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偉星：誰是香港特首選舉最大輸家？

胡偉星指出，此次特首選舉最大的輸家是唐英年背後的既得利益集團，他所代表的大商業利益集團、大資本家。（中評社記者攝）

　　中評社香港4月3日電／香港大學政治學係副教授胡偉星日前在中評社舉辦的《香港新特首：挑戰與應對之策》思想者論壇上指出，此次特首選舉，梁振英是贏家，他代表了變革，“穩中求變”，所以是香港社會之福，整個香港社會是最大贏家。最大的輸家是唐英年背後的既得利益集團，他所代表的大商業利益集團、大資本家，他們同港英時代某些高官在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上結合所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這次輸了，輸得很慘。

　　胡偉星還指出，建製派裏兩個不同的派別矛盾的公開化並不是壞事，這是早晚的事。中央政府為了香港局勢的穩定，在最大程度上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掩蓋了他們之間的矛盾，中央還不時要安撫籠絡大商業利益集團。這次選舉矛盾公開化了，徹底鬧翻了，挑明了不可能站在同一條戰線上。這對麵向2017年普選過渡是件好事，使我們認清了今後各派政治力量的分化和重組，更好地準備2017年普選。

　　他呼籲下屆特首和政府，要想清楚利用、培養什麽樣的管治人才，才能代表大多數市民和草根大眾的訴求，不能同社會現實太脫節，否則香港的管治還會出問題，陷入更傷腦筋的境地。突破管治問題上的怪圈，政製設計上也要創新與突破。

　　香港第四任行政長官3月25日產生，中國評論通訊社與《中國評論》月刊在梁振英當選翌日，邀請多位香港專家學者，在中評社香港總部會議室舉辦《香港新特首：挑戰與應對之策》思想者論壇，對梁振英未來特首之路展開深入研討，為新特首未來施政建言獻策。

　　胡偉星在論壇上就以下三個問題，闡述了他的看法：第一，現在有一種說法講中央讓兩個建製派候選人競選是失算，對嗎？第二，這次選舉到底誰是真正的輸家和贏家？第三，有媒體說梁振英還沒上台就先跛腳了，對嗎？

　　第一個問題，現在很多人說中央讓兩個建製派候選人競選是失算，到最後還差點失控，這種說法有道理嗎？胡偉星認為，選舉中出現了惡性競爭，這麽多醜聞和扭曲當然不是中央最初預見的，但競選也達到了預想不到的結果，是未嚐不可的嚐試。當初為什麽要讓兩個建製派競選呢？我想主要考慮是為2017年暖身、預演、做準備。王光亞主任多次講到香港一直以來缺乏政治人才，缺乏有威信、有經驗的管治人才。政治人才要通過選舉培養和發掘。有競爭的選舉可以鍛煉和檢驗政治人才，否則政治人才不可能被發掘、不可能冒尖、不可能得到鍛煉培養。所以，這次讓兩個建製派候選人競爭，在這一點上達到了目的。

　　他說，政治人才的民望也隻有通過競爭選舉才能獲得，“欽點”不可能帶來高民望。通過競爭可以強化民望，提高認受性。這次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意選擇了梁，而不是唐，從各種民調上看，梁都一直高於唐，有時甚至遠拋離另外兩個對手。本來如果兩個人能夠良性競爭，進行“君子之爭”，集中在政綱上的辯論，而不是去用負麵新聞攻擊對方，那麽泛民候選人撈不到什麽好處，隻能被邊緣化。泛民沒有提出像樣的政綱，也沒有管治的經驗，隻能做陪跑，到2017年也不見得有機會。但這次競選走到了另外一個極端，出現了互爆醜聞、抹黑，在台灣選舉中用的烏賊戰術都出現了，這是很不幸的。這些選舉政治中的劣質化的東西會不會在2017年也出現，成為今後香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很值得我們去總結和反思。

　　第二個問題，這次選舉誰贏誰輸？在胡偉星看來，梁振英是選舉的贏家，他代表了變革，“穩中求變”，所以是香港社會之福，整個香港社會是最大贏家。至於誰是最大輸家有很多說法，有人說泛民是輸家，也有人說北京是最大輸家。我覺得，最大的輸家還是唐英年背後的既得利益集團，他所代表的大商業利益集團、大資本家，他們同港英時代某些高官在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上結合所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這次輸了，輸得很慘。

　　“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建製派的分裂也不見得是壞事。”他表示，建製派實際上是由兩大成分組成的，一是傳統左派，他們是向下的，代表草根階級，代表中下層人士，像工聯會、民建聯這樣的組織；另一派就是商業精英，包括大資本家、大商業利益集團，這些人在港英時代就能玩得轉，獲得很多利益，回歸後因為中央要穩定香港經濟，平穩過渡，他們同樣也獲得了很大的既得利益。剛剛馬先生講的香港四個深層次的矛盾我非常同意，這些問題在某些程度上也反映在建製派陣營裏，反映了代表草根向下的傳統左派和大商業利益集團的矛盾。大資本家怎麽能夠跟工聯會打成一片呢？不可能的，利益差別太大了。所以，建製派裏這兩個不同的派別矛盾的公開化並不是壞事，這是早晚的事。中央政府為了香港局勢的穩定，在最大程度上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掩蓋了他們之間的矛盾，中央還不時要安撫籠絡大商業利益集團。這次選舉矛盾公開化了，徹底鬧翻了，挑明了不可能站在同一條戰線上。這對麵向2017年普選過渡是件好事，使我們認清了今後各派政治力量的分化和重組，更好地準備2017年普選。

　　胡偉星說，可以預見，2017年競爭會更加激烈，由於是全民參與，為了爭取最多的選票，政黨必然會出現很多民粹化的訴求，比如說如何解決貧富懸殊、公共房屋、社會福利等問題都會提出來，不可能回避，到時怎麽能把建製派這兩個大的陣營捏在一起呢？他們能有共同的政綱嗎？我看幾乎不可能，畢竟利益不同。所以，中央要早有準備，早亮底牌比晚亮底牌要好。這次選舉就給了中央一個機會，在關鍵時候選擇支持了梁振英，他代表了建製派今後的方向，他能在2017年團結更大多數人，這些人是有選票的。全民普選中大財團大資本家能有多少選票，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選民？中央不能為了維護他們的利益而站在廣大市民的對立麵上。

　　所以說，這次選舉的輸家是唐英年背後的既得利益集團。支持唐的自由黨也輸了，自由黨所代表的工商利益階層麵臨著政治上重新定位的問題，他們不得不重新檢視2017普選時他們的定位，他們在立法會選舉時如何爭取選票。如果定位不清，他們會輸的更慘，連一個席位都沒有。這些商業精英和大商業利益集團，因為回歸前後的特殊情況，他們可以有影響力，他們政治上的影響力還會存在。但是有了普選之後，他們的政治影響力會日漸稀薄，所以他們一定要尋找新的政治平台，才能成為一個獨擋一麵的政黨，否則在功能組議席取消後就有可能泡沫化。2017年會有很多民生民主和民粹的議題，有普選就會有這些問題，他們如何應對，他們肯定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政治定位。

　　第三個問題，今天很多媒體報道講梁振英還沒有上台就跛腳了，是不是這樣呢？胡偉星認為，689票其實還不錯，得到61%選委的支持。但是梁的得票率比前兩屆要低，民望也比前兩位要低，再由於建製派的分裂，凝聚力也低了。這個“三低”是客觀現實，他上台肯定會遇到很大的挑戰。這次選舉由於建製派分裂，泛民的團結反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強。有兩個口號上重新凝聚了泛民的力量，一個是反小圈子選舉，一個是反西環介入，泛民力量的重新集結勢必對梁振英的執政帶來非常大的壓力。泛民已經籌劃4月1日和7月1日反梁遊行，會對梁振英執政帶來很大的壓力。所以，梁振英上台之後基本上沒有培訓學習的時間、沒有蜜月，馬上就要進入情況。他的口號是“穩中求變”，不會鋪開麵地大刀闊斧地改革。我建議他做幾件能立竿見影的實事，比如調整房屋政策、解決雙非問題等，提高自己的威望。在港人核心價值問題上，也要做一兩件事來表明自己的立場，這樣他才能夠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同。他畢竟來自草根，個人故事也蠻吸引人的，應當被大多數港人接受。最後一句話：前兩屆特首都是“開高走低”，馬英九也是“開高走低”。 但是，我總覺得“開低走高”比“開高走低”好，希望梁振英如此。

　　除了以上的分析，胡偉星還講了他對下屆特首和政府的期望。他指出，除了分配問題、貧富不均、公眾的質疑和不信任等問題，梁振英還需要重視香港的深層次矛盾。這裏麵主要還是社會利益分配不均的問題，牽涉到社會公正。這麽多年香港經濟一直在增長，但大多數人並沒有得到應有回報，特別是中下階層，這一點和台灣社會相似。中產階級也是一個問題，有利益訴求、向上流動、財富縮水的問題。這些都牽涉到特區政府的管治問題，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每況愈下，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他表示，在這個基礎上，再往深處挖背後的深層次矛盾，就是現在香港的既得利益集團同廣大市民利益差別和衝突越來越大，矛盾越來越激烈。剛回歸的時候還看不太出來，當時中央政府希望利用大財團和商業精英幫助香港進行平衡過度。在香港回歸前和初期，管治人才也多來自商業精英和港英時期的公務員，很少從下層草根中來。後來行政會議吸收了一些民建會和工聯會人士，但是這些人都沒有身居要津，直接參與管治，副局長以上管治人才還是從商業精英和既得利益集團中挑選。可想而知，他們的理念和心態和社會大眾的觀感形成很大的落差。這麽大的矛盾怎麽解決？中央政府一定要想清楚。既得利益集團在經濟利益上有收獲，政治權利上也兼得，很多人看不慣。廣大市民會覺得自己既沒有經濟利益，也沒有政治權利，還不能用選票去監督他們，所以很憤怒。這次選舉，市民的參與熱情大大提高了，還沒到2017普選呢，市民的參與程度就這麽高了，可以想像5年以後的情況。在這個問題上，中央傳統的泛統一戰線思維，一定要有些調整。要想清楚利用、培養什麽樣的管治人才，才能代表大多數市民和草根大眾的訴求，不能同社會現實太脫節，否則香港的管治還會出問題，陷入更傷腦筋的境地。突破管治問題上的怪圈，政製設計上也要創新與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