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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與「九二共識」(zt)

(2008-05-31 22:56:25) 下一個


香港文匯報邱震海/國共首次作為執政黨的峰會——「胡吳會」,五月二十八日下午在北京舉行。此次峰會不但確立了國共兩黨以及大陸與馬英九之間的互動基調和框架,而且也預示著未來的兩岸關係有可能出現較以前所有時間都更為積極、大膽的探索,假以時日可能取得有利於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實質性突破。兩岸三地的人們都應該站在中華民族曆史和整體利益的高度,為這一良性互動增添助力而非阻力,同時摒棄所有的保守、傳統思維和立場。

 吳伯雄此次訪問大陸,既以國民黨主席的身份,同時也得到馬英九的背書。同時,吳伯雄此行也肩負著一些商談諸如周末包機和陸客赴台等具體議題的責任。

 「胡吳會」上有幾個值得注意的動向,一定程度上意味著可能對兩岸關係的發展具有指向性意義:一、不談政府頭銜、不談一中各表,也不談和平統一,雙方共同以中華民族、和平發展、人民福祉把兩岸串連在一起。二、關於台灣同胞參與國際活動的問題,胡錦濤表示,大陸了解台灣同胞在這個問題上的感受;「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中已經明確,促進恢複兩岸協商後,討論台灣民眾關心的參與國際活動的問題,包括優先討論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活動的問題。胡錦濤表示:「我相信,雙方共同努力,創造條件,通過兩岸進行協商,這些問題會找到解決辦法。」

「一中」概念初衷:拘泥於政治實體

 如果說,吳伯雄此行得到馬英九的背書,因而可以被認可為胡錦濤與馬英九首度通過國共作為執政黨的平台進行溝通,亦即兩岸最高領導人的首度實質性溝通,那麽「胡吳會」上顯示的上述兩個動向,則在相當程度上回應了馬英九「五二零」就職演說中關於「兩岸人們同屬中華民族」的說法;與過去的「九二共識」相比,「兩岸同屬中華民族」似乎正在成為兩岸最高領導人互動的最大公約數。

 馬英九當選後,筆者曾連續發表評論指出,無論在「一中」原則,還是在未來兩岸的其他互動方麵,馬英九和北京都需要更多的靈活性和創造性思維,才能達成雙方的逐漸接近;不然,若雙方均拘泥於各自的傳統思維模式,對兩岸未來良性互動將於事無補,長此以往反而會加深誤解,錯失機遇。兩岸互動中的某些概念(如「九二共識」)本來是模糊的產物,未來在逐漸清晰的同時,仍應保持一定的模糊色彩。就一中概念而言,過去十五年來,大陸的「一中」概念較之1992年時已有微妙改變,亦即已不再堅持「一中」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是拓展到「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換言之,今天大陸的「一中」更接近於擁有共同主權的文化中國概念。相比之下,馬英九原先堅持的「一中就是中華民國」,反倒顯得更為保守和落伍。

再討論「九二共識」內涵意義不大

  顯然,今天再討論「九二共識」的內涵,抑或再爭論「一中」與「各表」之間的關係,已經意義不大,甚至會使兩岸關係誤入歧途。1992年時兩岸拘泥於政治實體定位,企圖以各自的政治實體來覆蓋對方的時空背景已經結束。經過十多年李登輝和陳水扁時代的風風雨雨,兩岸關係的深刻教訓之一就是,若一味拘泥於政治實體概念,反而可能誘發極端台獨。台灣的馬英九時代開始後,一方麵馬英九在認可中華民國的基礎上強調台灣主體性,這將使「九二共識」中的「一中」和「各表」充滿新的爭議空間;另一方麵,就北京立場而言,如上所述,所謂的「一中」定義也已發生演變。因此,若以「九二共識」為新的互動基礎,如筆者之前所分析,無論是拘泥於九二年的概念,還是突然放寬到全新的概念,都可能使北京在馬英九的探索、互動中處於進退失據狀態。
 從這個意義上說,以文化概念的「中華民族」來替代政治概念的「一中」模糊定義,已是適當時機。過去八年陳水扁時代,北京希望陳水扁透過承認「一中」來做出的承諾,無非也就是承認自己是中華民族一員;隻不過由於當時的時空背景和陳水扁的立場,這一希望無法成為現實。
 現在馬英九主動表示「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以世界之大,中華民族智慧之高,台灣和大陸一定可以找到一條和平共榮之道」,與北京業已放寬了的「一中」概念正好找到吻合契機。這一提法既巧妙避開兩岸政治實體之爭,又拓展了兩岸站在民族利益高度的新的互動空間。從北京國台辦主任陳雲林事後的表態來看,陳雲林表示希望兩岸同胞以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為重」,顯然已對此有所回應。

以「中華民族」共識主導兩岸政治框架確立

 以「兩岸同屬中華民族」替代模糊的「一中」作為未來兩岸互動的基礎,顯然還會遇到國家主權的問題;而這一問題不但將直接涉及將展開商議的台灣國際空間,甚至還涉及兩岸良性互動能否長期延續的問題。必須看到,「中華民族」隻是文化認同,顯示的是兩岸的同胞認同和政治互動誠意。但對兩岸來說,要想在未來延續長期良性互動,依然繞不開政治框架的確立;而對北京來說,雖然有誠意幫助台灣獲得適度國際空間,但若沒有合理的政治框架為保證,則一旦馬英九時代結束,「兩岸同屬中華民族」的共識不再,則北京今天幫助台灣獲得國際空間,不啻成為幫助台灣邁出隱性台獨的關鍵一步。這一擔憂合情合理,台灣方麵也應充分顧及。
 兩年前,筆者曾提出兩岸確立政治框架的三個階段時間表,其中第二階段就是從2008年台灣領導人選舉結束到2012年或2016年,兩岸必須就兩岸政治框架互相定位,尋求具有建設性的解決之道,其中包括中華民國定位問題、「一中」原則與雙方政治實體之間的關係等;隻有這樣,在2012年或2016年之後,兩岸方可有未來持續的和平、穩定和良性互動。現在看來,確立「中華民族」為兩岸互動的基礎後,兩岸在完成馬英九時代開始幾年的事務性互動後,就應進入政治框架的磋商,然後才能談得上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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