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印度毛派的崛起過程

印度共產黨第18屆代表大會現場懸掛毛澤東畫像。

　　據印度內政部的統計，印度全國發生的91%的暴力事件和89%的因暴力事件而導致的死亡都是由印共(毛主義) 引起的。自2004年以來，其已發動了6000餘起暴力事件，造成了至少2500人死亡。因其活動猖獗，目標直指國家政權，總理辛格稱其為印度國內安全的最大單一威脅。

　　紅色與血色

　　印共(毛)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67年。這年4月，印度西孟加拉邦納薩爾巴裏地區興起一股農民武裝運動，印度官方和媒體根據事發地點將這種農村武裝鬥爭的組織和派別統稱為納薩爾主義或納薩爾派，也有的將其稱為左派極端主義。1969年4月，納薩爾各派合並組建了印共(馬列)。然而，好景不長，這個政黨就陷入了分裂。在查魯．馬宗達總書記1972年去世後，這種分裂進一步加劇了。

　　進入新世紀後，麵對國內國際形勢的變化，由印共(馬列)分裂出來的幾個主要黨派均希望能重新合並，以帶領農民運動走出低穀。在這種背景下，2004年9月，印共(毛)正式成立，由賈納帕蒂出任總書記。

　　印共(毛)甫一成立，便顯露出淩厲的攻勢。其采取的第一個比較大的行動是在北方邦金道利縣進行的伏擊戰，共打死19名警察。之後，類似的襲擊活動就像滾雪球般越來越大，越來越頻繁。2005年11月，1000多名毛主義分子襲擊了比哈爾邦的傑哈納巴德監獄，釋放了大約350名毛主義囚犯，其中包括該黨領導人之一的A.卡努，並搶走了幾百條槍和大量彈藥。這一年印共(毛)共發動了1608起暴力事件，造成了566人死亡。2006年印共(毛)發動的暴力事件次數雖略有下降，為1509次，但造成的死亡人數卻上升了，為678人；2007年其發動的暴力事件又有所增加，為1 565起，造成了696人死亡。2008年印共(毛)進一步加大了襲擊力度。2月，毛主義分子襲擊了奧裏薩邦一座警察訓練學校兼軍火庫，打死了10名警察，搶走了一批武器彈藥；6月，警方特種部隊在渡江追剿毛主義分子時遭遇襲擊，有3 9名特種部隊官兵溺亡；7月，一輛滿載警察特種部隊人員的裝甲車觸雷爆炸，乘員24人悉數喪生，地雷係由毛主義分子埋設。

　　隨著襲擊活動的不斷增多，印共(毛)控製的地盤也迅速擴大。在2003年末，印度隻有9個邦 55個縣處於各個毛主義派別的影響之下，但到了 2004年，這一數字增加到13邦156縣。目前，印共(毛)已在28個邦中的16個邦擁有了自己的活動範圍，在600個地區中的165個地區有著比較大的影響，其活動範圍從印度與尼泊爾的交界處一直延伸到印度的西海岸，影響麵積達9.2萬平方公裏，處於其影響下的人口更是多達1.8億——也就是說印度每 6個人中就有1 個人生活在印共(毛)的“紅色旗幟”之下。

　　據估計，印共(毛)的武裝人員有2.5萬人，在村一級的外圍成員有5萬人，擁有的武器超過了2萬件，大多是步槍、衝鋒槍和火箭彈。

　　印共(毛)並非隻是一介草莽。它有著完整的指導武裝鬥爭的理論框架。2007年1月，其在秘密召開的全國第九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指導該黨今後工作的5個綱領性文件——《高舉馬列毛主義的光輝旗幟》、《黨綱》、《黨章》、《印度革命的戰略和策略》以及《關於當前國內外形勢的決議》。

　　在《黨章》中，印共(毛)決心以“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主義”作為其指導思想，堅持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在此基礎上，印共(毛)將自己的奮鬥目標劃分為3個階段：近期目標是建立一個緊湊的紅色革命區域，這個區域從尼泊爾邊界到比哈爾邦再到安得拉邦，同時尋求人民民主；中期目標是作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在印度繼續開展已在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以“間接統治、剝削和控製”為形式的新殖民主義；終極目標是通過長時間的武裝鬥爭奪取政權，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為何能“紅”

　　在短短4年多的時間裏，印共(毛)就從一個四分五裂的小角色迅速成長為印度政府的頭號威脅，這不能不讓人感到驚奇。究竟是什麽原因使其能在印度這麽一個大國裏撐起一片“紅天”的呢？

　　一是印度普遍存在的貧困。印度(毛)的支持者大都是貧困的民眾，特別是表列種姓和表列部落，這兩部分人占到了印度總人口的1/4，他們絕大部分生活在邊遠的農村地區。在印共(毛)影響比較大的比哈爾邦、奧裏薩邦、中央邦、北方邦和西孟加拉邦，表列種姓的人口占到了全國表列種姓總人口的 55.8%，占貧困表列種姓總人口的70%；表列部落的人口則占全國表列部落總人口的49%，占貧困表列部落總人口的63%。這5個邦都是印度最貧窮的邦，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為40%，而全國為28%。由於過於赤貧，民眾根本無法生存，為了填飽肚子，他們隻好投身於印共(毛)，從而為印共(毛)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後備大軍。

　　二是土地改革的不徹底。雖然印度在獨立後進行了一係列的土地改革，但是進行得很不徹底，留下了許多後遺症，其中之一就是仍然有大量的農民沒有土地或擁有的土地非常少。印度全國現在估計有1.7億人沒有土地，另有2.5億人擁有的土地不到1/5公頃。沒有了土地，農民也就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基礎，這是導致農民貧窮的一個重要根源，同時也為印共( 毛)開展活動提供了一個基礎條件。事實上，印共(毛)所控製的地區基本上都是農民人均耕地占有量比較少的邦。例如比哈爾邦是印度人均占有土地最少的邦，占土地持有者總數67%的小土地持有者僅占全邦可耕地的16%，而4.1%的地主卻霸占了全邦可耕地的25%，另外還有400萬以上的農民沒有土地。為了獲取土地或為了土地不被掠奪，農民經常舉行抗議活動。然而，這非但沒有引起政府的重視，反而經常遭到警察的棒打。農民對此甚為光火，在對政府逐漸失去了信心之後，越來越多的農民將目光投向了印共(毛)。

　　三是嚴重的種族歧視。印度的種姓製度是世界上等級結構最為森嚴的製度。這種製度將人劃分為三六九等，對各個種姓之間的往來和通婚進行了嚴格限製，低種姓的人不得與高種姓的人同飲同吃同住，每個種姓隻能從事祖輩遺傳下來的職業，輕易不得改變。這種製度不但嚴重阻礙了社會的進步，而且還使社會矛盾異常尖銳。印度開國總理尼赫魯曾對種姓製度批判說：“在今天的社會組織中，種姓製度及其相關的許多東西是完全不調和的、反動的、拘束的，並且是進步的障礙。在它的體製之內不可能有地位上和機會上的平等，也不可能有政治上的民主，更不可能有經濟上的民主。”雖然經過現代化的洗滌和印度政府的不懈努力，現在的種姓製度已與古代有所不同，各個種姓之間的限製不再那麽嚴格，但作為政治身份和社會地位的象征，種姓製度依然在印度盛行不衰。例如在安得拉邦，低種姓必須要為高種姓提供免費的勞動和服務，雖然這是憲法明文禁止的行為，但在這裏卻大行其道。低種姓民眾對此苦不堪言，但又無法輕易擺脫。萬般無奈之下，他們隻好向印共(毛)求助，因為印共(毛)堅決反對種姓製度，提倡人人平等。

　　四是政府警力不足。印共(毛)多以偏遠的深山密林為根據地，這些地區人煙稀少，政府鞭長難及。2007年12 月，印共(毛)成功偷襲了查蒂斯加邦的一座監獄，釋放了300名毛主義分子及其他囚犯，而當時堅守監獄的獄警僅有3人。這並非隻是個案，在印度許多地方都是如此。在印共(毛)的影響區域，政府設置的警察站大都境況不佳，不但人手不夠，整體缺員率高達35％，而且裝備也比較落後，許多警察甚至連自衛的槍支都沒有，一旦遇到襲擊，別說逮捕毛主義分子，就連自己的小命也難保。2004年印度共有100名警察死於印共(毛)之手，2005年為153人，2006年為157 人。除此之外，既有的警察整體素質也令人難以恭維。許多警察酗酒成癮，不重視業務能力的提高，有的連一些基本的常規操作都不會。據2005年的一份調查，在賈坎德邦的一個警察訓練中心，在接受例行訓練時，395個警察中竟有235個不會正確使用槍支。

　　五是印共(毛)采取的一些適當措施。針對貧困民眾關心的問題，印共(毛)適時提出了一些頗具吸引力的口號，如 “重新分配土地”、“推翻剝削階級”、“人人平等”、“反對壓迫”等。而針對自己力量還比較弱小的情況，印共(毛)則實施遊擊戰術，依靠深山老林反覆運用 “打了就跑”的作戰方法，且晝伏夜出，神出鬼沒，使裝備落後又不熟悉當地地形的警方根本無法準確掌握其行蹤。

　　苦無良方

　　對於印共(毛)，印度政府采取的是打談相結合的政策。

　　2004年6月，安得拉邦政府與印共(毛)組建前的一個分支——“人民戰爭集團”達成了停火協議，雙方同意進行和談。為此，邦政府接受了人民戰爭集團提出的一些停火條件，如停止清剿活動，收回對人民戰爭集團領導人的懸賞追捕，撤銷對人民戰爭集團及其6個外圍組織的禁令等。

　　2004年10月，安得拉邦政府與人民戰爭集團在海德拉巴舉行了第一次和談。會談前，人民戰爭集團宣布，該集團已並入印共(毛)，並以新組織的名義參加會談。然而，由於分歧過大，雖經過4天的艱苦談判，雙方最後還是沒能達成協議。政府指責印黨 (毛)要價太高根本無法滿足，並要求其放下武器。而印共(毛)則反指政府缺乏誠意，對貧苦民眾漠不關心，並拒絕繳械投降。

　　談判破裂後，印度有關各邦紛紛要求政府出台統一的政策，並向各邦派遣中央警察部隊，聯合各邦共同打擊印共(毛 )。在這種情況下，印度中央政府2005年8月宣布印共(毛)及其外圍組織為非法組織，凍結其資產，限製其活動。20 06年3月，印度內政部印發了題為《毛主義目前情況》的政策聲明，要求各邦不得與印共(毛)進行單獨談判。部長帕提爾在向議會作證時說：“毛主義分子最初使用的是斧頭和弓箭，後來使用手槍，然後他們開始使用AK-47衝鋒槍，現在他們使用手榴彈和地雷，當然還有火箭彈……麵對他們的進攻，我們決不能妥協，也不能與之進行談判，除非他們放下武器。”

　　然而，政府的這種政策卻招致了廣泛的批評。批評者指出，單靠武力並不能解決問題，應該從事情產生的根源上尋找出路，將工作重點放在對貧困民眾的關注和保護上，解決其生存及平等問題，這樣才能剝離民眾對印共(毛)的支持，使印共 (毛)成為無源之水，最後幹涸而亡。有鑒於此，2006年4月，總理辛格專門召開了有關印共(毛)的安全會議。在會上，他提出了“兩條腿走路”的對策。“ 一條腿”是強化警察力量，繼續武力打擊印共(毛)，同時創造一種寬鬆的招安環境，吸引更多的毛主義分子“棄暗投明”；“另一條腿”是設法減輕或消除民眾被剝奪被拋棄的心情，為此，將加大對農村的投入，確保各項農村建設和改革計劃的順利實施。

　　然而，“兩條腿走路”的實際落實情況並不理想。政府下撥給各邦的農村發展資金被各級官員層層貪汙或挪用，真正落到實處的少之又少(印度的腐敗現象十分嚴重，據統計，一名普通印度人平均每年支出的行賄金高達2.1萬盧比，約合人民幣3800元)。

　　招安的情況同樣不容樂觀，不僅“棄暗投明”的人數極少，而且許多人被招安後由於政府安置不善又重新投向了印共 (毛)。例如，在馬哈拉施特拉邦，自2005年以來，投誠的毛主義分子共有282名，但僅有18人得到了妥善安置，其他人要麽仍在苦苦等待，要麽又重操舊業。結果，印共(毛)的勢力範圍不僅沒有縮減，反而日益擴大。這讓印度政府頭痛不已。2007年12月20日，辛格總理在有關印共(毛)的安全會議上說：“我已講過，左派極端主義是印度國內安全的最大單一威脅，現在依然如此，他們沒有一天不發動襲擊。除非我們消除這個毒瘤，否則，我們不可能取得和平。 ”

　　然而，在打談均難奏效的情況下，要想取得和平，談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