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經學起源
2.4
《韓非子·顯學》：“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據此，則孔子之學在孔子身後分為八派。孔門八派之掌門人究竟為誰？後世頗有爭議。上自晉之陶潛，下至清之顧廣圻、皮錫瑞，各執一說，然皆為猜測之詞，並無實據。
按韓非之生距孔子之死，約二百年。二百年間，流派未嚐不可演變與派生。《韓非子》所言之派別，未必為孔子死後立即發生之狀態，當以韓非當時尚存或者尚知悉者而言。茲以此為前提，推測所謂孔門八派之創始者如下：
所謂子張，當指孔子弟子顓孫師，字子張。
所謂子思，或為孔子弟子原憲，字子思。或為孔子之孫伋，字子思。
《史記·遊俠列傳》：“及若季次、原憲…… 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誌之不倦。”可見原憲確有弟子。不過，《史記·弟子列傳》曰：“孔子卒，原憲遂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巷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由此可見，原憲在孔子死後貧乏不能自存，似乎不像是能夠開山立派者。
孟子為孔伋再傳弟子。據《史記·孔子世家》，孔伋為《中庸》之作者。據《漢書·藝文誌》，孔伋著《子思》二十三篇。既有著作，複有傳人。《韓非子》所謂“子思之儒”，當以孔伋當之為妥。
所謂顏氏，或指孔子弟子顏淵。孔子盛稱顏淵之德，雖早死，生前曾開門授徒，或者死後有人假托其名聲而開派，皆不足為奇。
所謂孟氏，當為孟軻。
所謂漆雕氏，或指孔子弟子漆雕開。
所謂仲良氏，史無其人。《禮記》、《毛詩》有“仲梁子”。“梁”、“良”同音，或因音同而混。鄭小同《鄭誌》以仲梁子為魯人，孔穎達《毛詩正義》以春秋時魯人仲梁懷當之。春秋時魯人仲梁懷，季平子家臣，為陽虎所逐，與孔子同時，姓名事跡俱見《左傳·定公五年》。倘若為孔子弟子，何以既不見諸《論語》，亦不見諸《史記》？而王應麟《困學紀聞》遂據《毛詩正義》而以仲梁懷當仲良氏，絕對不妥。
按《荀子》於《非相》、《非十二子》、《儒效》三篇之中，並稱“仲尼、子弓”，視同聖人。料想荀子之學必然出於子弓一派，否則，必不得推崇備至如此。楊倞《荀子注》：“子弓蓋仲弓也。”以子路亦稱季路之例推之，楊說當不誤。仲弓，孔子高足，姓冉，名雍，見《論語》與《史記》。“良”與“弓”，形近易混。韓非師從荀子，其儒家八派之說，想必從荀子得來。故《韓非子》所謂“仲良氏”，或當為“仲弓氏”之誤。
所謂孫氏，當指荀子，後世因避漢宣帝之諱而改稱孫子。韓非既為荀子弟子，其儒家八派之說何能無荀子？故所謂“孫氏”者，必指荀子無疑。
所謂樂正氏，當指孟子弟子樂正克。
其實，自孔子之死至戰國之末，儒家究竟分為幾派？派別的創始人為誰？並無深究的必要。為何並無深究的必要？曰：原因有三：其一，並無任何證據或跡象顯示八派中的任何一派曾經對詩、書、易、禮、春秋等五經做過編輯、改寫、刪節等工作。其二，並無任何證據足以證明後世經學同八派中的任何一派具有任何直接的聯係。其三，儒家以及儒家鼓吹的經學，在先秦從來不曾成為普及全國的文化主流，降至戰國之末更淪為乏人問津的、地區性的學術。《莊子·天下篇》：“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可見下至莊子之時，儒學的流傳範圍，大抵不出如今的山東半島。
然則後世儒家與經學如何能成為壟斷中國學術的流派與學術？曰：因為秦國滅六國而一統中國。自春秋之末至於秦之一統，儒家之所以乏人問津，因其所倡之理論，無論是仁義道德、是詩書禮樂，還是陰陽五行，都不足以應各諸侯國之間攻城野戰之須與生死存亡之急，於是人才大都流入法家、術家、縱橫家。秦始皇既一統天下，攻城野戰之須與生死存亡之急皆化為烏有，致使儒學之所以不興的弱點從而消失。
秦之“一統天下”，往往與“滅六國”連文，遂令人在不知不覺之間視秦之“一統天下”等同秦之“滅六國”。秦與趙、魏、韓、燕、楚、齊六國爾虞我詐二百五十年有奇，大小征戰數以千計，終於以六國之滅亡、秦國之一統而終止，故在秦之“一統天下”與“滅六國”之間劃等號，乍看之下，似無不妥。其實，秦之滅六國隻不過是表麵層次的現象，秦之一統有更深遠的意義在。
意義之一，就朝代更替而言，秦所滅者，並非六國而是周。意義之二，就政治製度而言，秦所滅者並亦非六國，而是迄周為止的封建製。倘若秦滅六國而保留周天子的傀儡地位，或雖徹底消滅周的社稷而仿其例以建立以秦為中心的封建王朝，則不僅曆史須重寫，當時的政治需要也會有別。而事實卻是：秦之一統不僅終止了一個曆時九百年的朝代，而且史無前例地（不僅是中國之“史”，而且是全人類之“史”）終止了一個為時更加久遠的政治製度。不言而喻，如此這般嶄新的政權急需一種政治理論以確立其合法性，也急需一套新的禮樂、服飾以顯示新紀元的開端。秦始皇自以為功高蓋世，不可不封禪勒石，上告天地、下傳萬代。於是，如何把封禪勒石、歌功頌德做到盡善盡美亦成為當務之急。禮樂與服飾本是儒家的正統本行，非儒家莫知所措。
由此可見，秦之所急需，正中儒家之所長。弱點既不複存，長處又恰為所需，故儒家隨秦之統一而複興本當在意料之中。本當發生者，未必當真發生。論史須從史實出發，不可以意推測。史實如何？據《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一統天下伊始，便“推終始五德之傳，以周為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更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所謂“五德”者，指金德、木德、水德、火德、土德。水能滅火，周既為火德，故秦取水德。周以十一月為正月，故周製十一月朝賀。秦以十月為正月，故改以十月為朝賀。 水之方位屬北，北方之色為黑，故秦既取水德，遂以黑色為上。水於數為六，故秦既取水德，遂以六為計數單位，車馬亦以六為標準。古人稱黃河為“河”，所謂改稱“河為德水”，就是改稱黃河為德水。誰能推算五德？舍儒家之外別無能者，故秦之據五德而定朝儀，正秦啟用儒家之證。
《史記·秦始皇本紀》又載：“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 禪梁父，刻所立石，… 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 南登琅邪，… 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 二十九年，始皇東遊，… 登之罘，刻石，…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 刻碣石門。”《史記》的這段記錄明確指出秦始皇之封泰山、禪梁父，刻石鄒嶧、泰山、琅邪、之罘、碣石等等，皆曾征求魯諸儒生的意見。《漢書·郊祀誌》於相應文字下增添“諸儒生或議曰…… 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行，由此黜儒生。”一段，未足信，因有事實證明：終秦之世，未嚐罷黜儒生。說見下，此不深談。
或以為參與禮節、服飾之製定與封禪、刻石之策劃，皆為一時性的任務，未足以證明儒家之進入秦之政府。就理論而言，言之成理。不過，史實證明秦之啟用儒家，絕非臨時性的權宜之計。據《漢書·百官公卿表》，秦設“博士”之官，職掌“通古今”。誰能“通古今”？《莊子》以為“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所謂“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即儒家在莊子筆下之別名。記載古代典章製度、民情風俗者，舍《詩》、《書》、《禮》、《樂》之外，別無他書。故能任職博士者，非儒家莫屬。據《史記·秦始皇本紀》，李斯上奏秦始皇：“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正秦之博士確掌《詩》、《書》之證。《史記·秦始皇本紀》又稱：“始皇置酒鹹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可見任博士之職者，多至七十人。同書同卷又稱：秦朝廷有“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星氣”不等於“星”，“不敢端言其過”雲雲更說明任命這三百人的執掌在於觀察“天人感應”而不在於觀測天文。誰為通曉天人感應之專家？非擅長陰陽學說的儒家之徒莫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