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爾文是誰？

加爾文是誰？

--王兆豐譯《加爾文傳》序

王誌勇

 

加爾文是誰？在《曆史上最有影響的100人》這本書中，作者哈特介紹說：“著名的新教神學家和道德學家約翰·加爾文是歐洲曆史上的主要人物之一。四百多年來，他的有關神學、政治、個人道德和工作習慣等許多不同學科的觀點影響著數以億計人的生活。”[1]

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之一恩格斯，在論及加爾文的時候，指出：“他以真正法國式的尖銳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資產階級性質，使教會共和化和民主化。當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國已經蛻化並把德國引向滅亡的時候，加爾文的宗教改革卻成了日內瓦、荷蘭和蘇格蘭共和黨人的旗幟，使荷蘭擺脫了西班牙和德意誌帝國的統治，並為英國發生的資產階級革命第二幕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外衣。”“加爾文的信條適合當時資產階級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加爾文的教會的組織是完全民主的共和的；而在上帝的王國已經共和化了的地方，人間的王國還能夠仍然從屬於君主、主教和領主嗎？” [2]可見，恩格斯對加爾文的評價超過同時期的任何人，在他筆下流露出來的也是景仰之情。

在人類曆史上，日內瓦有兩個著名的“約翰”，他們給人類思想史帶來了巨大的震撼。一是約翰·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一是約翰·加爾文（Jean Calvin,1509-1564）。約翰·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和《愛彌兒》，一論政治，一論教育，奠定了他的啟蒙運動中的曆史地位。約翰·加爾文的《基督教敬虔學》和聖經釋論，一論教義，一釋聖經，奠定了他在宗教改革中的曆史地位。約翰·盧梭提倡的是“主權在民”，約翰·加爾文所提倡的是“主權在神”，前者導致了以“法國大革命”為標記的一係列的暴力革命和暴民統治，而後者則成為瑞士、英國、荷蘭、美國等歐美國家自由和憲政的精神導師。其實，盧梭生於日內瓦，從小所受的是正統加爾文派信徒的教育，他對法治與自由的崇尚無疑是來自加爾文主義。盧梭在其《社會契約論》第二卷十二章所加的第十三個小注中對加爾文評價說：“那些隻曉得加爾文是一個神學家的人，實在大大地低估了他的天資。我們那些智慧的法律編輯成典，加爾文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在法典編撰方麵所得到的榮譽實在不下於他著述《基督教敬虔學》一書所得到的尊榮。不管我們的宗教如何發生巨變，隻要愛國和自由精神仍在，加爾文就會仍然活在我們中間，記念這位偉人的人都必得蒙祝福。”隻是後來盧梭改宗天主教，道德生活日益墮落，但羅素考察說：“有理由認為若幹年間他是一個信心真誠的天主教徒”。[3]

   不管從哪個角度來說，約翰·加爾文都是一個超時代的偉人。在語言學上，他被稱為“現代法語之父”。在政治學上，他被稱為締造美國共和製政體的精神之父。從經濟發展的角度而言，加爾文所倡導的清教徒倫理精神成為近現代歐美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和巨大動力。從學術的角度而言，加爾文更是著作等身，他所著的《基督徒敬虔學》一書甚至被列入影響世界進程的一百本書之列。從神學的角度而言，加爾文聖經注釋22卷自問世以來一直是眾多基督教牧者手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參考書，直到今天仍然一版再版。

我們很難用一句話來概括加爾文的思想，因為加爾文並不是從單一原則或概念進行推演的思辨性思想家，他始終是立足於舊新約聖經全部啟示，運用他作為法學家和人文學者所接受的邏輯訓練，加以歸納分析，得出自己的結論。如果從研究的角度加以概括的話，可以說加爾文的思想集中在“上帝的主權與個人的責任”這一主題上。上帝是萬有的創造者、維係者和審判者，惟有他享有至高無上的主權，個人以及由個人所組成的任何組織所享有的都是繼受的、有限的治理性或服務性的權力，而且這種權力的行使必須以上帝所啟示的律法為至高的規範，否則不僅喪失其合法性，而且必會受到上帝公義的報應。同時，加爾文也強調個人的尊嚴和責任，上帝創造每個人都具有上帝的形象，每個人都具有理性認知、情感認同、意誌認可的能力，每個人最終都要來到上帝麵前交出自己的帳本。所以，每個人都當清醒地認識自己的責任，努力完成上帝賜給自己的呼召，這就是人生的使命，也就是馬克斯·韋伯在其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中所強調的“天職”的概念。當然，加爾文並不是一個對個人和社會持有烏托邦概念的人本主義者，認為個人靠自身就能達到道德的完善。他深刻地認識到人性的全然敗壞，若不是有上帝超自然的救贖，個人在罪惡和死亡中就會無能為力，越陷越深，直到最終徹底沉淪。因此，加爾文在救恩神學上闡明了賴恩得救，因信稱義和分別為聖的真理――得救的本原完全在於上帝主權的白白的恩典，稱義的途經乃是聖靈在人心中生成的得救的信心，救贖的目的就是使人在個人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追求聖潔。加爾文的思想使人完全謙卑在聖潔、公義的上帝麵前，也無情地打碎了任何罪人試圖扮演自身和他人救主的迷夢。這是那些狂妄的試圖主宰個人和他人命運的獨裁者所不喜歡的。因此，加爾文主義不管傳播到何處，都是專製獨裁的墳墓，是自由憲政的根基。

經曆了二十世紀的“造神運動”，經曆了二十世紀的世俗化，在道德廢墟和精神荒漠中的人類，良知未泯的人不得不追問：人難道就是出於冥冥中的偶然嗎？人難道就是高級形式的動物嗎？難道人生的目的就在於發展生產，滿足欲望嗎？難道人的種種主義就是價值評判的絕對標準嗎？為什麽在“自由、平等、博愛”的旗幟下，人類卻經曆了種種前所未有的暴行呢？這些人生的追問不僅發生在中國，也發生在歐美國家。強調上帝主權和個人自由的加爾文神學再次引發很多人的興趣，在歐美留學的很多大陸學人也轉向加爾文神學。本書的譯者王兆豐先生就是其中之一。2004年5月，我到大溪城加爾文神學院研修，王兆豐先生把他的譯本打印稿寄給我，我立即讀了一遍，並推薦給我夫人閱讀，我們一致感到這是一個很好的譯本，王兆豐先生本身就是加爾文宗的信徒，他在精神上和這本傳記的英文作者有直接相通的地方，確實用他的文筆把加爾文活生生地刻畫在讀者的麵前。

坐在加爾文大學加爾文研究中心，在書架上隨手就能找出十幾本加爾文的傳記來，此處收集的關於加爾文的書籍多達五千多本之巨。現在國外加爾文研究不僅涉及到他的生平及其對教會和神學的貢獻，而且關乎到加爾文與資本主義、憲政主義、自然科學、美學藝術、人權保護等各個領域，可見加爾文對整個歐美文化的影響。可惜，迄今為止沒有一本中國人撰寫的加爾文傳記，即使翻譯過來的作品也是寥寥可數。一是台灣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所出的趙中輝先生編譯的《加爾文的生平與教訓》，原著為美國改革宗教會布拉特（John H. Bratt）。二是王怡方、林鴻信翻譯，台灣禮記出版社出版的《加爾文傳》。前者注重疏理加爾文的生平和教導，後者則旁征博引；前者簡易流暢，後者基本上是學術性、神學性的傳記。而我們眼前的這本傳記則是一個普及性和生活性的讀本。希望這一讀本能夠拋磚引玉，激發更多的中國人研究加爾文的思想，逐漸填補思想史上的這一空白。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確實需要重新認識加爾文。我們不僅需要經濟上的發展，政治上的改革，更需要道德上的更新和信仰上的重建。約翰·加爾文就是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當認真研究、思考的人物。十六世紀宗教改革之前的日內瓦，政治上的落後使其一直處於教皇專製的陰影下，經濟上的落後使其不得不把自己的年輕人作為雇傭兵輸出以賺取收入，文化上的落後和道德上的頹廢在當時的歐洲也是出名的。但是，經過加爾文所帶領的宗教改革的洗禮，日內瓦逐漸成為一個商業中心、文化中心，更是一個向全世界輸出崇高的宗教精神和道德理想的重鎮，整個歐洲都有人不斷前來觀摩、學習。所以，蘇格蘭的約翰·諾克斯曾經稱日內瓦為當時歐洲的耶路撒冷。“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中華民族有悠久的曆史和博大的文明，然而自從十九世紀以來，政治上的紛亂、經濟上的落後和軍事上的失敗使我們一直生活在救亡圖存的危機意識中，沉浸在政治上的改良、經濟上的發展和軍事上的振興上。但是，上天給我們中華民族的新天命到底是什麽呢？我們要向其他國家和民族輸出或貢獻的是什麽呢？僅僅是標有“中國製造”字樣的廉價產品嗎？這是我自己經常思考的問題，日內瓦城市的警句就是：黑暗過去，就是光明。惟願中國早日從物質狂熱、精神冷漠和道德頹廢的黑暗中走出來。

   牛津大學威克利夫學院曆史神學教授麥格福在其《約翰·加爾文生平》一書中有這樣的結語：“研究加爾文不僅僅是研究曆史，更是深刻地認識現在。現代西方文化持續不斷地收到過去的記憶的塑造。雖然加爾文已經被埋藏在日內瓦某處一個沒有任何標記的墓穴中，但他的思想和影響仍然活在他所幫助創建的文化中。”科學沒有國界，真理更沒有國界，那些追求、踐行、傳播真理的人更是全世界的財富。惟願對加爾文的介紹和研究為中華民族的道德重建注入新的盼望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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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邁克爾·H·哈特著，蘇世軍，周宇譯，湖北教育出版社。

[2]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的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47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391頁。

[3]羅素：《西方哲學史》，19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