《基督徒理所當然的侍奉》，2卷，24章，12節）

聖經中所顯明的真理是明確的，是嚴肅的，也是沉重的。相信聖經中所啟示的真理，需要付出代價。不值得為之死的真理，也不值得為之生。主耶穌宣告說：“愛父母勝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愛兒女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不背著他的十字架跟隨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門徒”（太10：37－39）。

當然，談及福音和文化，基督徒的使命絕不是當今教會中盛行的廉價恩典式的傳福音。這種所謂的傳福音隻是報喜不報憂，不講上帝的律法，不講悔改的信息，連蒙帶騙，隻要讓人作一個決誌的禱告就可以了。使徒保羅曾經說：“我照上帝為你們所賜我的職分作了教會的執事，要把上帝的道理傳得全備”（西1：25）。隻有全方位地傳講上帝的真道，我們才能夠造就全人，使基督徒在思想見識上、感情修養上、行為習慣上有全方位的更新和裝備，我們才能有信心、有計劃地改變整個世界文化，“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林後10：5）。

上帝把治理全地的文化使命交托他的子民，這是我們當仁不讓、義不容辭的責任。我們不要因為教義的細節而爭執不休，而是應當放眼全世界，建立合乎聖經的哲學體係，建立合乎聖經的法學體係，建立合乎聖經的經濟學體係，建立合乎聖經的自然科學理論。二十一世紀的基督徒應當避免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基督教在西方所走的彎路。在這兩個世紀中，所謂的保守的基督徒受錯誤神學的影響，反知識，反律法，反傳統，在人本主義的進攻之下縮進隔都之中，把上帝創造、基督救贖整個世界拱手送給撒旦及其代理人掌管。

 

19．不信與不義
不信與不義是孿生姊妹。心中無主，自然目中無人。

使徒保羅曾經強調說：“凡不出於信心的都是罪”（羅14：23）。什麽是義？“義”就是“公義”、“正義”，主要是指我們的行為。我們的行為合乎上帝的律法，就是公義、正義；若是不合乎上帝的律法，就是犯罪。“原來在上帝麵前，不是聽律法的為義，乃是行律法的稱義”（羅2：13）。“凡犯罪的，就是違背律法；違背律法，就是罪”（約壹3：4）。

信心生活的精義就是“藉者信心，甘願為行公義而承擔各種危險（live by faith that risks itself in doing justice）。 因此，在這個彎曲悖謬的時代，真正的信心生活包含三大要素：（1）以信心為根基；（2）以公義為導向；（3）願意麵對危險，付出代價。

 

 

20．基督教神學的重建與中國文明的重建
教會必須站在文化的前列，積極引導世界不斷地轉向上帝，轉向上帝所悅納的社會模式。這個社會模式的核心就是敬畏“上帝的主權”（the soveignty of God），尊重“個體的尊嚴”（the dignity of individual ），保障“社會的公義”（the justice of community）。

一千多年以來，中國教會一直在專製製度下仰人鼻息，亦步亦趨，不僅沒有積極地發揮先知、祭司與君王的職分和功用，甚至淪為專製製度的鷹犬和寄生物（比如共產黨操縱下的所謂的“三自”教會）。我們必須反省、悔改，同時積極振作起來，投入到上帝所吩咐的文化使命之中，不僅在教堂裏，不僅在講壇上，更要在家庭、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中，通過我們具體的美德和善行，全方麵地彰顯那召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見證上帝恩惠的福音。

眾所周知，世界的危機在於文化的危機，文化的危機在於宗教的危機，宗教的危機在於神學的危機。同樣，世界的重建有待於文化的重建，文化的重建有待於宗教的重建，宗教的重建有待於神學的重建。作為上帝所啟示的真宗教，基督教有責任在文化重建的過程中發揮主導性的作用。但是，在擔負起文化重建在責任之前，基督教本身必須進行神學上的反思和重建。

中國目前被反智主義、反律主義毒酵侵蝕的基督教神學，絕對不能擔負起文化重建的使命和責任來；種種把世界與信仰對立起來的基督教神學，絕不能對文化的重建發揮積極的建設性的作用。文化的重建需要本於聖經，對政治、經濟、文化各個領域提出指導性原則的全方位的世界觀式的基督教神學。

在二十世紀，東歐、南非、蘇聯一係列專製極權政府紛紛崩潰，擁有十三億人口的中國的開放政策最終也必然導致極權政府向自由、民主、法治型政府的轉型。因此，在二十一世紀，中國文明重建的責任上升到空前重要的突出地位。作為基督徒，我們應當站在時代的前列，為國家的轉型、文明的重建在人格和思想的預備上做好各方麵的裝備。

 

 

21．思想強於軍隊，真理勝過刺刀
二十一世紀的基督徒，必須成為具有明確的“世界觀意識”的基督徒（worldviewish christian）。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時代，基督徒必須建立合乎聖經的全方位的世界觀。

在談及基督教神學的時候，範泰爾特別強調世界觀的重要性。他說：“在當今時代，基督教與非基督教之間的爭戰，並不是零零碎碎的衝突，而是在彼此對立的世界觀之間的生死的決戰。” 正如龐瑪斯頓於1849年7月21日在英國下議院所說的話：“思想強於軍隊、思想若以真理與公平為基礎，終必勝過步兵的刺刀、炮兵的炮火，以及騎兵的衝擊。” 因此，本書的特色之一就是基督教神學與世界觀的結合。我們從聖約神學的角度和框架展現聖經中所啟示的基督教世界觀，使基督徒不僅認識獨一的真神並且他所差派來的救主耶穌，而且明白如何以上帝的聖言為兵器，全方位地裝備自己，在激烈的文化爭戰中不斷得勝，在個人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和方麵，為主作美好的見證。同時，我們也從基督教世界觀的角度展開並運用聖約神學，突破傳統的單純從救贖曆史角度研讀聖經和神學的習慣，而是從創造、墮落、救贖、成全這一整體的曆史過程來全麵地看待上帝、世界和人生。“不畏浮雲遮望眼，隻緣身在最高層。”隻有從建基於聖經啟示的世界觀的角度看待世界，才能使基督徒真正做到高瞻遠矚，在我們所處的時代中發揮先知、祭司與君王的職份。

基督教神學是聖約神學，基督徒的世界觀是聖約世界觀。聖約是舊新約聖經中所啟示的最突出的概念。上帝不僅是與人立約的上帝，上帝的三個位格之間既有本體上的我們測不透的合一，也有向我們所顯明的約的關係，這種三一性、位格性的聖約關係乃是他與人之間的約的關係的原型和根基。我們之所以信上帝，不僅是因為上帝存在，更因為上帝是信實的，也就是說，他必持守他與人所訂立的約，他所應許的他必成就。在聖經中先後七次談及上帝“守約施慈愛”（申7：9，12；王上8：23；代下6：14；尼1：5；9：32；但9：4），上帝也一再重申，讓我們遵守他與我所訂立的約。亞當的墮落就在於“背約”（何6：7），主耶穌基督為選民擔任“新約的中保”（來12:24）， 藉著他自己的順服守約，為我們做成完美的救恩。但是，這絕不意味著我們信靠基督之後，就不再遵守上帝的聖約和律法。相反，我們更要出於感恩之心，倚靠聖靈的大能大力，遵守上帝的誡命。因此，使徒約翰一再重申：“我們若愛上帝，又遵守他的誡命，從此就知道我們愛上帝的兒女。我們遵守上帝的誡命，這就是愛他了，並且他的誡命不是難守的”（約壹5：3－4）。

 

 

23．聖約神學是中國文化更新的鑰匙
聖約既是理解上帝與人之間的關係的鑰匙，也是理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鑰匙，合乎聖經的政治和經濟觀都當以聖約為根基。

至尊的上帝屈尊自己，與個人建立以自由、平等和信任為核心的聖約關係，這確實值得我們深思。當然，立約上的“平等”性絕不是指上帝與人之間本體上的平等。從本體上而言，上帝與人之間永遠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溝。但是，從立約的關係來看，上帝也個人和自己一樣視為聖約的主體，有一定的不可剝奪的自由和尊嚴，並且與個人建立主仆、父子、夫妻、朋友式的關係。上帝並沒有用武力和恐怖強迫人們服從，而是用慈愛來吸引他們，用寬容來忍耐他們，用恩典來扶持他們。

因此，人與人之間更當建立、確保這種以自由、平等、信任為基礎的關係。離開聖經中所啟示的聖約觀，剩下的就是無法操作的神秘主義和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從這個角度來說，聖約神學在中國的傳遞不僅涉及到中國教會的更新和重建，也直接涉及到中國社會的更新和重建。

 

24．改革宗神學、加爾文主義與聖約世界觀
當然，本書中所呈現的聖約世界觀主要源於改革宗神學或加爾文主義。從基督教神學的角度而言，以奧古斯丁、加爾文等為代表所闡明的神學體係被稱為改革宗神學。從思想的角度而言，這一神學體係被稱為加爾文主義。這不是應為這一思想體係是加爾文個人發明的，乃是因為加爾文在這一思想體係中所發揮的承先啟後的樞紐作用。其實，用今日的語言來說，加爾文並不是一個原創性的思想家，他所作的隻是把聖經中所啟示的、曆代聖徒所持守的基督教真理用係統的解經和論述的方式闡明出來。

在抗羅宗各個宗派中，惟獨改革宗神學發展出了一整套強有力的世界觀。正如亞伯拉罕•凱伯爾所分析的那樣：“在羅馬天主教教會中，人人都知道為何而活，因為人人都清楚地意識到他所享用的一切都是來自羅馬天主教的人生觀。即使是在伊斯蘭教國家裏，人們也確信應當按伊斯蘭原則生活，這種信念具有巨大的力量。惟獨抗羅宗在曠野裏無目的，毫無方向地遊蕩，沒有任何進展。之所以如此，是基於以下的事實：在抗羅宗國家裏，在新德國哲學中所誕生的泛神論，以達爾文所主張的進化論為形式，在人生各個領域中不斷奪取更大的權力，甚至在基督教神學中也開始占上風。這種泛神論千方百計，以各種名稱推翻基督教傳統，要以我們父輩的遺產來換取那毫無希望的現代佛教。這些具有領先地位的思想起源於十八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在當今世紀以德國哲學的形式出現，形成一種人生觀體係，要與我們父輩所建立起來人生觀分庭抗禮。我們父輩奮鬥的目的是榮耀上帝，純潔教會。而現今的運動則是為了人的榮耀而爭戰。激發他們爭戰的不是各各他的謙卑之心，而是英雄崇拜式的驕傲。在這種現代主義麵前，我們基督徒為什麽如此軟弱無力呢？我們為什麽不斷喪失地盤？原因很簡單，我們缺少一個同樣具有統一性的人生觀。隻有在這種係統的人生觀，才能賦予我們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我們能夠在前線擊退敵人。但是，我們無法在抗羅宗各種模模糊糊的概念中找到這種統一的人生觀。抗羅宗在其坎坷不平的曆史過程中經曆了各種各樣的磨難，並沒有發展出這種統一的人生觀來。在曆史的浩蕩進程當中，隻有加爾文主義獨辟蹊徑，發展稱為一股強大的生命洪流。正是以加爾文主義這種統一的人生觀為基礎，你們在美國、我們在歐洲得以牢牢站穩，與羅馬天主教並立，反對現代主義。沒有這樣種出發點與人生觀的統一性，我們就無力保持我們獨特的立場，必會逐漸衰微。” 這是凱伯爾1898年在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的演講。一個世紀過去了，凱伯爾的洞見經受住了曆史的考驗。惟願加爾文主義這一敬畏上帝的主權，尊重個體的人權的思想體係，能給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帶來豐盛的祝福。

 

 

25．當今許多教會成為懦夫逃避社會、騙子蒙蔽傻子的汙穢之地
今日基督徒所麵對的基本問題並不是國家和教會的問題，而是神本主義與人本主義的衝突問題。中國共產黨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消除一切宗教，不過是利用謊言和暴力把“馬克思主義”這種偽宗教放在了惟我獨尊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共產黨的作為並沒有任何新奇的地方，當初漢武帝采納儒生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也不過如此。

即使在以基督教為背景的美國社會中，有見識的基督徒也不得承認：“回到今日我們所麵對的基本問題，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教會和國家之間，問題在於：國家作為一個宗教性的機構已經逐漸把基督教排除在法律的根基之外，雖然國家聲稱保持中立，但事實上卻把人本主義作為國家確立起來。當人們的宗教信仰改變的時候，其法律也不可避免地要反應這種改變，合乎新的信仰和新的道德。美國法庭一直欺騙人們，它們自稱在宗教上嚴守中立，試實際上卻用一種宗教代替了另外一種宗教，就是用人本主義取代了基督教。但是，之所以如此，就在於眾教會在神學方麵的崩潰，各個教會都是如此。這種神學上的崩潰所導致的就是基督徒逐漸相信沒有任何根據的宗教中立主義，並把基督教學校讓度給國家主義者來施行教育。結果，人本主義成為國家和學校的國教，而且也滲透到各個教會之中。這樣，基督教就逐漸被排斥在國家、學校之外，這也是合乎邏輯的結論。教會在現代生活中軟弱不堪，無法立足。在許多國家中，之所以缺乏大規模的有組織的迫害，就是因為正統基督教已經逐漸變得越來越軟弱，越來越與社會失去關聯性。”

在許多西方國家中，基督教會外有狡詐的人本主義的滲透，內有虛偽的敬虔主義的蠶食，逐漸喪失了先知、祭司與君王的地位和使命，逐漸撤離曆史性的傳統性的角色和功能，不再發揮中流砥柱的作用，反倒成為懦夫逃避社會、騙子蒙蔽傻子的汙穢之地。這實在令人感到悲愴無比！

 

26．反對狹隘的教會中心論
教會曆史上一直由各種形式的“教會中心論”（ecclesiocentrism），持守這種論調的人強調“敬拜的規範性”（regulative principle of worship）。

這當然是重要的，我們不能根據自己的想法隨隨便便地崇拜上帝，用種種表演式、娛樂式的所謂的敬拜取代合乎聖經的嚴肅的敬拜方式。但是，很多信仰保守的教誨卻忽視聖經對人的個體與社會生活各個方麵的規範性。他們強調“屬靈的教會生活”（the spirituality of the Church），但卻忽略基督徒在家庭、生意和社會生活中都當順服聖靈的感動，合乎上帝的心意。他們強調聖經中所說的守安息日為聖的重要性，卻不強調其他六日工作的重要性。這種主張把基督徒先知、祭司與先知的職分僅僅局限在狹窄的教會生活的範圍內，隻有牧師才可以全麵地深刻地研讀聖經，把聖經用於他的專業或職業中。其他平信徒在讀經的時候隻要“靈修式”讀經就好了，也就是僅僅尋求個體的經曆，或者聖經對個人的道德生活的指導。但是，“平信徒”卻絕不能帶著自己職業的眼光來讀聖經。醫生不可為了幫助他的醫療工作而讀經，法學家也不可為了法律的問題而讀經。這種做法把上帝的聖言封閉在了“教堂”、“宗教”、“靈修”等各式各樣的小匣子裏。

我們相信聖經是生命之書，也是生活之書，關涉到人生個體和群體生活的各個方麵。基督徒先知、祭司與君王的職分絕不僅僅局限於個人和教會生活中。醫生應當研讀聖經，祈求上帝光照自己如何把聖經中關於食物、防疫以及其他各個方麵的啟示應用到醫療行業中；法學家應當研讀聖經，祈求上帝光照自己如何聖經中所啟示的聖潔、公義、良善的律法用於具體的立法、司法實踐中。曆史學家應當以聖經中所記載的曆史為出發點考察人類曆史。……當初海員馬太•摩利（Matthew Maury）之所以發現了洋流，就是因為他確信聖經中所啟示的“海道”（詩8：8）。

 

 

27．虛假的基督教確實是害人的鴉片
真正的基督教必能造福中國。虛假的基督教卻是害人的鴉片。

真正有心認識真理的人，必不會滿足於一般性的表麵性的對基督教的認識。

在當今中國社會中，有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認識到“基督教”在道德、經濟、文化和憲政建設中的積極作用。然而，有真基督教，就必然有假基督教。即使合乎聖經的真基督教，其真的成分和比例也不相同。我們必需嚴謹地考察聖經，認真地思考，能夠分辨真假，“惟獨長大成人的才能吃幹糧，他們的心竅惜憐得通達，就能分辨好歹了”（來5：14）。

太平天國式的基督教不是真正的基督教。
神跡奇事式的基督教不是真正的基督教。
蛻變世俗化的基督教不是真正的基督教。
廉價推銷式的基督教不是真正的基督教。
反智反律式的基督教不是真正的基督教。

真正在社會重建中起積極作用的絕不是隻注重神跡奇事的“基督徒”，也不是那種半信半疑，三心二意，把基督教當作一種文化現象的“基督徒”。基督教所注重的是心靈的更新，思想的變革，感情的升華和意誌的改變。惟獨在理性上承認聖經的權威性，認識上帝，並且認識他所差來的獨一救主耶穌基督，在感情上被上帝的愛充滿並激勵，在意誌上定誌信靠上帝的恩典，藉著聖靈的大能大力，努力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才能在現實生活中尋真求識，以識化情，轉識成智，積極地全方位地發揮先知、祭司與君王的職份。

28．中國目前最急需的並不是暴力革命，更不是各種異端神學
中國目前所急需的並不是暴力革命，也不是掛在嘴唇上的自由、民主、憲政。中國最急需的是上帝恩惠的福音。這恩惠的福音乃是以悔改與和好為中心。

每個中國人都當省察自己，都當悔改。在中國首先需要悔改的並不是國民黨，也不是共產黨，而是基督教會。長期以來，教會並沒有平衡地傳講上帝的真道，尤其是在律法與福音的平衡上。由於受中國固有的異教文化的影響，受近現代廉價恩典式的假福音的影響，基督教會並沒有在中國社會中發揮積極的作用，反倒成為孳生各種異端和邪教的溫床。基督教會必需在真道上歸回聖經中所啟示的純正真道，才能在腐敗的中國社會中發揮應有的光與鹽作用。

正如大陸一位有見識的弟兄所見證的那樣：“***、***在基督教內的成功促使很多民運思想的人也進入基督教，這些人的特點是很不注重神學的造就，也許認為神學來得太慢。他們對福傳很重視，覺得這樣最快。也許他們認為隻要全國人民超過百分之多少信主了，民主自由就必定實現了。他們一樣是在拿著中國基督徒做一場大規模的試驗。為了達到他們的目的不惜向異端極端分子獻媚，他們一點也不考慮一下自己所懷抱的自編自造的異端神學才是中國的大敵！”

29．許多基督徒在政法、經濟等敏感問題上往往采取鴕鳥政策
經曆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殘酷屠殺，英國詩人艾略特說：“我們的世界是一片荒原”。經曆文化大革命的撲朔迷離和六·四事件的翻雲覆雨，中國現代文人王朔說：“千萬不要把我當人”。

現代的世界是一個禮崩樂壞，道德頹廢的時代，也是一個渴望意義、道德重建的時代。主耶穌曾說：“施比受更有福”（徒20：35）。基督教到底能為後現代文化的世界提供什麽呢？基督教到底能為正在經曆巨變的中國提供什麽呢？難道基督徒的理想就是信耶穌，升天堂嗎？難道福音的信息是與這個世界毫無關涉嗎？“你們當從門經過經過，預備百姓的路；修築修築大道，撿去石頭，為萬民樹立大旗”（賽62：10）。

基督徒經常說，他們堅信聖經是上帝所啟示的聖言，是人類一切問題的答案。然而當問及政治的問題、法律的問題、經濟的問題的時候，很多基督徒就采取鴕鳥政策，避而不答。其實，並不是因為聖經中對於這些問題沒有基本的指導原則，而是因為很多基督徒不思考，不學習，並不曉得上帝在聖經中所啟示的對於社會問題的藍圖。如此，我們怎樣才能影響我們所在的世界呢？因此，本書中有“政治神學”、“文化神學”、“教育神學”等等，嚐試從聖經的啟示對此類社會現實問題進行探索和答複。

筆者最感欣慰的是一位名叫楊小凱的中國經濟學家的短文，他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博士，也是一位基督徒。在一次有關“基督教與憲政”的講座中明確地說：“但是政治和法律製度對經濟發展是起決定作用的。而這個製度不是從科學來的，不單不是從自然科學來的，甚至不是從社會科學來的，它是從信仰來的。”此處的信仰所指的當然是基督教信仰，尤其是以加爾文主義為特色的清教徒神學。楊先生後來被聘為哈佛大學客座教授，他對基督教有深刻的認識，遠遠超過很多神學家和教會牧者。可惜，楊先生55歲就被主接走，讓我頓生悵然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