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群經略說
3.6 論語
3.6.1
“論語”之名，最早見於《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餘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並次為篇，疑者闕焉。”
以上引文標點，依據中華書局標點本。竊以為如此標點致令“弟子問”三字與上下文氣相失，不若視“弟子問”為篇名，讀作“餘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並次為篇，疑者闕焉。”
中華書局標點本之所以不作如此讀，可能因為今本《論語》並無“弟子問”的篇章。檢閱今本《論語》，見諸《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之弟子名姓，大都不見記載。司馬遷既然鄭重其事地寫下“疑者闕焉”四個字，說明見諸《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的弟子名姓必然見諸司馬遷所見之《論語》。由此可見，司馬遷所見之《論語》必然不同於今本《論語》。換言之，從今本《論語》之無有《弟子問》，並不能推斷出司馬遷所見之《論語》必定也沒有《弟子問》。
《漢書·藝文誌》稱：“《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篹，故謂之《論語》。”宋邢昺《論語疏序》稱：“論者，綸也、輪也、理也、次也、撰也。此書可以經綸世務，故曰綸也；圓轉無窮，故曰輪也；蘊含萬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群賢集定，故曰撰也。”邢昺之說，牽強附會，遠不如《漢書》之說言之成理。不過，《論語》亦不乏孔子弟子言行的記載，征引有若與曾參之處尤多，並一律尊稱之為“有子”與“曾子”而不名。由此可見，《論語》之成書必經孔子再傳弟子之手，最終由曾子與有子門人編輯而成的可能性居高。
見諸《漢書·藝文誌》的《論語》及其注釋之作有如下數種：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
“《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
“《魯》二十篇。
“《傳》十九篇。
“《齊說》二十九篇。
“《魯夏侯說》二十一篇。
“《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
”《魯王駿說》二十篇。
“《燕傳說》三卷。
所謂“《論語》古”，指古文《論語》，亦稱《古論語》，簡稱《古論》。所謂“《齊》”，指《齊論語》，簡稱《齊論》。所謂“《魯》”，指《魯論語》，簡稱《魯論》。《齊論》與《魯論》，皆係今文《論語》，來曆不明，因齊、魯學派而得名。
如淳《漢書·藝文誌注》於“兩《子張》”下注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已下為篇，名曰《從政》。”注文“名曰《從政》”之說與正文“兩《子張》”之說相矛盾。可見如淳所見之版本，必經後人改動過，已非原貌。《齊論語》與《魯論語》之所以合《堯曰》與後《子張》為一篇，可能因兩篇皆殘缺、所剩無幾，遂合二為一。今本《論語·堯曰》不僅篇幅短小而且文氣割裂，當可視為有所殘缺的旁證。
《史記》稱出於孔子故宅之《尚書》為古文《尚書》，於《論語》則僅稱《論語》。由此推測，當司馬遷之時，《齊論語》與《魯論語》兩今文《論語》皆不曾出，僅《古論語》一種，故無須加“古文”二字以與今文《論語》相區別。倘若司馬遷據以寫成《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的《論語》，就是見諸《漢書·藝文誌》之《古論語》，則《古論語》與《齊論語》、《魯論語》之別，當不止於多出後《子張》篇。說見上文，此不複贅。由此可見，劉向編撰《別錄》時所見之《古論語》，當已有殘缺脫漏，非司馬遷所見之原貌。
《漢書·藝文誌》又稱：“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禦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據此，則張禹所傳之《論語》，當為《魯論語》。而《漢書·張禹傳》稱：“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讎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 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
王吉字陽。所謂“唯王陽名家”、“琅邪王陽”、“禹先事王陽”中之“王陽”，皆指王吉而言。王吉為《齊論語》之鼻祖，庸生為《齊論語》之傳人，張禹既然先後師從王陽與庸生，並無改師《魯論》學派之說，則張禹所傳之《論語》亦當為《齊論語》，《藝文誌》列張禹於《魯論語》學派，恐誤。
《漢書·藝文誌》之後，敘述《論語》源流最詳細者莫若陸德明之《經典釋文·序錄》。《經典釋文·序錄》曰：“漢興，傳者則有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子玄成、魯扶卿、太子少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並傳之，各自名家。《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別有《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宗畸、琅邪王卿、禦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並傳之，唯有王陽名家。《古論語》者，出自孔氏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孔安國為傳，後漢馬融亦注之。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而行於漢世。禹以《論》授成帝。後漢包鹹、周氏並為章句，列於學官。鄭玄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焉。魏吏部尚書何晏集孔安國、包鹹、周氏、馬融、鄭玄、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並下己意，為《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於世，今以為主。”
不難看出，除去承襲《漢書·藝文誌》的記載之外，《經典釋文》對於《論語》在西漢的版本與流傳，還提出了下列新的說法：
第一，《古論語》有孔安國《傳》。
第二，傳《齊論》的除去王吉還有“琅邪王卿”。
第三，傳《魯論》者，除去夏侯勝之外，還有夏侯建。
第四，張禹原本師從夏侯建習《魯論》，然後改師王吉與庸生習《齊論》，最終綜合《魯論》與《齊魯》而自成一家之言，號“張侯論”。
然而，陸德明對於這四點新說法皆未曾道明出處，第四點更與《漢書》張禹本傳的說法相矛盾。王吉就是琅邪人，字陽。《漢書·張禹傳》稱之為“琅邪王陽”。第二點中所謂“琅邪王卿”，恐怕就是因此而誤會為另有“王卿”其人。出處既不明，說法又與前代史冊所記者相矛盾者，充其量不過是道聽途說之傳聞，斷不足信。而《隋書·經籍誌》、邢昺《論語疏·序》等，卻皆踵襲其說，以訛傳訛，致令《經典釋文》可疑之說幾成後世之定論。如前所述，《尚書》的版本與源流亦曾因《經典釋文》之謬誤而更加混亂，今於《論語》亦複如此，誠所謂無獨有偶。
至於注釋《論語》之作，《漢書·藝文誌》首列《傳》十九篇，作者不明。中華書局標點本排作：“《魯》二十篇，《傳》十九篇。”如此標點，是視《傳》為《魯論》之《傳》，其實未必如此，可能隻是因為《魯論》列於《論語》著作之末而《傳》列於論語注釋著作之首，首尾相接而已。
《傳》之下，又列《齊說》二十九篇，《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魯王駿說》二十篇，《燕傳說》三卷。就其書名推測，《齊說》當是《齊論語》的注釋。身為《齊論》傳人的張禹是否會替《魯論語》作《說》？未嚐不可質疑。據《漢書·王吉傳》，王吉有子名王駿。王吉既為《齊論》學派之鼻祖，身為其子之王駿不替《齊論》作注卻替《魯論》作《說》的可能性也極小。由此可見，關於《魯安昌侯說》與《魯王駿說》，存在兩種謬誤的可能。可能性之一：另有安昌侯其人撰《魯安昌侯說》，另有王駿其人撰《魯王駿說》。可能性之二，兩書名中的“魯”字皆為“齊”字之誤。既然王吉、安昌侯張禹皆以傳授《論語》名家，注釋《論語》者另有王駿及安昌侯其人的可能性極少。由此推測，所謂《魯安昌侯說》與《魯王駿說》，恐皆為《齊安昌侯說》與《齊王駿說》之誤。至於《燕傳說》，僅此一見，別無參考，故作者與注釋之對象皆無從考核。
降至隋代，見諸《漢書·藝文誌》之《論語》及其注釋統統失傳，東漢學者有關《論語》的注釋也大都喪失。見諸《隋書·經籍誌》的《論語》除去東漢鄭玄《論語注》、魏何晏《集解論語》外，尚有晉衛瓘《集注論語》、崔豹《論語集義》、孫綽《集解論語》、江熙《集解論語》、李衝《論語注》等多種，以及梁皇侃《論語義疏》、隋劉炫《論語述義》等。此外，尚有盧氏《論語注》七卷，或者為東漢盧植之作。
下至宋，見諸《隋書·藝文誌》之《論語》著作又大都失傳，流傳下來的隻有何晏《集解論語》與皇侃《論語義疏》。北宋邢昺據何晏《集解論語》與皇侃《論語義疏》而撰成《論語疏》，清代阮元主編《十三經注疏》之時，又依據何晏之《集解論語》與邢昺之《論語疏》而刻成流傳至今的《論語注疏》。
《後漢書·儒林列傳》稱：“本初元年，梁太後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為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信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台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鹹取則焉。”
由此可見，熹平石經因蘭台漆書遭竄改而刻，而蘭台漆書又因考生作弊而竄改。既然如此，但凡刻於熹平石經者，必然是太學入學試的內容。據李賢《後漢書·蔡邕列傳注》所引楊龍驤《洛陽記》，熹平石經包括“《論語》三碑”。由此可見，《論語》在熹平之前必然已經立於學官，成為官方經學的組成部分。《經典釋文》稱：“後漢包鹹、周氏並為章句，列於學官。”與此推斷相合。但凡據開成石經之刻有《論語》而斷定《論語》遲至唐文宗之時方進入官方“經學”之說，皆失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