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讀到押沙龍一組老貼。寫史寫得這麽好看，沙老大不愧是沙老大啊。）
晉朝是一個等級分明的社會。中國從來都有等級製，但自從秦始皇之後，還從沒有任何一個時代象魏晉南北朝那樣，等級製能如此僵硬，如此鮮明。說起來，晉朝的等級製劃分很明確：士族和庶族。兩者之間有難以逾越的鴻溝。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地位上士族都占據了絕對主導地位。東晉尤其是士族鼎盛的時代，士族牢牢把持了對國家的統治，這是中國曆史上寡頭製色彩最重的一個王朝。
一 皇帝的劁刀
在中國，最寶貴的東西不是財富，而是權力。任你再有錢，家裏有烏鴉飛不過的良田，官府一道公文，你就什麽都沒有了，說抄家就抄家，說批鬥就批鬥。不要說皇上了，連個芝麻大的縣官，隨便見個京官都要脅肩諂笑的角色，都能被稱為“滅門縣令”，顧眄生威，鄉下財主見了他就忍不住倒氣兒。政治權力在中國是頭等寶貴的資源，士族要想控製國家，自然不能以土老財自居，而要極力壟斷這個資源，不容他人染指。
士族把各種“優美差使”都變成了自己這個寡頭階層獨享的禁臠。朝廷的高官顯職，被他們盡數掃入囊中。他們形成了一種世襲製度，子子孫孫地占據顯要。嚴格的世襲製是兒子接替父親的職位，一些古代帝國的封疆大吏就是這麽幹的。中國的春秋時代也是這種嚴格的世襲製。晉代還做不到如此徹底的貴族世襲體製。他們搞的是次等的世襲。80年代初中國就搞過類似的製度，父親退休了，就可以把編製當作遺產留給兒子。晉代的士族的福氣比後來的工人更好，他們不用退休兒子就可以有編製。職位固然不能世襲，但兒孫卻可以順利進入高層這個小圈子。在晉代，一代代的人衰老死去，高層的官員始終出身於這個世代相傳的小圈子。
世襲傾向對皇權是個打擊。晉朝的皇權衰微，和這種世襲傾向有莫大的關係。如果我們把考察曆史的視野放寬，就會發現，皇帝對這種世襲傾向確實深惡痛絕，打擊它們的手段五花八門，有時甚至象荒誕劇裏的情節。
中國五代十國時期，在現在的廣東有過一個很奇特的政權，叫南漢。它的開國之主叫劉岩。這位前廣州刺史，現南漢皇帝劉岩，端的有一個狗娘養的脾氣。他最喜歡用酷刑殺人，殺人的時候還一定要親自前往觀摩。看見受刑人痛苦掙紮，他就嘴裏叨叨咕咕，興奮異常。一邊看，一邊直流口水。這隻說明大皇帝心理變態，倒也還不算太奇。奇的倒是他推行的一項基本國策：想重用的大臣，一律先閹掉。按照南漢規定，考上進士的就要先閹割，再委任官職。此外，沒考過進士，但被劉岩器重的官員，也都難逃一刀。南漢一個小小政權，居然養了兩萬多個太監，裏麵自然有不少飽學的純儒。為了推行這項基本國策，還給了不少專門閹人的技術員編製。南漢被滅的時候，光是被殺的閹割技術員就多達五百名。
這些人天天讀“明明德”，讀“仁義禮智根於心”，可讀到最後，連自己的根都留不住。但明知要被閹，也忍不住不去作官。古代讀書人的官癮，當真是入於骨髓，無藥可救。古代曾有一個笑話，說兄弟倆去參加科舉。哥哥中了，弟弟卻名落孫山。弟弟鬱悶地先回家了，嫂子聽說老公中了，歡喜無限。弟弟就造謠誣蔑，說：“你瞎高興啥？中了的，那話兒都要去了！”嫂子聽了以後，如遭青天霹靂，一下子蔫了。等哥哥興衝衝回來，卻看到老婆在哭，就問為什麽。老婆把聽來的告訴他，他哈哈大笑，聲稱當今聖明，哪裏會有南漢的弊政呢？當下脫了褲子，驗明正身，老婆才破涕為笑。哥哥就感慨說：“我這進士，還比不得那話兒值錢！”中國曆史上，就是把進士看的比男根更重的人太多，我想如果反過來的話，中國應該不是現在這個樣子。
這些官迷暫且不提，我們先考察一下劉岩的想法：他為什麽會推行這樣古怪的一個製度呢？有人說他是愛才若渴，希望能和俊傑之士朝夕相處，所以才閹了他們，方便他們到皇宮串門。這種說法我不能同意。還有一個說法比較接近情理，劉岩是恐怕這些官員有家庭拖累，容易產生私心雜念，不如一刀閹了，心地無私天地寬，正好全身心的報效朝廷。
放到曆史長河裏看，我們可以把劉岩的做法看成是對世襲製的一種極端反動。對於古代帝國來說，要象保持長期的集權體製，一個很重大問題就是如何對付官員的世襲傾向。如果官員可以搞世襲，那麽發展下去，官員們的官職就不是來自於皇上，也不是來自於上級，而是來自爹爹。他們承誰的情？承他們爹的情！他又憑什麽要聽上司的話，聽皇上的話呢？再者，官員一旦世襲化，考核任免都很難執行，最終的結果必然是權力的分散化。這些官員的利益和帝國政府的利益就會漸次脫節。
不僅帝國如此，大的社會組織都存在這樣的問題。中世紀教皇最痛恨的事情之一就是僧侶們偷偷娶妻生子。這種痛恨可不僅僅是處於宗教上的考慮，覺得屈服於肉欲是可恥的等等。這裏牽涉到一些實際利益上的考慮。羅素在《西方哲學史》裏如此解釋其中的原因“僧侶們一旦結婚之後，他們自然企圖將教會的財產傳給他們的子嗣。”這樣就必然出現一個世襲的僧侶階層。那麽教皇又如何保持無上權力呢？教皇當然可以規定僧侶的兒子不許接替聖職。但是“設若僧侶已經有了子嗣，他們總不難找到一些非法侵占部分教會田產的方法”。所以，教皇采用了和劉岩類似的做法，隻是沒有那麽極端。教皇強迫這些教士獨身，並和這些教士的肉欲做了長期不懈的鬥爭，並用宗教上的理由做鬥爭武器。當然，在劉岩看來，沒必要搞得那麽複雜，簡單地把他們閹了就行了。
世襲傾向和反世襲的鬥爭在曆史上是一個大問題，而且有過此消彼長的複雜曆史。正如在前麵所說的，南漢是割世襲尾巴的時代，而晉朝則是世襲傾向占據上風的時代。南漢反對世襲傾向的利器是一把劁刀，晉朝士族推動世襲傾向的利器則是九品中正製。
二 做官裏頭還有許多不平處
九品中正製是一種官員選拔製度，建立於曹魏時期。它就象老師給學生打分一樣，把候選人分為九品，不同品第的人有資格出任不同級別的官員。九品這個想法來源與班固的《古今人物表》。班固在該表裏把古今人物從上上到下下做了一個排列：
一、上上聖人類：像伏羲、神農、皇帝、唐堯、周公、孔子等。
二、上中仁人類：女蝸、比幹、孟子等。
三、上下智人類：鮑叔牙、百裏奚、子貢、範蠡等。
四、中上類：愚公、老子、伍子胥、勾踐、商鞅等。
五、中中類：齊桓公、扁鵲、孫子、呂不韋，荊軻等。
六、中下類：吳起、蘇秦、張儀、秦始皇等。
七、下上類：易牙、龐涓等。
八、下中類：夏桀、末喜、秦二世等
九、下下愚類：蚩尤、共工、後羿、商紂、妲己等。
對班固這個排列大家可能會有不同意見，比如我就不能理解怎麽愚公怎麽就排到孫子前麵了？但這個無關緊要。魏晉的九品中正製並沒有真正按女蝸的水平來考核二品。
這個製度規定，各州都設立大中正，各郡則設立小中正。這些中正官本身都是中央現任官員兼任的，地方官做中正的少之又少。這些官員一般原籍在哪裏，就擔任哪裏的中正官。中正官按照九個品第給候選人打分，將結果申報司徒，最後由中央按照品第高下任官。
大家可以想想這樣的製度會有導致什麽樣的結果。由官員給原籍人士打分，他會給一個不認不識的小蘿卜頭打高分麽？一邊是自己的親戚或者世交，一邊是小蘿卜頭，你會把高分打給誰呢？所以結果一定是小蘿卜頭被淘汰。小蘿卜頭不服氣？說不公平？可什麽是公平呢？這個評定又沒有標準，完全是自由心證。你說我打的不準？那你說說怎麽是準？問誰誰啞巴。
現在參加高考，要高度保密試題，要把考卷上的考生名字都封上，就是怕人作弊。有人說高考製度不合理，應該綜合考察素質，應該以人為本，可是在中國這個現實環境裏，你怎麽去公平的考核綜合素質呢？都知道高考製度有問題，但對作弊的恐懼遏製了改革的衝動。反觀九品中正製度，我們就能理解，這種恐懼不是沒有道理的。從理論上來說，九品中正製考察的就是綜合素質，比考試製度要人性化，但人性化的結果是它可以旗幟鮮明的作弊，結果導致了變相的世襲製度。
這樣的演變是合乎邏輯的。如果你做中正的時候不選拔士族大姓的後人，那麽，等你下台了，人家又憑什麽選你的兒子？給你兒子評個末入流，他就隻能在避馬瘟的官職上消磨一生了。所以，你當然會選拔大姓名門的後人，廣種薄收，以後也好有個結果。別人上台做了中正，自然也會依法炮製。這種花花轎子人抬人的做法，就有了一個正反饋的激勵機製。天長日久，按照門第品評登記就成了牢不可破的“習慣法”，不這麽幹的人就似乎嚴重違反了天理人倫，在官場上就混不下去。
這樣的製度剛剛運轉的時候，還會打出招牌說“要考核德才兼備的幹部”，但是隨著時間的演變，連這個幌子都沒了，直接按照門第打分，最終造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麵。更重要的是，這個做法最終突破了潛規則的範疇，成為正式的人事製度。從皇帝到寒族，都承認它的合法性，沒人認為這是舞弊。舞弊舞到不是弊，就是舞弊舞到了化境。一個貴族化的寡頭統治，也就在這種化境中脫胎而出。
中正九品製說是九品，其實是八品。因為第一品被認為實在是太高級了，隻有孔子這樣的聖人才配得上。所以第一品被虛位以待，品評從第二品起。而且也隻有第二品值錢，被稱為“灼然”，“上品”，被士族子弟壟斷。二品以下直到九品的都是“下品”，“寒素”。門第製度成型以後，士族就被稱為“高門”，高門裏麵出的自然都是高人。庶族被稱為“役門”，意思是他們都是些隻配給高人服役的下等人。
中正九品考核的據說是“人品”，當官講究的是“官品”，比如太守是五品官，縣令是六品或者七品官。“人品”和“官品”之間有直接的關係。“人品”二品的士人，不到二十歲就可以出來當官，而且這些人仕途順暢，都能幹到五品以上的官員。而“人品”二品以下的，一般三十左右才能出來當官。擔任官職也都基本是六品以下。五品官成了一個鴻溝，把士族和寒族劃分開來。寒族出身的縣令，哪怕象焦裕祿一樣在職位上幹的吐血，也是沒多大指望給提拔成太守的。
出身不一樣的官員，在仕途上處境大不一樣。明清時際，實行科舉製度，考出來的官叫進士官，考不中花錢捐的官叫“科貢官”。這兩種官，待遇大大不一樣，科貢官見了進士官處處低一頭。《警世通言》裏一個老秀才鮮於同就誓死不做科貢官，一定要考。他的理由是：“做官裏頭還有多少不平處，進士官就是個銅打鐵鑄的，撤漫做去，投人敢說他不字。科貢官，兢兢業業，捧了卵子過橋，上司還要尋趁他。比及按院複命，參論的但是進士官，憑你極貪極酷，公道看來，拿問也還透頭，說到結未，生怕斷絕了貪酷種子，道：‘此一臣者，官箴雖砧，但或念初任，或念年青，尚可望其自新，策其末路，姑照浮躁或不及例降調。不勾幾年工夫，依舊做起。倘抖得些銀子央要道挽回，不過對調個地方，全然沒事。科貢的官一分不是，就當做十分。晦氣遇著別人有勢有力，沒處下手，隨你清廉賢宰，少不得借重他替進士頂缸。有這許多不平處，所以不中進士，再做不得官。”
晉朝役門出身的官員就有科貢官的苦惱，“捧了卵子過橋，上司還要尋趁他。”按照《通典》作者杜佑的說法：“衣冠士族和寒門百姓之間好有一比，就像大樹和雜草一樣。如果殺了一個士族，就算不冤枉，那也好比砍掉了一株秀美的樹木，看了讓人打心眼裏難過。要是殺一個庶族，就算是殺錯了，又能算得了什麽事呢？就好比砍掉了一根雜草罷了。大家看了庶族被怨殺，就算不喜笑顏開，也不會為他們悲歎的。這樣不殺士族隻殺庶族，不是很好麽？”捧著卵子過橋的人，看來也並不安全，很可能成為替大樹頂崗的雜草，被領導誅殺。
不過“役門”並不是最糟糕的。能被中正官品一品的人還算是有福氣的。更多的平頭百姓是沒資格被“品”的，這些雜草就被稱為“吏門”。他們如果想報效朝廷，唯一的出路就是當小吏。那時的小吏地位和被“品”人士相比，也是隔如霄壤。官員們上廁所，還可以指派小吏在茅廁裏給他們舉蠟燭。現在即使比較喪心病狂的領導，也很難提出讓手下在茅房裏給他們打手電筒的要求。這當然說明時代進步了。
高門、役門、吏門就構成了吏民的三個層次。作為高門的士族，壟斷了高級官職，控製了政治局麵。
三 看我安貧樂道
政治特權自然能帶來經濟上的好處。這些士族大多擁有龐大的產業。魏晉時代，貿易相對落後，很少有商人能夠累積大量財富的。司馬遷在《貨殖列傳》裏記載了許多古代富商巨賈，但在魏晉，這樣依靠貿易或者工業積累巨額財產的，相當稀少。當時財富的象征是土地、莊園和奴客。士族依仗特權世代積累，控製了社會的財富命脈。
這些士族的土地，都不按畝來論，一說都是多少多少頃，更過分的還有按裏來論的。家裏有多少多少裏地。比如江南豪族孔家在永興修建了一個莊園，周回三十裏，田地二百六十五頃。莊園內居然有二座山！還有果園九處。
謝靈運也曾撰寫過一篇《山居賦》，描寫自己的大田莊。他說自己的莊園披山帶水，裏麵簡直無所不有。莊園裏有各種草藥竹樹，植物非常齊全。他列舉了裏麵的十六種水草，其中沒有一種我認識的。動物也不少。他羅列了莊園出產的十六種魚類，其中大半我也不認識。而且奇的是裏麵還有各種山禽野獸。按照他的說法，他的莊園裏甚至還出產“熊羆豺虎”。但他的莊園並不是一個野生動植物樂園。裏麵更多的是農田果園。他在華麗的文章裏沒有用農田的頃數來煩擾讀者，但據他說，僅僅是果園，莊園裏就有5個之多，“北山二園，南山三苑”。這樣的莊園關起門，除了鹽，估計什麽都不缺。因為我沒有在文章裏發現有鹽井的記載。擁有這樣一個龐大的莊園，謝靈運卻謙虛地表示，自己自奉甚薄，安貧樂道，所以守著這個小產業，也能知足度日。他用自己的生活來訓誡讀者說：“生何待於多資，理取足於滿腹。”隻要少私寡欲，就是象自己這樣的儉樸的生活，也能過得很快樂。何必貪慕富貴呢？我不知道別人是否被謝靈運這等有天良的話所感動，幡然醒悟，以艱苦樸素為生命之本。反正我看了是更羨慕有錢人了。
從上麵我們能發現，這些士族豪強的莊園往往囊括山湖。東晉但凡有點效益的山川湖泊，幾乎盡數被士族豪強霸占。這些地方本來是無主之物，大家都可以去砍柴捕魚，可是忽然就變成這些士族的私產了。大家以後再去砍柴打漁，都得交稅給這些士族了。看上去似乎實在沒什麽道理，但讓那些士族自己說，他們也許會說出一套理論來，解釋說大鍋飯要不得，產權改革迫不容緩，把山川湖泊變成私產是為了更好的資源整合。可惜晉朝還沒有職業經濟學家，否則說的還可以更動聽些。
光有土地還是不夠的，還得有人幹活。晉朝士族莊園裏都有成百上千的依附者。這些人名號繁雜，有“奴”“客”“蔭戶”“部曲”等等。但不管叫什麽，他們都是豪強的依附者。他們不用向政府繳稅，也不用服徭役、服兵役，但是得向主人交租子服勞役。這些人交的租子往往非常重，有的甚至能占的全部收獲的七成以上。這些奴客不僅種地，有的還要替主人蓋房子，養花種樹，有的甚至還要跑碼頭做生意。這些人被免除了對政府的義務，卻多了對某個主人的義務。關於這些奴客的生活紀錄很少，我們已經很難推測出這些奴客的生活水平比自由農民來，到底是高些還是低些。我們也不知道，這些奴客有多少是自願投靠豪強的，又有多少是由於走投無路才出此下策的。
我們知道的是：這些人從政府的稅收網絡中消失了。這些依附者的數量極為巨大。有人認為：魏晉時代依附民數量和政府控製的編戶數量大致相當。還有人更加悲觀，認為政府最多能控製人口的1/3，剩下的都是豪強的依附者。按照道理來說，豪強是控製不了這麽多依附者的。各個級別的士族能有多少數量的免稅依附者，朝廷有明文規定。但問題是這個規定根本執行不下去。這些士族硬是占了這麽多不用繳稅的依附者。
政府裏頭都是這些士族豪強。他們當然不著急核查。但是有人著急，比如皇帝。對於皇帝來說，這些士族豪強好比是一群土匪，把屬於自己的東西楞是占為己有。皇帝當然可以下詔令，說大家從今以後，不許這麽幹了。但是怎麽把這個詔令推行下去，是個很大的問題。兩晉曆史上，確實頒布過不少這樣的詔令，有的時候也做過巨大的努力，但是卻沒能夠真正奏效。高級政治職務都被士族把持，皇帝要通過士族推行反士族的政策，其中的困難顯而易見。所以自始至終，政府都至多是半個帝國的政府。那迷失的另外半個帝國，就是那些豪門的莊園。
這是士族大姓的全麵勝利，但這個勝利中隱藏著一個巨大的弱點。如果我們那西方中世紀的貴族體製和晉朝士族統治做比較，就會發現這個弱點所在。西方的貴族把他們的力量建立在地方的基礎之上。他們的城堡、莊園是他們力量的源泉。是否在國王的宮廷上任職，對他們並不重要。他們對宮廷政治的依賴性相當弱。但是晉代的士族，則在朝廷壟斷高級職位，以此為他們世代冠冕的保障。西方的貴族背朝著國王，眼睛注視著自己的土地。而東方的士族則背對著自己的土地，眼睛注視著皇帝的宮廷。
西方的封建貴族成了盤踞在自己的土地上，殺不死的九頭鳥。而東方的士族沒有辦法把命運寄托在地方性權力之上。他們象皇帝的宮廷蜂擁而去。他們之所以能擁有廣闊的莊園，能控製帝國的山川湖泊，是因為他們在朝廷中的政治特權。這樣他們雖然能夠控製整個帝國，但卻是泥足的巨人。隨著時局的變化，皇帝可以慢慢控製圍攏在他身邊的士族，但西方的中世紀帝王卻無法控製分散在帝國的各個角落，擁有獨立權力的的貴族。
士族在勝利中醞釀著自己的失敗。
四 如何又是待客之道
士族既然按照門第和血統確定官位，就不得不在文化和婚姻上都保持了高度的排他性。
政治上士族和庶族，判若雲泥。在社會地位上，也是如此。士族子弟往往除了窮嚼蛆以外並無才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出身就混個高級幹部。如果他不做出一副神頭鬼臉的高級派頭，又如何能使寒族肅然起敬？如果他不強調出身的等級差別，又如何能在庶族麵前理直氣壯呢？如果他和寒族通婚，又如何能標榜自己的高貴血統呢？在此邏輯之下，兩晉南北朝成了中國階層隔閡之間最大的時代，雖然沒有發展到印度種姓製度的程度，但在後人看來，已是匪夷所思。
士族和庶族之間在交往時有嚴格的區分，其嚴酷程度，較之種族隔離不遑多讓。庶族如果不安分守己，妄自尊大要和士族平等交往，那會遭到嚴厲打擊。劉宋時有一個叫張敷的，出身於江南豪門。他和中書舍人秋當、周赳是同僚，在一個部門任職。秋當、周赳卻不幸是寒族。秋當邀周赳一起到張敷家作客。周糾本分，說：“恐怕人家不能給咱們好臉子看，不如別去了。” 秋當說：“咱們現在和他是同事了，怕些什麽？還怕他不跟客人一起坐坐嗎？”倆人就互相壯膽，到張家作客去了。張敷倒確實為他們設了倆個坐位，但怕他們靠髒了自己的牆，就把坐位安排的離牆有三四尺遠，讓他們靠不住。倆客人離牆遠遠地坐好了以後，張敷忽然召喚左右說：“把我的座位移得離他們倆遠點！” 秋當、周赳聽了以後，失魂落魄的告辭而去。
寒門、役門出身的人，在士族子弟看來，都屬於“小人”。東晉的劉惔和王濛都出身高門。一次他們倆結伴外出，到了中午也沒吃上飯。這時候有一個與他們認識的“小人”特意準備了酒席，菜肴非常豐盛。劉惔卻拒絕了。王濛的階級覺悟沒有他高，又熬不住餓，就對劉惔說：“聊以充饑嘛。為什麽要拒絕呢？” 劉惔大義凜然地說：“孔子曰：唯君子與小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我們不要跟小人打任何交道。”這些“小人”想巴解都巴解不上。《世說新語》把這個故事記載到“方正”一章裏。但我看不出劉惔方正在哪裏，能看得出的隻有鼻孔朝天的自驕自大。我們看古畫裏那些兩晉雅士寬袍大袖，神態散雅，但他們內心深處卻有著最齷齪最勢利最不可理喻的傲慢。他們貪婪的攫住利益不撒手，然後又用極度虛偽極度做作的姿態，來掩蓋一個事實，那就是他們霸占了原本不該屬於他們的東西。
他們把寒族役門當作人渣看待尚且不足，即便在士族內部，他們也要劃分也有三六九等。這些士族子弟能找出一切可以找出的理由做驕傲的資本。前麵已經說過，那些早些渡江的百家士族，就成了貴族中的貴族，還特地修訂百家譜以做紀念。那些晚來的士族，就被打入另冊，見了他們就得矮三分。百家之中，也要按照父祖的地位再加甄別，發達早的家族就有資格對他人表示蔑視。
唐詩有雲：“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這裏說的王、謝就是晉朝士族的兩家魁首。但是就算是這倆家，也不是沒有級別差異。謝安和謝萬曾經路過吳郡，謝萬提出去王恬府上拜訪。謝安堅決不肯，說：“人家一定會跟你難堪的。”謝萬就一個人去了。王恬等謝萬剛落座，就忽然起身到後堂去了。謝萬看了倒很高興，覺得王恬一定是去安排家人好好款待他了。過了很久，赫然見到王恬蓬頭散發的出來了。原來這家夥跑到後麵洗頭去了。他也不陪客人坐，自己走到院子裏那兒曬頭發。神態傲慢，根本沒有要搭理謝萬的意思。謝萬隻好灰溜溜的回去了。王恬是王導的兒子，有人說他性格過於傲慢，才會如此。但究其實際，推動他如此行為乖張的，終究是門第的自豪感。王家顯赫在謝家之前，如今謝家的風頭雖然迎頭趕上，但王恬依舊認為自己比謝家人高貴多了，謝家人想在他麵前平起平坐，那還早的很呢。他的邏輯是：我的爹（王導）比你的爹牛，那我當然就比你牛。
謝家尚且如此，其他後起之秀待遇往往更加不堪。王家一個子弟王胡之在東山時，偶然貧乏。當地縣令陶範是晉初有名的大帥陶侃之子。陶侃曾擔任荊州刺史，手中握有重兵，是一個半軍閥性質的將軍。但是可惜他出身寒族，雖然軍興之際可以僥幸出人頭地，但還是被士族瞧不起。一個當兵的！陶範想討好這位王家人，一出手送了一船米給王胡之。王胡之不要。王胡之直接回答說：“我要是餓了，到謝家要米也就罷了。那輪的上這這陶的奴才送米！”他有權毫不掩飾地侮辱比他出身低下的任何人，他知道輿論還會表揚他的“方正”，他的“風骨”。這樣這樣的故事全部搜集起來的話，數量相當驚人。中國的婆羅門們確實用傲慢的火煆鑄了一個極其醜陋的等級社會。
士族統治的核心是建立在血統論上的等級製。他們的婚姻也被這種等級製操縱。士族與寒門役門之間的通婚，被認為是大逆不道的醜行。寒族之女嫁入高門，多少可為人所容忍。而士族婦女嫁給一個寒族男人，其醜惡程度比起人獸交合，已經相去無幾。社會交往中的禁忌在婚姻中受到更大的重視。士庶婚姻，都要在門第相當的家族間進行，否則就屬於“婚宦失類”，後果相當嚴重。
南朝時就有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有一個叫王源的官員把女兒嫁給了富陽的一個富戶滿璋之的兒子。王源出身名門，父祖也都是有名的士人，但是到了王源這一代，家產卻頗為不足。王源就把女兒嫁掉，得了一筆聘金，王源還拿這筆聘金的一部分娶了一個小妾。但是這個滿璋之也不是土財主。他自稱是魏晉舊族，而且自己也是一個中級官員。新郎官本人也是一個主薄。但是這一下還是惹了禍。大臣沈約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按理說，人家結婚娶媳婦不幹他事，但他還是仔細做了調查研究，很警惕地發現了其中的不正常現象。沈約考察了滿璋之的家譜，認為裏麵有偽造成分，滿璋之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士族，出身不高級。而王源卻是高門華胄，和滿家聯姻，實在是敗壞人倫天理。
沈約用優美的駢體文起草了處理意見：“王源自己降低身份門第，其行為玷汙了祖宗，侮辱了親族，性質惡劣至極。這種歪風邪氣不煞住的話，敗壞人倫的聯姻將比比皆是。對於王源的這種可恥行為，應該旗幟鮮明地予以重懲，把他開除出士族隊伍。這樣一來，那些已經幹了同樣的勾當的士人，將無比羞愧；那些正在策劃幹同樣勾當的士人，將懸崖勒馬。所以，我的處理意見是：把王源就地免職，終身不得再擔任領導幹部職務。”王源的下場就是這樣。
社會和婚姻的隔絕的結果使士族能夠成為一個排他性的小團體。他們在內部彼此聯姻，時間一長，大家都沾親帶故，成了一個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動他們中的任何一個，都有可能扯出一大堆人來抗議。他們的心態正如杜佑所言：“如果殺了一個士族，就算不冤枉，那也好比砍掉了一株秀美的樹木，看了讓人打心眼裏難過。要是殺一個庶族，就算是殺錯了，又能算得了什麽事呢？”有人說這些士族盡得唯美文化之風流雅趣，但我看到分明是一個貪婪的既得利益集團。
但是，這些士族也不能在的成功的巔峰永遠駐留。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們的利益象沙漏裏的沙一樣慢慢流出。
羅馬將軍出征凱旋歸來時，羅馬城會為他舉行巨大的凱旋儀式。將軍在人群的歡呼中進入羅馬城，這時他的身邊總有一個身穿白袍的侍從，在他耳邊不斷低語：“這一切不過是過往煙雲”。
沒有人在士族的耳邊說起這樣的話。
五 可能我是管馬的吧
這些士族雖然能把持住高級官職，但他們有一個先天的大缺陷，那就是他們不能幹活。這是很符合邏輯的一個結果：士族子弟養尊處優，不費吹灰之力就能撈個官當，長此以往，如何能有動力去好好幹工作？有處理事務的真實才幹的也不是沒有，但做為一個整體，士族官員是完全徹底的不稱職。
這些士族子弟熱中的是當名士，而不是當能員。他們習慣於拿個麈尾，搖頭擺腦的談論老莊玄學，而不是坐在辦公桌前閱讀統計數字。他們沒完沒了的窮嚼蛆，沒完沒了的灌酒，卻根本不去好好幹自己該幹的正經事。本來他們願意酗酒、窮嚼蛆，這也是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對社會並無大礙，但是這些貨色霸占了高級政府職位。將政府事務交托給這樣的人處理，怎麽能讓人放心呢？
比如晉朝的名士畢卓。他出身士族，在西晉混了個吏部的郎官幹。可是他唯一樂於投身的事業就是喝酒，因為喝酒耽誤公事那是常事。他一個鄰居釀了酒，他居然晚上跑去偷喝，喝得正高興，讓人家家丁抓了個現行。一繩子捆在那裏，到了天亮，一看居然是畢郎官，趕緊把他給放了。他公開宣布自己的人生理想是“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 這樣一個酒鬼怎能幹好公務？！可是仕途居然沒有因此受到影響，在東晉接著當幹部，還幹上了平南將軍溫嶠的秘書長。我無法想像這樣的一個立誌在酒船中拍浮一生的貨色能給上級提供什麽幫助。
許多士族名流本來並非庸才，許多士族文化家學淵源，文化水準相當高。但他們更適合混沙龍，搞藝術，而不是去議事廳開會。比如王徽之，是書聖王羲之之子，極為擅長書法和繪畫，天資卓異，絕非庸人所能及。但他就象大多數士族子弟一樣，可能適合做很多事情，可就是不適合做官。但他出身琅邪王家，按照特權當然能弄個官當。他就當了重臣車騎將軍桓衝的騎兵參軍，相當於騎兵參謀官。可他倒好，天天蓬頭亂發，不幹正事。就象現在大公司裏，所有員工都西裝領帶，可是某個部門經理自己倒天天穿個大花褲衩子，到班上胡混，還沒人敢管他。碰到這種情況，我們當然可以斷定，這樣的公司一定存在很重大的問題。晉朝各級部門就是這樣的公司。
王徽之胡混的實在是太出格了。一把手桓衝有一天故意問他：“你是管什麽的？”王徽之思考了一下，回答說：“不知道。不過有的時候看見有人在我麵前牽著馬走。可能我是管馬的吧？”桓衝脾氣很好，沒有罵他是頭豬，反而進一步追問：“你管多少匹馬？”王徽之說：“good question！不過我從來不打聽這個，怎麽知道有多少馬呢？”桓衝又問：“那最近死了多少匹馬你知道嗎？”王徽之覺得他的問題很愚蠢，說：“我連活馬都不知道有多少，怎麽知道死馬有多少呢？”碰到這樣瀆職的下屬，按理說應該革職拿辦才對，可是桓衝沒有勇氣僅僅因為瀆職就拿辦一個士族。他對王徽之好言相勸說：“你在單位時間很長，也是個老同誌了。你看能不能公事好好料理料理？”王徽之也不理他，估計是覺得他庸俗，自顧自地抬頭看天，忽然說道：“西山早晨的氣息，真是讓人爽啊！”這樣的一個狗官，居然能被容忍。憑的是什麽？還不是憑他是琅邪王家的人。寒族出身的官“捧了卵子過橋，上司還要尋趁他。”真是象王徽之這樣的混帳官，長官反倒不敢來尋趁了。王徽之居然還能升官，做到了黃門侍郎。
自古以來的文化人說起才子，都是萬分欽慕，要是才子做不了個大官，都說是官府沒眼。比如擅長填詞的柳永，皇帝認為他隻適合填詞，拒絕給他官做，後來就有文人抱怨說那個皇帝摧殘文化，仿佛栽培文化就是給文化人官做一樣。很多人酗酒成性，不務正業，也被一律附會為出自“無法實現理想抱負”“報國無門”而產生的苦悶心情，也許有人確實是這樣，但在我看來，更多“騷人”根本就不是報國無門才去喝酒，他們簡簡單單的就是個酒鬼而已。他們不務正業，也不是因為沒有條件讓他們施展才能，不過是因為他們遊手好閑慣了而已。晉朝官員中，才子比例很可能是整個中國曆史上最高的，但晉朝政治是何等光景？文化和政治本是社會中兩支彼此激蕩的力量，兩者的合流不過導致了變態的社會結構。
王源因為跟一個門第較低的人當了親家，就把官給丟了，還永不敘用，王徽之自顧到西山去爽，連手底下有多少馬都不知道，卻能提拔。那麽，大家何必去幹工作呢？事實上，士族確實以幹具體工作為恥。用柏楊的話來說，晉朝的“行政官員以不過問行政實務為榮，地方官員以不過問人民疾苦為榮，法官以不過問訴訟為榮，將領以不過問軍事為榮。”東晉的一個官員熊遠在奏章裏也描寫過當時的士族風氣：“當今的官場把處理公務當成庸俗，把恪守法律當成苛刻，把待人有禮當成諂諛，把遊手好閑當成高妙，把放蕩無行當成通達，把傲慢無禮當成風雅。”王徽之就是這樣一個高妙、通達、風雅，而不庸俗、苛刻、諂諛的官員，而他的那些馬死光了他都未必知道！
士族產生出這樣的風氣，在我們看來，實在是不可理喻。但是這樣的風氣有它背後的邏輯，我們把它簡單歸於一種莫名其妙的玄學風尚，是遠遠不夠的。試想，士族依靠門第得到官職，如果讓他們去認真處理公務，執行法律，那等於把他們和寒族官員放到同一考核標準上。這些寒族能在對他們大大不利的情況下博個功名，其平均政治才能必定在士族之上。一個沒有淘汰機製，一個有淘汰機製，運行下來必然會有這樣的結果。士族官員和他們在同一標準來考核的話，其愚蠢無能必定昭然若揭。所以一定要打造另一個標準，這樣才能徹底理直氣壯地稱自己為“秀木”，對方為“小人”。在這個標準下，寒族的無能是無能，他們的無能就變成了風雅。
另一方麵，既然隻有寒族才需要認真工作，時間長了，認真工作就和下賤有了某種隱隱然的聯係。這就好比隻有窮人才去幹體力活，所以很多中國人就留長指甲，表示自己不需要幹動手的活，是個上等人。
世說新語上紀錄了一個故事。有一次王濛、劉惔（這兩個人似乎很喜歡結伴）和一個叫支道林的和尚一起去拜訪驃騎將軍何充。何充正在那裏專心處理文書，見他們來了，沒理睬他們，接著看文書。王濛對何充說“我們今天拜訪你，希望你別埋頭於那些日常俗務，大家一起談談精微玄妙的話，豈不美哉？怎麽還費勁看這些文書呢？” 何充硬邦邦地回答說：“我不看這些文書，你們這些人怎麽能夠存活下來呢？” 晉朝之所以能夠運轉，士族之所以能夠存活，光是高妙、通達、風雅那是什麽用處也不頂的。一定要有閱讀文書、處理政務的人。
寒族就充當了這樣的腳色。士族發現了自己隻喜歡俸祿和特權，不喜歡文書之後，就把政府官職分成兩類：清官和濁官。士族們“望白署空,是稱清貴;恪勤匪懈,終滯鄙俗。”就是說，文書看都不看，就拿來簽署，這樣的工作就是清貴，需要勤勉謹慎的工作，則是留給下流胚們幹的。
籠而統之地說，“清官”們的工作大抵是坐辦公室，願來就來，願走就走。上班了也不用怎麽幹活，抄個手到各個辦公室串個門，聊個天，談談藝術，談談價值觀。下屬拿來了文件，他就在上頭胡亂簽個字，然後領的薪水奇高，還可以利用特權投機倒把，圈占土地。
很容易看出來，許多重要的工作沒法交給這些清官們處理，比如軍事。開始的時候，士族們還領兵作戰的能力，比如淝水之戰中晉軍的指揮官就是謝家子弟。士族之所以在東晉能獲得壓倒性的勝利，甚至淩駕於皇權之上，一個極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握有軍權。初期晉朝的軍隊確實多由士族出身的官員節製。但即便在當時，領軍作戰也被多被認為是粗鄙的事情。祖上出過軍事長官的家族，被人成為“將種”，此稱呼絕非褒義。晉朝的第一個皇帝司馬炎，有一個姓胡的妃妾，其父是有名的將軍。有一次，司馬炎和她玩投壺的遊戲，就是拿箭往一個壺裏麵投。這位妃子和他搶一根箭，把司馬炎的手指頭弄傷了。司馬炎很生氣，說：“你真是個將種！”這位妃子說：“有人的祖上北伐公孫淵，西抗諸葛亮（指司馬炎的爺爺司馬懿），他不是將種是什麽？”司馬炎當下就被說得很羞愧。司馬懿率軍征討四方，軍功顯赫，孫子卻為此而羞恥。
發展到後來，士族能帶兵打仗的是越來越少，軍事指揮權逐漸落入士伍出身的北府軍將領手中。士族和軍權的漸漸剝離，已經預示了士族衰敗的命運。但他們在此形勢之下，隻能更加努力鄙視“將種”，把自己的無能矯飾為一種高貴的姿態。那些軍官確實也為自己的汙濁而自卑。皇帝如果想對軍官施加恩寵，最好的辦法就是把他武職轉為“清官”，哪怕在品級上是降低了，該軍官也會感激不盡。
不僅軍職，其他重要的職位也慢慢滑出士族之手。比如侍禦史，擔負檢察重任，是格外要緊的職位，但是士族就嫌工作量太大，不夠清貴，任由它落入寒族之手。至於參讚機要的尚書郎之、中書舍人之類的職位，能參與中央政權樞紐的管理工作，這些職位也被寒族漸次占據。士族既想清閑，又想控製權力，這兩者之間必然有巨大矛盾。
士族握有最高權力，壟斷高級官職的時候，就把競爭機製從士族階層裏取消了。一個動物如果不需要奔跑捕食就可以得到充足食物，那麽它的捕食能力一定會越來越弱，比方現在你抓兔子的能力就比不上獵豹，爬樹的能力也比不上猩猩。這些士族不需要任何努力就能得到官職，他們的政治能力也就必然逐漸弱化，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南朝的顏之推對江南的士族做了如此評價：“他們對人情事務，完全不懂，做官不管事，管也確實管不了。隻會穿博衣大帶，用香料薰染衣服、臉上塗脂抹粉，出門坐車轎，走路還要人扶著。官員騎馬甚至會被人彈劾。建康縣官王複未曾騎過馬，見馬嘶鳴跳躍，大驚失色，對人道，這分明是老虎，你們怎麽能虧心說它是馬呢？碰上了動亂，這些雅致至極的士人肉柔骨脆，體瘦氣弱，路也走不得，涼也受不得，唯一能幹的就是穿著綺羅綢緞，懷揣金銀珠寶，在路邊等著餓死。”
從馬上征戰的司馬懿到不知道馬數的王徽之，再到指馬為虎的王複，是一個士族的衰落軌道。
士族子弟這種先天缺陷，給皇權複興鋪平了道路。他們把高級職位霸占了，卻又把實際工作留給了低級職位，這就等於給皇帝開了個後門，皇帝可以籍此培植屬於自己的力量。雖然皇帝沒有辦法把他們從政府裏清除掉，但是可以把這些懶胚架空。無所事事的“清官”雖然地位尊崇，待遇優渥，但他們離真正的權力核心越來越遠。晉朝是唯一一個士族極有崇高地位，又有實際權力的王朝。南朝的寒族就開始顛覆士族的統治。這些寒族的官職品級很低，但卻握有實際權力。這些士族對此也處於無力反抗的地位。“你想管？行啊。先把這些案卷都處理了！恩，也不多，一天看八個小時就夠了。”這些士族就會馬上傻眼。
光榮屬於希臘，偉大屬於羅馬。留給士族的最終隻有空洞的光榮。
六 走向衰落
士族在它的巔峰時期也沒有取得中世紀西方貴族的權力。他們沒能在地方上擁有行政和軍事的權力。不管他們在中央有多高的官職，不管他們在地方上有多大的莊園，他們終究沒有能夠掌握對地方的獨立行政權。這一點對他們是至關重要的。再高的俸祿，在高的官職也無法彌補這個損失。
他們確實可以霸占山川湖泊，但是那些地方隻是他們的私人產業。私人的財產權在中國並不特別值錢。西方的封建主可以指著土地說，那是我的！可是中國的士族卻並不能真正做到這一點。那些土地在屬於他們的同時，也是屬於整個帝國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個遠古的咒符並沒有真正消失。西方貴族的土地所有權有法律、習俗和意識形態的強有力支撐，而在中國，它卻是可疑的、變動的、無法預測的。
他們也可以控製眾多的依附者。但帝國從來沒有正式放棄對這些依附者的管轄權。士族豪強對這些依附者的占有從來都是不合法的。中央政府經常核查人口，和士族爭奪這些依附者。俄國的領主曾對農奴說：“我屬於沙皇，你們屬於我，沙皇可以對我下達命令，但不能對你們下達命令”。這種人身控製的金字塔結構是封建體製的核心，而在晉代，士族還遠遠沒有能使這樣的金字塔完工。
士族沒有能夠把自己的力量真正地方化，沒有能夠把地方的行政權、軍事權象莊園一樣變成世襲所有。他們從地方上得不到的權利，由他們在中央政權中的官職與特權得到了一定的補償，但這種補償更使他們把自己的命運和建康，而不是自己的領地，牢牢捆綁在了一起。這些士族在最強盛的時期，也是聚集於建康。他們不能建立真西方那種封建貴族體製。
閱讀兩晉南北朝的曆史，會有一個強烈的感受，就是當時的政治局勢充滿了變數。不僅是個體的命運，就連集團勢力的消長，也都變幻不定。政治格局往往處於一種不穩定的平衡狀態中，帶有強烈的變動性。造成這種局麵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各貴族集團之間沒有確定的關係。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士族團體，仰或是軍人集團，他們彼此的權利並沒有確定的界分。在合法與不合法，應該和不應該之間存在大量的灰色地帶。士族似乎可以占有土地可以占有人口，但他們似乎也可以被剝奪這些土地人口。中央政府似乎可以可以調動軍隊，任免將領，但他們似乎也可以被拒絕。一切在變動之中。這種變動說明士族的勝利並非無可置疑。他們仍舊時刻要麵對挑戰。
更要命的是這些士族應對挑戰的能力越來越弱。士族利用九品中正製，壟斷了政府的高級官職。但是士族階層本身數量相當有限。當然士大夫多有姬妾，按理說幾代人下來，子孫數量應該頗為龐大才對。前些時候，有位牛津大學的遺傳學家考證說，由於多妻製的緣故，成吉思汗一個人的後代在全球就有千萬之巨。這些士族子孫即便沒有如此之多，但群策群力，數量亦當不少。當時很不幸，這些子孫裏大多必是庶出，他們在當時極受歧視，沒有資格頂門立戶。可入仕途的嫡子孫數量並不可觀。在很小的士族人口基數上推行九品中正製度，無疑等於在士族子弟中取消了競爭機製。取消的結果是配置出來王徽之、王複那樣的軍事白癡、政治弱智。這樣的一群紈絝子弟，沒有在地方上紮下根，沒有牢不可破的實力基礎，卻投身於變幻複雜的政治衝突之中。一群被優越環境寵壞的子弟，去和皇權與寒族的聯盟爭奪天下，結果如何不難逆測。
但是為什麽那些這些接管士族權力的寒族沒有成為新的士族？中國曆史上最常見的就是“打倒皇帝做皇帝”，“拆了宮殿，再修一個”。為什麽這種循環交替在士族問題上沒有出現？這需要用把這段曆史放至更大的曆史背景上加以考察。
漢朝是一個集權化的大帝國，隨後的魏晉南北朝卻帶有明顯貴族化色彩。中國曆史在此有過短暫的猶疑，在集權化和貴族化兩條道路間難以取舍。但很快，中國又走向了一個中央集權的帝國。此後集權傾向不斷加劇，到了明清，就已經到了古代帝國集權的極至。反觀西方，羅馬帝國崩潰之後，貴族化的封建體製綿延千年之久，給西方曆史打上了深深烙印。
產生這種不同結果的最重要原因是帝國官僚管理能力的差異。
在一個分權的、貴族化的國家，出現一個強者並不困難。這個強者也有可能在軍事上壓倒其他所有的貴族。但是問題在於：這個強者如何建立一個集權帝國？隻在軍事上打倒敵人是遠遠不夠的。他必須要在全國範圍內建立集權的行政管理，隻有這樣，他的優勢才能鞏固下來，帝國的權力也才能真正集中起來。而沒有官僚組織，他不可能建立真正的行政管理。
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一個軍事強人建立了一個帝國，他又該如何管理這個帝國呢？如果他不能向各個地方派出足夠多的官吏，如果他不能考核控製這些官吏，那麽唯一的辦法就是把權力交托給某個地方貴族。他可以輪換這些貴族，他也可以打擊那些對他不忠的貴族，但是他掩蓋不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他沒辦法真正控製這些貴族。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貴族一定會積累屬於自己的力量，這種力量是對帝國的離心力。
而在中世紀，無論是查理曼大帝還是奧托大帝，他們都沒有能力組織一個官僚組織。當時有閱讀能力的人就少之又少，除了一些教士，幾乎所有人都是文盲。那麽，這些帝王又如何用公文來監控那些地方長官呢？他又如何得到各地的統計數據呢？他又如何選拔官吏去充任各個政府組織呢？他做不到，即便他有千軍萬馬他也做不到。可以想見，唯一的辦法就是把政府機構弄的非常簡單，維持在一個極低的水平上運轉。地方上，如果不出現叛亂暴動之類的大事，就會由地方長官全權處理，而地方長官的行政機構也同樣是簡單之極。這樣的中央政府，對地方又能實施多少的管理呢？對地方長官又能有多少的控製力呢？地方長官逐漸產生離心力就會象一個自然現象一樣不可抗拒。
中國的文化水平、經濟水平、人員流動程度都大大超出了中世紀的西方。它有能力實施複雜的行政管理，它可以填充、供養精細龐大的的官僚機構。即便在在晉朝，要選拔大量能處理公文的、受過同樣意識形態熏陶的的官吏也並非難事。可以說，中國集權的能力已經存在，它不過是沒有得到條件來施展而已。而在中世紀的西方，這種條件本身就不存在。為什麽奧托大帝沒能建立集權的神聖羅馬帝國，而趙匡胤卻能建立一個集權的宋帝國，原因就在於他們手中的資源迥然不同。
中國皇帝們要想釋放這種能力，所需要做的就是用官僚替代貴族。做到這一點最重要的手段就是科舉製度。隋唐時代開始推行科舉製度，而也正是在這個時代，貴族統治徹底終結、皇權變得至高無上。這個趨勢再也沒有改變。
科舉製度考試的內容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種製度用一種溫和的方式顛覆了世襲傾向。在考試中獲勝的人不是貴族，而是官僚。全國的士人，在同一個尺度上被選拔被考核，被納入一個共同的官僚體係。它對中國曆史的影響，是怎麽強調都不過分的。
這樣一個轉變是“好”還是“壞”？這個問題實在是很難回答。那些屍位素餐貪得無厭的士族就此消失，換來的是一個隨心所欲的帝王（想想那個流著口水看著別人被剝皮的劉岩），還有和士族同樣寡廉鮮恥同樣聚斂無度的千萬官吏。一個混亂殘酷的貴族時代就此消失，換來的是僵滯沉悶而且往往同樣殘暴的大一統帝國。
http://book.sina.com.cn/nzt/history/his/cgdwchao/index.shtml
現在的寫博客，至少在新浪在我們從前一起寫的人群中，顯然沒有當初那麽熱情高漲，不過也都淡定了許多，有沒有人看都變得沒從前那麽重要，安心寫自己的，感覺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