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acle Bones: A Journe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by Peter Hessler，台灣譯本《甲骨文：一次占卜當代中國的旅程》，盧秋瑩譯，台北久周文化出版。由於此書涉及相當多的政治敏感話題，無法在中國大陸出版。x2zhao用“譯言”的網絡平台把它翻譯了出來，譯名《甲骨文：遊走在中國與西方之間》。我不怎麽喜歡台灣翻譯，所以采用同時閱讀英文原版和譯言譯本的方法讀完此書。
這部作品與《江城》很不一樣。它是何偉在1999-2006期間，作為自由撰稿人和《紐約客》專欄作家，在中國采寫和發表的各類報道，以及他個人的調研筆記，集結成書，所以實質上是新聞紀實係列。作品涉及的事件、時間、地點範圍非常之廣。時間跨度上，從商朝甲骨文研究，到清朝年間考古的突破性進展，文革期間文化和人民遭受的重創，直到當今中國令人目眩的飛速發展；空間跨度上，從北京到新疆到深圳到溫州到安陽到華盛頓，作者實地考證和詳細記錄了大量曆史及新聞事件——殷墟的考古現場、中國駐前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之後的反美遊行、911之後中國民間對美國遇難和恐怖活動的反應、四合院強拆、北京申奧、深圳關外的老板廠和“夜空不寂寞”節目以及暢銷書《我的生活與你無關》。其中對於深圳的篇幅，雖然比我生活在深圳的時間晚了好幾年，但是讀來仍舊非常親切，甚至因為這些記錄而感動莫名。
從人物來講，這本書的主線有幾條，一是作者探尋甲骨文專家陳夢家的往事，還有何偉以前在涪陵教過的兩個學生艾米莉和威廉各自在深圳和溫州的闖蕩，再有就是北京雅寶路從事外幣黑市交易的維吾爾族人波拉特在中國和美國的傳奇經曆。但是圍繞這幾個主要人物，作者將鏡頭拉遠，對他們生活其中的特定曆史年代和環境進行了深入的探究和思考，也采寫了相關的人物報道，比如趙蘿蕤、薑文、李學勤、周有光、胡曉梅、等等等等，敏感話題涉及疆獨、六四、法輪功、政治審查及迫害、台灣問題，不一而足。
如此龐雜的內容，難得作者以巧妙的結構將細節勾串起來，這要歸功於他的認真鑽研精神和深度剖析能力。他自己也覺得，他並不適合當一名記者，按照新聞報道的刻板要求記錄一些零散的事實。他其實更是一名嚴謹的學者，深刻的思想家，有時又是豪放不羈的詩人，跟小老百姓一起吃蒼蠅館子擺龍門陣的普通人。正因為如此，他才能夠以極為獨特的視角去觀察和書寫中國廣闊疆域的上下五千年。在書的最後，作者有一段總結性的文字，對於他通篇的架構尤其起到了點睛的作用。
在我開始進行調查的時候，我就知道要找出陳夢家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麽，現在為時已晚。他的故事隨著一場場過去的政治運動消失，而他屬於失落的一代：那些受過教育的精英分子在上個世紀的風雲變幻中苦苦掙紮。今天的中國是一個關於未來的故事，它的發展由新生的中產階級推動；實用主義取代了以前的理想主義。如今要緊的是新興的城鎮和大批的移民——像艾米莉和威廉﹒傑佛遜﹒福斯特這樣的年輕人，在這個日新月異的國家中尋找著自己的發展道路。作為一個記者，年輕也很有幫助。這份工作需要活力和自由；你必須跟得上每個人急匆匆的腳步。我是輕裝上路：沒有家庭，沒有永久的居所，沒有辦公室。我的辦事處就裝在袋子裏——一個圖章和一些簡單的執照。
但追查陳夢家的故事越久，在過去的回憶中搜尋越久，我就越欣賞那些幸存下來的人們。那一代人一直在流浪——他們要逃離戰爭、饑荒和政治，他們嚐試著調和西方思想和中國傳統。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失敗了，但他們並沒有喪失自己的尊嚴，而他們的一點理想主義火花則以某種方式幸存了下來。我在艾米莉和威利這樣的年輕人身上看到了這種理想主義，盡管身處這個實用主義壓倒一切的時代，他們仍然在乎正義和非正義之分。
而上一代人的人已經以某種方式獲得了自身的安定。無論如何，他們都得到了憩息，從他們身上感到了一種平靜。每次采訪完一位老人以後，我返回到日常的世界——一座座一夜之城，一個個爆炸性的新聞，都擁有了一種新的視野。所有這一切都會隨著時間消逝。
每位長者都有自己的方式來處理回憶。石教授在台灣耐心地工作，研究著他以前在安陽所做的考古記錄。王軍用馬尼拉紙做的文件袋收集一個老婦人的謊言；夢熊則加入了共產黨。李學勤攀登上了學術生涯的巔峰，但他並不曾讓驕傲衝昏了頭腦，以至於能毫無愧色地麵對年輕時寫下的對陳夢家的批評稿。而趙老先生——有時，當別人控訴他不尊重他的姐姐、也不尊重他已故的姐夫時，我就會想，也許四合院的拆毀是冥冥之中對他的某種報複。
但每個故事都有種種的見解，在北京，我也和陳夢家以前的一個學生王世民見了麵。趙老先生和上海博物館為陳夢家的明朝家具談判時，他曾充當兩者的中間人。王世民說，沒人有資格責怪趙老先生因為那批家具而接受了博物館的錢。“他有權這樣做。”王世民告訴我。“坦白說，其他人不應該為此說三道四。”我明白他的觀點：與其試圖找出誰做錯了什麽，不如去理解政治運動如何破壞了生活、友誼和家庭——這些要重要得多。我也理解趙老先生為什麽寧願打網球，而非沉浸在那些可怕的回憶裏。對於那一代人來說都是這樣——我從來沒見過一個幸存者有其他的反應。過去那些曆史性的事件令人難以想象，它們似乎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事情；而人們對此的反應完全是能讓人理解的。從過去中複原，盡管存在著各種方式，都是人的直覺而已。
但我特別敬重巫寧坤對此的平靜。他的回憶錄並不是暢銷書，但他理順了他的過去。對於任何作者而言，那就是寫作的根本動機，特別是對那些遭遇了不幸的人們。寫作可以模糊真相、困住在生的人，它可以具有破壞性，也可以具有創造性。但對意義的搜尋，則有了一種超越一切瑕疵的尊嚴。
在我們的談話中，老人提到，他對他的人生沒有遺憾。“如果他們沒有搞文化大革命和反右運動，我可能會成為一個更出色的學者。”他說：“我可能會寫出幾本關於英國文學或美國文學的書。但那又如何呢？這些書已經很多了。《一滴淚》這種回憶錄也許更重要呢。”
不過除了這些，要讓我來進一步評論一下這本書，實在覺得力不從心。本書翻譯在譯後記當中的一段對中國三部曲的小結，我很有共鳴，不如摘抄在此：
三部曲中，最晚推出的Country Driving是作者花7年時間遊曆中國寫成的，感覺上此書更像一個中國調查項目，更有完整性，內容和文字都已爐火純青。我翻譯的第二部Oracle Bones由於是合集，內容則保羅萬象，涉及層麵最廣：從南下打工者，到被人忽略的維吾爾族知識分子，再到甲骨文、漢語、漢文明的追蹤……每一個係列報道，都從普通人的故事入手，見證社會及文化的變遷。River Town是第一部，卻也是我感情上最喜歡的一部，它講述的是作者初來中國，作為四川涪陵當地僅有的兩名外國人，在那兒教書兩年遇到的種種故事。何偉在中國，作為作者來說，他既是一個有距離的“觀察者”，也是一個身不由己的“參與者”。
在River Town這本書裏，由於初來乍到，文化上的巨大落差使“參與者”的感覺非常強烈，你能從字裏行間觸摸到作者的思緒，似乎那個表麵嚴肅、實則敏感、善良的年輕人，就懷揣著夢想，略有些害羞地站在你麵前。到了後兩部書，隨著何偉越來越適應中國的生活，也越來越清晰寫作的方向，“觀察者”的身份日益凸顯，作者本人也隱身在文字背後，隻偶爾發出幾句很有節製的評論。但這其實是符合新聞紀實作品的要求的。隻是我本人更偏愛文學性的文字，我倒是很期待未來何偉會寫一部關於中國的虛構小說，以他的文筆和文字布局，相信會有驚喜。
總之還是建議有興趣的讀者自己去讀這一本書，相信每一個人都能夠從它豐富的涵蓋裏邊找到讓自己心動和感慨的曆史瞬間。而至於我呢，現在就去繼續讀中國三部曲的第三部——《尋路中國》。
讀後感的最後，我想寫幾句題外話，就是讀了翻譯的譯後記之感想。跟這位翻譯一樣，對於文字，我總存著敬畏之心。在我看來，語言是一把鋒利的雙刃劍：一方麵，它能為我們描繪出最為美麗動人的圖景；另一方麵，它又可以殺人於無形。《甲骨文》一書當中寫到的中國古代文字源起以及近現代的文字改革，隻是對曆史進行了一定的複原。而其背後的悲歡離合，無不在文字的背景下愈發顯得厚重深沉。看到這位翻譯發表自己翻譯的感想，心內生出感激之情。感謝在世界上默默守候文字之聖潔的人們，從古至今，讓這個星球上麵一切的悲情與變遷，都能夠在文字無際的柔光中得到安慰。
對於翻譯，我接觸的時間也隻不到三年；在這裏說翻譯理想，恐怕是癡人說夢而已。每當拿起譯筆，總是戰戰兢兢，不敢造次，隻時時提醒自己香港中文大學幾位恩師的言傳身教。記得榮休教授金聖華老師的第一堂課，在黑板上寫“moon”，叫我們十幾個同學輪流說這個詞中文可以怎麽譯。從爭先恐後到寂寂無言，從現代文到古文，我們用了20分鍾湊出50多個月亮的說法，總歸是江郎才盡無人發音了；金老師便拿出兩張紙，手寫的，淡淡地說：“遠不止。”然後開始給我們一一列舉（順便指出哪種文本、哪種情境可以用到哪類詞），我們央求老師講慢一些好做筆記，老師不理，隻淡淡地說：“關鍵不是筆記，而是你們平時在翻譯中要注重收集和積累。否則我今天叫你們譯月亮，明天叫你們譯《紅樓夢》裏那100多個不同的‘笑’，你要怎麽譯？”
翻譯《神曲》的黃國彬教授，滿頭鶴發，卻有童真的赤子之心，一日晴天，走入位於半山的教室便指向窗外：“今天天這麽藍，海這麽藍，真是太美太好！”歡喜之情溢於言表，遂拿出一首寫晴天的意大利詩，讓我們跟著他用意大利語念；我們都不懂意大利語，卻在他極富感染力的朗誦之下，也跟著念——這是我頭一回如此強烈地意識到詩的音韻之美。如此再念詩歌的英文和中文譯本，因為歡喜，就衝淡了平日學詩的艱澀之感。說起詩歌，不得不提當時在中文係的北島，他開設的是“詩歌創作課”，順帶也講翻譯，教材用的是他自己寫的《時間的玫瑰》，裏麵講述了12位國際詩人的故事，穿插詩歌的譯文（其中篇幅最長的一節介紹的就是今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Tomas Transtromer）。北島是沉靜到幾乎木訥的人，難怪芒克給他起名“北島”（意為北方一座沉默的孤島）。但許多次在課堂上，聽他用低沉的聲音緩緩朗讀那些曠世的詩歌，那些用很短的文字打磨而成的苦難和漂泊，會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淚。
還有高行健的英譯者方梓勳教授，總是把艱深的文學翻譯理論說得通俗易懂，說起譯事時爽朗一笑：“我最大的幸運，是我所翻譯的作品作者仍在生，我可以時時打電話去問高行健，這裏他到底是什麽意思。”而原來在哈佛大學教古文的童元方教授，有著驚人的記憶力，講評我們每個人的英譯中習作，不用看譯稿便能娓娓道來。但在我們譯作上的改動和點評，卻從不用紅筆，隻是用鉛筆在空白處留下娟秀字跡，她說她給出的隻是一種非絕對的建議，每個譯者都該有自己的想法，以後漸漸形成自己的風格。
在香港中文大學翻譯係的日子，我獲得了36屆香港青年文學獎散文組的亞軍及37屆小說組的優異獎（也參加了翻譯組，然而兩屆都名落孫山，可見我在翻譯世界裏仍是門外漢的級別）。評委們給我作品的點評意見，優點都提到了文字之美，其實這完全得歸功於翻譯係的文字訓練。上文所提到的老師，雖已在翻譯界有一定名聲，但自己下筆做翻譯的時候，仍是十二分的嚴謹細心，為一個詞日夜琢磨、推敲幾天是常有的事。而若說我能從他們身上學到了什麽皮毛，那就是一種對文字的愛，以及由愛而生的一種麵對文字的謙卑之心。
最後貼一段胡國賢先生譯的Tomas Transtromer（今年諾獎獲得者）的詩歌《軌道》的結尾：
英譯本原文：
The train is entirely motionless.
2 o'clock, strong moonlight, few stars.
胡的中文譯本：
火車全然不動。
二時：月極明，星稀。
我終其一生將要追求的，便是這樣的文字了。與各位譯者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