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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化異象與“美國對華宗教滲透”

(2024-11-08 07:20:48) 下一個

三化異象與“美國對華宗教滲透”

——選自王誌勇《福音、國度與文化:三化異象與基督徒侍奉的天國戰略》

在中國大陸學術界,趙牧師對上帝的國度和主權的強調被貼上“神權政治與新冷戰意識形態”的標簽,並且直接與“美國對華宗教滲透”聯係在一起,強調趙牧師的“三化異象”帶有明確的“政治化”導向,就是“以‘宗教為第一自由’為訴求,以海外民運勢力互為依托,以大陸家庭教會為操縱對象,整合國內外反華力量,旨在推動中國激進社會變革。該意識形態的主要著力點則在於妖魔化中國共產黨,割裂‘愛國與愛黨’,批判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1] 可見,趙天恩牧師所提出的“三化異象”確實震動了中國大陸,尤其是施行一黨專製的共產黨更是空前警覺,唯恐影響到他們對國家政權的非法壟斷。我們可以說,自從中共1949年奪取中國大陸政權以來,趙天恩牧師是最引起中共政權警覺的牧師與神學家。[2]

1、不需要妖魔化共產黨。我們不需要妖魔化共產黨,盡管共產黨在其理論和實踐中非常殘暴。在中國大陸,共產黨就是執政的中國人民,中國人民就是沒有執政的共產黨,人民與其執政黨在基本素質上是一致的,問題就在於誰掌握了權力。掌握權力的人固然容易濫用權力,但那些沒有掌握權力的人並不比掌握權力的人更加高尚。我們必須承認,當初很多人參加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運動是抱著救國救民的理想主義的心態,後來才發現是上了賊船,大呼上當受騙,已經是無法脫身。但是,作為基督徒,我們不要在道德和宗教上有比別人高人一等甚至勢不兩立的感覺,正如使徒保羅所強調的那樣:“我們比他們強嗎?絕不是的!因為我們已經證明:猶太人和希臘人都在罪惡之下”(羅3:9)。

當然,我們必須從曆史的角度和人民的立場正視長期以來共產黨對於中國政權的霸占,對於中國人民的摧殘。共產主義在理論上必然導致極權主義,在實踐上必然走向恐怖主義,這已經為二十世紀共產主義在蘇聯、中國、柬埔寨和東歐各國所證明。因此,連中國大陸體製內學者甘陽也強調:中國走向政治成熟之民族的路徑就是“重新奠定中央政治權力的正當性基礎問題,亦即使之能夠直接立足於以全國性大選為杠杆的大眾民主基礎之上。”[3] 中國大陸一日沒有公開、公正的以“全國性大選”為形式的“大眾民主”,中央政治權力就是缺乏真正的“正當性基礎”!

更深刻地言之,這種“正當性基礎”或“正義性問題”不僅體現在憲政與法治這種形式上,還要落實在更深厚的“價值支撐”上,這種“價值支撐”就是基督教作為政治德性的一種價值淵源,為立憲的國家提供了正當性。[4] 這是體製內外有良心和見識的學者都能達成基本性共識的。美國國父之一亞當斯明確指出:“我們的政府不具備能力去對付不受倫理和宗教約束的人類情感,我們的憲法隻適合於有道德和信仰的人民。”當然,亞當斯所說的“道德和信仰”隻能是基督的道德與信仰。

2、禦用學者的詭詐與基督徒牧者的怯懦。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喪失了基本的良知的禦用學者,他們不敢斥責那些竊奪國家權力、踐踏人民自由的黨棍政客、暴君酷吏,卻對基督教和傳道人露出可憎的獠牙,企圖通過“政治化”的手法來抹黑、消除趙天恩牧師及其“三化異象”在中國教會內部的積極影響。當初猶太人的權貴們就是以政治的借口把耶穌基督釘死在十字架上的,他們在彼拉多麵前指控耶穌“自立為王”,逼迫彼拉多以“背叛凱撒”之罪把耶穌判處死刑:“從此彼拉多想要釋放耶穌。無奈猶太人喊著說,你若釋放這個人,就不是凱撒的忠臣。凡以自己為王的,就是背叛凱撒了”(約19:12)。

可惜,教會內也有人受這種論調的影響,認為隻要談“三化異象”,甚至談“文化使命”,這“在執政者眼裏怎麽看都像搞事情的”!甚至有人認為主張“三化異象”在“本質上帶來的問題就是政府和民族主義者將教會看作外來文化入侵者”。基督教在本質上就是上帝所啟示的真理對一切異教文化的入侵,並且最終完全把異教文化轉化成敬天愛人的天國文明。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否定更不能放棄基督教本身的激進性和顛覆性,正如耶穌基督自己所強調的:“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平。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因為我來,是叫人與父親生疏,女兒與母親生疏,媳婦與婆婆生疏。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裏的人。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愛兒女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不背著他的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門徒。得著生命的,將要失喪生命。為我失喪生命的,將要得著生命”(太10:34-39)。

我們不能因為敵基督者的反對就放棄自己的立場,這種思維本身就是可怕的奴才式的思維,根本無視宗教自由以及思想和言論自由,更沒有強調聖經的啟示、教會的使命和中國的需要。為什麽我們能夠接受國外來的汽車、飛機和電腦,就不能接受基督教、憲政民主和市場經濟?我們隻想把西方基督教文明創造的物質產品拿來使用,甚至“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為什麽就不能直接全麵接受西方基督教文明本身?有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建立所謂的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什麽他人就不能以基督教真理建立真正的“敬畏上帝,信靠基督;愛主愛人,守約守法”的“新中國”?難道因為中國當局隻講“洋務運動”、“經濟改革”,我們就不講與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有關的信息嗎?為什麽我們對於世間邪惡統治者的懼怕和順服勝過對於上帝的懼怕和順服呢?為什麽我們基督徒非要跟著魔鬼的笛音跳舞呢?

3、大陸新儒家陳明論“三化異象”。當然,在中國文化陣營內也有對基督教持守好感和同情態度的人,比如大陸新儒家代表人之一陳明先生也特別注意到趙天恩牧師提出的三化異象。他認為在儒耶關係上有左中右三派:本土化或本色化,用孔漢思的話說就是“在當代中國的社會文化環境裏,在自立自傳自養的教會框架裏實現反映基督教的信念”;其次就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中立派;第三就是趙牧師提出的“基督化”。

陳明認為:“如果說‘三化’中的‘基督化’會導致文化的緊張,‘中國福音化、教會國度化’不隻意味著教會的整合,還意味著整合的教會對國家的幹預甚至接管。”他的擔心是:“改革確實是全民共識,也是全民責任,但是估計不會有多少人把這‘三化’跟三十多年前的‘四化’一樣當作改革目標。因為它既不合國情,也不合政教分離之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現代價值,永遠也不能低估一顆被宗教情感鼓蕩的心,追求結果的過程同樣有可能天翻地覆,驚心動魄。這樣的一幕,還是不要出現為好吧?”他借助評論太平天國運動,強調自己“希望揭示基督教作為精神性和物質性、神聖性和世俗性的雙重存在所具有的巨大能量和所可能造成的巨大災難,提醒方方麵麵意識到基督教進入中國融入中國的困難與必要,意識到這一作為新進的文化實體還處在與傳統文化、中國社會的艱難磨合過程中,並且因社會轉型、製度轉型的曆史原因而變得格外複雜,各方都應帶著誠意朝著建設性的方向努力。作為個人信仰和情感之內在體驗的屬靈的方麵無法溝通也不必溝通,付之兩可可也。但對作為社會存在的教會教眾之國家認同和社會責任方麵達成一些基本共識則是完全可能且十分必要!我認為,所謂的本色化固然要體現在教義理論上,但首先也更重要的是體現在作為教會教眾的運作活動上。”[5]

我們確實應當充分意識到基督教在中國落地生根的艱難性,尤其是改革宗神學對於偶像崇拜和皇權專製確實具有更大的威脅性和顛覆性,這種威脅性和顛覆性對於真正熱愛中國人民和憲政民主的人而言,當然也是改革宗神學對於當今中國的獨特價值和貢獻之所在。但是,為了避免別人僅僅強調改革宗神學的政治方麵,我們還是要竭力闡明改革宗神學在宗教、道德和文化方麵的功用,政治性的功用不過是改革宗神學的一部分而已,我們甚至可以說這種政治性的功用乃是副產品,不是我們首先追求的目標。任何僅僅停留在政治層麵的人都是膚淺的。不管中國大陸一些禦用學者如何對“三化異象”進行歪曲和攻擊,不管教會內部如何出現猶大式的背叛與彼得式的怯懦,我們總要繼續靠著主的恩典前行。毫無疑問,我們必須建構合乎聖經的公共神學與靈修神學,前者凸顯上帝對於世界的計劃,後者凸顯上帝對於個人的旨意。沒有靈修所造就的攻克己身的聖徒,就沒有真正按照上帝的心意改變世界的英雄!

4、公共神學與靈修神學。本書所闡明的“三化異象”為人提供的就是這樣的公共神學與靈修神學,我們所要造就的就是基督徒聖徒與英雄的品格。因此,我們首先強調的不是政治,甚至也不是文化,而是個人的心靈!先有“內勝”,才有“外王”。在基督的“內聖”方麵,我們強調靈修神學;在基督徒的“外王”方麵,我們特別強調公共神學或政治神學。

悔改的福音與靈修的信息始終是我們想發出的最強音:“從那時候,耶穌就傳起道來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太4:17)。最需要悔改的就是我們自己,也就是基督徒和教會,當初把耶穌基督釘上十字架的就是猶太教會中那些看似最敬虔的宗教人士。如果基督徒不悔改,如果教會本身不聖潔,我們又怎能向不信者或社會發揮悔改的信息呢?因此,耶穌基督對於當時假冒偽善的宗教人士發出了最強的警告:“你們這假冒為偽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正當人前把天國的門關了。自己不進去,正要進去的人,你們也不容他們進去。你們這假冒為偽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侵吞寡婦的家產,假意作很長的禱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罰。你們這假冒為偽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走遍洋海陸地,勾引一個人入教。既入了教,卻使他作地獄之子,比你們還加倍”(太23:13-15)。我們最大的敵人就是我們自己,教會最大的敵人就是教會!我們自己和教會必須不斷悔改,追求敬虔,才能在社會中發揮以身作則、春風化雨的影響。

我們首先追求的目標就是個人方麵心靈秩序的重建、社會方麵道德秩序的更新以及文化方麵精神秩序的改良。隻要有更多的個人歸向基督教信仰,並且在思想上得到更新,在行為上得到改進,就必然逐漸影響到道德和文化的層麵。大眾道德和文化的改變,最終必然影響到政治生活,這也是自然而然的。因此我們在改革宗神學的表述上當慎之又慎,精益求精,竭力追求與人和睦,更多注重心靈、道德與文化的層麵,淡化政治性的訴求,避免激進性的作為,爭取在最大程度上與既存國家政權和其他社會群體達成最基本的共識,和平相處,自由競爭,互相補充,盡量避免因為溝通不良而造成的誤解、敵意和攻擊。

 

[1] 黃超,“美國對華宗教滲透新模式及其意識形態演變”,見《中國黨政幹部論壇》,2012年2月。

[2] 2024年11月6號,特朗普當選為美國總統第一日,我在“清教徒三化研習班”的特講“美國大選、中國未來與清教徒神學”中針對以上論述特別闡明了八點應對:1、神權政治:聖經中的啟示,強調上帝的主權,個人和社會都當降服在上帝的主權和約法之下。2、三化異象:此異象並非任何形式的“意識形態”,而是來自聖經啟示和教會正傳的神學主張。這一異象不僅對中國適用,對美國和其他國家同樣適用。3、政治導向:政治性就是社會性,是不可避免的,我們主張的政治乃是聖經中啟示的國度政治。那些害怕人民談政治的,往往是竊奪人民政治權利的“愛國賊”。4、宗教自由:宗教與信仰自由是上帝賜給人的基本人權,也是聯合國與中國憲法都一致保障的。沒有宗教與信仰自由,人就淪為任人洗腦的奴隸、隨意收割的韭菜。5、社會變革:革命是人民的權利,改革是執政者的責任,我們強調聖經啟示的悔改和解之道。我們主張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改變社會,但人民之革命權是無法剝奪的。6、妖魔化中國共產黨:世人都是罪人,基督徒也是蒙恩的罪人,我們因信稱義,不比任何人強。中國共產黨應當主動承認自己的罪,還權於民,而不是利用國家暴力打壓持有不同信仰和意見的人。7、割裂“愛國與愛黨”:國家與政黨都是由有限有罪有死的罪人組成,沒有權利強迫別人愛它。一個國家不可愛,一個政黨不可愛,還強迫別人愛它,乃是罪人最大的瘋狂和無恥。8、中國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我們不讚同民族壓迫、種族歧視,也不讚同洗腦式、強迫性的所謂的“愛國”。真正的愛國主義乃是愛靈魂,愛人民,絕不是愛權力,絕不是盲目追隨,更不是盲目崇拜甚至懼怕那些非法掌握權力、為自己謀取非法利益的掌權者。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有權利將那些利用公共權力作奸犯科、欺壓民眾、禍國殃民的犯罪分子繩之以法。

[3] 甘陽,“走向‘政治民族’”,《讀書》,2003年第4期。甘陽在此文結束處著名,此文完成於1996年。

[4] 高全喜,《我的軛》,15頁。

[5]  陳明,“太平天國與基督教漫說”,見周偉馳,《太平天國與啟示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12-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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