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柞裏子:《經學通論》摘錄(39)

(2011-08-03 16:20:06) 下一個

3 群經略說

 

3.5

 

3.5.2

 

 

荀子在戰國之末執儒家主流之牛耳,《荀子》既釋“禮”為“履”,足見“禮”在戰國之末已經與“儀”混為一談。戰國之時既已如此,漢代所謂“禮”者,想必亦指“儀”而言。

《史記·儒林傳》:“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

《漢書·藝文誌》:“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

《士禮》與《禮古經》所記,正女叔齊所謂“儀”而非“禮”者,而《史記》與《漢書》皆視之為“禮”學之本,正漢代所謂“禮”學早與孔子所鼓吹的“禮治”分道揚鑣,而成為瑣屑微不足道之“儀”之證。

 

高堂生所傳《士禮》十七篇為今文,來曆不明。相傳出於孔子故居的《禮古經》五十六篇為古文,與同時發現的古文《尚書》皆入孔安國之手。如前所述,孔安國曾通過參照今文《尚書》的方法讀通古文《尚書》與今文《尚書》相同的二十九篇,並將其讀通的二十九篇古文《尚書》摹寫為“隸古定”本。至於古文《尚書》多出的十六篇,孔安國不能通讀,隻好擱置一邊,稱之為“逸書”。孔安國是否用同樣的方法整理過《禮古經》?十分可能,因《禮古經》多出的三十九篇,正稱之為“逸禮”,與古文《尚書》多出的十六篇稱之為“逸書”如出一轍。據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孔安國將古文《尚書》與《禮古經》一起獻給漢朝廷,不巧適逢朝廷多事,漢武帝無暇顧及此事,故兩書皆未得立於學官。

《漢書·儒林傳》稱:“自武帝立五經博士,…… 初,《書》唯有歐陽,《禮》後……”所謂“《禮》後”,指後氏所傳之《禮》。所謂“後氏”,即上文提到的齊詩學派傳人後蒼。

據《漢書·儒林傳》,後蒼說《禮》至數萬言,號稱“《後氏曲台記》”,《漢書·藝文誌》著錄作“《曲台後蒼》九篇”。“曲台”之名因何而來?如淳《漢書注》曰:“行射禮於曲台,後蒼為記,故名曰‘曲台記’。”服虔《漢書注》曰:“在曲台校書著記,因以為名。”據《漢書·藝文誌》,後蒼說《禮》,“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由此可見,《後氏曲台記》並非記錄漢代射禮之專著,“曲台”之來由,當從服虔之說為宜。

《漢書·儒林傳》稱:後蒼之《禮》學,得自東海孟卿;孟卿之《禮》學,得自瑕丘蕭奮。蕭奮因通《禮》而官至淮陽太守。至於蕭奮之《禮》學從何而出?史無明文記載。不過,後蒼之禮學既然以《士禮》為本,追源溯始,蕭奮之禮學想必也是從高堂生而來。

《漢書·藝文誌》稱:“迄孝宣世,後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

戴德與戴聖為叔侄,戴德所傳的《禮》,史稱《大戴禮》;戴聖所傳之《禮》,史稱《小戴禮》。慶普所傳之《禮》,史稱《慶氏禮》。據《後漢書·儒林傳》,降及東漢,得以立於學官之《禮》學僅有大、小戴氏。可見當時《後氏禮》與《慶氏禮》俱衰。

 

據《晉書·荀崧傳》,荀崧上書晉元帝,請立“鄭《儀禮》博士一人”。所謂“鄭”,指鄭玄;所謂“鄭《儀禮》”,指鄭玄注釋的《儀禮》;所謂“《儀禮》”,即西漢之世所謂的《禮》或《士禮》。

鄭玄其人,詳見3.1.5,此不複贅。據鄭玄《儀禮目錄》可知,《儀禮》的目次在當時有《大戴禮》、《小戴禮》,以及劉向《別錄》三個不同的版本,而鄭玄的《儀禮注》采取劉向《別錄》的目次。鄭玄《儀禮注》為《儀禮》最為流行的版本,劉向《別錄》的目次因而成為後世《儀禮》的標準目次。

 

今本《儀禮》的篇名與次序如下:

 

士冠禮第一

士昏禮第二

士相見禮第三

鄉飲酒禮第四

鄉射禮第五

燕禮第六

大射儀第七

聘禮第八

公食大夫禮第九

覲禮第十

喪服第十一

士喪禮第十二

既夕禮第十三

士虞禮第十四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

有司徹第十七

 

以其內容考之,《既夕禮》實為《士喪禮》之下篇;《有司徹》實為《少牢饋食禮》之下篇。故《儀禮》名為十七篇,實為十五篇。

 

《漢書·儒林傳讚》稱:“自武帝立五經博士,…… 初,《書》唯有歐陽,《禮》後……至孝宣世,複立……大小戴《禮》……後平帝時,又立……逸禮》。”

《漢書·儒林傳讚》所言,不及《慶氏禮》,當因《慶氏禮》在當時已經失勢遂略而不書。漢平帝之時,王莽攝政,《逸禮》之所以得以立於學官,皆因好古文學之王莽所致,與古文《尚書》、《左氏春秋》同。

所謂“又立……逸禮》”,恐失諸準確。所謂《逸禮》,不過是《禮古經》多出於《士禮》的三十九篇。推之以常理,僅取三十九篇而不取全部《禮古經》的可能性極小。故所謂“又立……逸禮》”,當讀如“又立……《禮古經》”於學官。

 

要言之,漢武帝設立五經博士之時,所謂“禮經”,隻有今文《士禮》。至漢平帝之時,古文《禮古經》也得以立於學官。無論《後氏禮》、《大戴禮》、《小戴禮》,抑或《慶氏禮》,皆以高堂生所傳之今文《士禮》為其經文,區別僅在編排的次序與解說。至於《禮古經》,則不僅經文文字與《士禮》不同,內容也多出三十九篇。《禮古經》立於學官之後,想必亦當有講章、注釋之類,無奈史冊失載,未可得而知其詳。西漢稱之為《禮》或《士禮》者,至東漢之末而有《儀禮》之稱。至隋唐以降,《儀禮》之名後來居上,成為普遍流行之稱謂以至於今。

 

《漢書·藝文誌》於“禮”部之下首列“《禮古經》五十六卷”,其次列“《經》十七篇,後氏、戴氏”,再其次列“《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所記也。”

中華書局標點本排作:

“《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後氏、戴氏。

“《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

 

把《禮古經》與《經》排在一行,欠妥,當作如下分行為是:

“《禮古經》五十六卷。

“《經》十七篇。後氏、戴氏。

“《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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