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群經略說
3.1. 書
3.1.8
最早懷疑這部“後偽孔傳”為偽作的人，是南宋學者吳棫。吳棫在所著《書裨傳》中指出：“後偽孔傳”新增添的經文遠不如原有的經文艱澀難懂，不像是真的古文。不過，這種從文體上提出的懷疑，不容易令人信服。令“後偽孔傳”之為偽作成為定論的功臣，當首推清代學者閻若璩。閻若璩盡二十年之功，寫成《古文尚書疏正》一書，羅列“後偽孔傳”作偽的證據一百二十八條，論證大都堅實有力。比如，閻若璩指出：見過孔安國所獻古文《尚書》“逸書”原件的西漢學者劉歆，曾引用過屬於“逸書”的《伊訓》篇中的一句：“誕資有牧方明”，而“後偽孔傳”的《伊訓》篇中卻沒有這一句。由此可見“後偽孔傳”新增的二十五篇絕非孔安國所獻古文《尚書》“逸書”的原貌。又如，閻若璩指出：“後偽孔傳”號稱孔安國所撰的傳文中提到“金城”這一地名。“金城郡”設置於漢昭帝始元六年，而孔安國死於漢武帝之時，倘若“傳文”確為孔安國所撰，則絕無可能出現“金城”這一地名。
除閻若璩外，令“後偽孔傳”之“偽”相大白的，當數年輩稍晚於閻氏的學者惠棟。惠棟繼承閻氏之見，寫成一部《古文尚書考》。《古文尚書考》不僅提出許多與閻氏相互發揮以及閻氏不曾發現的證據，而且將“後偽孔傳”的偽經文的出處逐一列出，標明偽經文的某句出自某書、某句抄自某文。經惠棟如此這般剖析，“後偽孔傳”作者的作偽手段遂徹底暴露無遺。
惠棟的友人程廷祚在學術界的名氣遠不及閻、惠，然程氏所撰《晚書訂疑》，從曆史背景的角度出發，對“後偽孔傳”出現的年代作了極為精辟的論斷，功不可沒。程氏指出：東晉時人都沒有見過這部偽書，因而梅賾獻書之說本身值得懷疑。倘若確有梅氏獻書之事，則梅氏所獻者絕非這部偽書。南朝劉宋初年的學者、同於元嘉年間 故去的裴鬆之、徐廣、範曄也都不曾見過這部偽書，而裴鬆之之子裴駰卻在其所撰《史記集解》中大量引用“後偽孔傳”的文字。由此可見，“後偽孔傳”出現的年代當在劉宋元嘉之末，而不是像傳說的那樣在東晉之初。
不過，曆代揭發“後偽孔傳”為偽書者，大都依然相信梅賾獻書之說，有人甚至直呼這部偽作為“梅氏古文尚書”。其實，梅賾獻書之說，無論從邏輯上推敲還是從史實考證，都顯然站不住腳。細節姑置之勿論，茲僅就五點要害分析如下：
其一，作偽者的目的顯然在於令其偽作廣泛流傳，如果這部偽書確由鄭衝偽造，鄭衝如何隻會私下傳授蘇愉而不公布於眾？難道鄭衝有先見之明，能夠預測其偽作會在身後流行，因而無須自己推銷？如果皇甫謐所撰《帝王世紀》的確征引過這部偽作，則說明這部偽作在西晉已經問世。為何與皇甫謐同時以及較皇甫謐為晚的晉代學者從無一人引用或提及這部偽作？
其二，東晉之時隻有“豫章太守”而沒有“豫章內史”的官職；曾任豫章太守者並非梅賾而是梅賾之弟梅陶；梅陶任豫章太守在晉成帝之時而不在晉元帝之時。《世說新語·方正篇》提到梅賾曾任豫章太守，劉孝標注已經指出“梅賾”為“梅陶”之誤。據《晉書·陶侃傳》可知，劉孝標之辯，言之有據。由此可見，豫章內史梅賾在晉元帝時獻書之說，從根本上就矛盾重重，不可置信。
其三，如果梅賾在東晉之初就獻上此書，為何東晉與南朝前期的學者從未有人提及之。其間雖有個別學者提到“孔傳”，內容皆與“後偽孔傳”不同，顯然指“前偽孔傳”無疑，而“前偽孔傳”早在西晉已經立於學官，與梅賾獻書之說了不相涉。
其四，範寧之孫、《後漢書》的作者範曄曾特別強調其祖範寧所授一切經學皆尊奉鄭玄，而“後偽孔傳”無論就版本還是注釋而言，皆與鄭玄的《尚書注》分道揚鑣。既然如此，範寧如何會替反鄭玄的“後偽孔傳”作注解？
其五，梁武帝蕭衍在稱帝以前雖曾以學者姿態出現過，卻從來不曾出任博士之職。由此可見，蕭衍在為博士之時駁斥姚方興所獻《舜典孔傳》之說，也是無稽之談。此外，如果蕭衍在南齊之時就已經駁斥過姚方興所獻之書，怎麽會在稱帝之後反而令其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