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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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春秋”，其實本為“史記”之通稱。《墨子·明鬼中》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等語，即各國史記皆稱“春秋”之證。據《呂氏春秋·當染》，墨子為史角弟子。史角當為尹佚之裔。尹佚為周武王時史官，故亦稱史佚，其後裔遂以“史”為氏。《漢書·藝文誌》於墨家下首列《尹佚》，正墨子學派源自尹佚之證。墨子之學既從史官出，其說當非無稽之談。《慎子·遺文》：“《春秋》，往事也。”《莊子·齊物論》：“《春秋》，經世先王之誌。”“經世”，“編年”之意。“誌”，古文“識”字，意同“記錄”。所謂“經世先王之誌”，就是“以往君王的編年史記”之意。《禮記·經解》：“孔子曰：‘…… 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所謂“屬辭比事”，就是記錄言行之意。《慎子》、《莊子》、《禮記》所雲，亦皆“春秋”本是“史記”之通稱的旁證。
《左傳·昭公二年》：“韓起聘魯，見魯《春秋》”。《國語·晉語》載司馬侯對悼公曰：“羊舌肸習於《春秋》。”《國語·楚語上》載申叔時論傅太子之法雲：“教之以《春秋》。”以上諸說，皆孔子之前各國已有《春秋》之證。
由此可見，《史記·儒林列傳》所謂孔子“因史記而作《春秋》”，意思是“孔子根據以往的《春秋》而作孔子自己的《春秋》”。故所謂孔子“作《春秋》”之“作”，其實隻是“改作”而並非“創作”。
即使視《左傳》、《史記》、《國語》等等所雲為古文家之言，不足信；視《論語》所記為孔子之詭辯，亦不足信；今文家派的論點依然不能成立。何以言之？先秦非儒家著作引用詩、書、禮等之例屢見不鮮。例如：
《管子·法禁》引《書·泰誓》：“紂有臣億萬，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
《晏子春秋·內篇諫上》引《詩·小雅·采菽》：“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又引《詩·大雅·瞻印》“載驂載駟，君子所誡”。
《晏子春秋·內篇諫下》引《書·無佚》：“昔文王不敢盤於遊田”。
《墨子·尚同中》：“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聿求厥章’。……《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谘度。’……又曰：‘我馬維騏，六轡若絲，載馳載驅，周爰谘謀’”。
《墨子·明鬼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
《墨子·明鬼下》言及《夏書》、《商書》、《周書》，又引《書·禹誓》：“大戰於甘，…”。
《墨子·尚同下》引《書·泰誓》“小人見奸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 。
《墨子·兼愛下》接連征引《書·泰誓》、《書·禹誓》、《書·湯誓》。
管仲早於孔子一百六十年有奇，晏嬰亦早於孔子約二十年。雖然《管子》與《晏子》之內容並非盡出於管仲與晏嬰之手，並無證據排斥其中所引《書》與《詩》確乎出自管仲與晏嬰之口。墨翟雖然晚出，卻是反對儒家的主要角色。編輯、擴充《管子》與《晏子春秋》者，皆管仲、晏嬰之信徒，亦非儒家。倘若《詩》、《書》皆是出自孔子之手，則《管子》、《晏子春秋》、《墨子》斷無可能多方征引之以證管、晏、墨家學說之理。
要言之，先孔子之時六經是否全部編次成冊，流傳至今的《易》、《詩》、《書》等是否經過孔子的刪節與編輯而成，可以存疑、可以爭論，六經絕非孔子創作或者說捏造，實無可質疑。
引起後人爭論的第二點在於《樂》的存在與否。《莊子·天下》：“墨子…… 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鹹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武王、周公作《武》。”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語魯大師：‘樂其可知也。….. 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古文家大都據此而認為先秦本有《樂經》存在。
然而，漢武帝於建元五年設立五經博士。班固《白虎通》曰：“何謂五經？謂《易》、《尚書》、《詩》、《禮》、《春秋》也。” 倘若先秦本有《樂經》，漢武帝設立經學博士之時，為何獨缺？《漢書·藝文誌》載《易》、《詩》、《書》、《禮》、《春秋》五經皆悉，唯獨於《樂》之下無有先秦文獻而僅載漢人編撰之《樂記》、《王禹記》等六種。倘若先秦本有《樂經》，《漢書·藝文誌》為何獨缺？合理的解釋隻可能有一種：《樂經》在漢代已經不複存在。因何而不複存在？沈約《宋書·樂誌》：“及秦焚典籍，《樂經》佚亡。” 歸咎於秦火之說於是不脛而走。沈約之生去秦之亡已近六百年，漢人不曾提及之事，除非得之於後世出土文物，沈約從何而得知？而史無出土文物證明沈約之說的記載。由此可見，沈約所雲，實乃想當然之論耳，未足為據。
《漢書·武帝紀》：“讚曰：…… 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顏師古《漢書注》：“六經，謂《易》、《詩》、《書》、《春秋》、《禮》、《樂》也。”《漢書·王莽傳》：“立《樂經》。” 或又據此而以為《樂經》在漢代尚存。其實，武帝紀讚所謂“表章六經”，隻是套用一個習慣用語以泛指儒家經典，倘若漢武帝所表章者確實為六經而不是五經，為何僅僅設立五經博士而不曾設立六經博士？顏師古之注，僅就字麵而言，與史實無涉。至於致力於複古的王莽新朝之設立《樂經》，語焉不詳，內容無從考核，充其量隻能說明王莽之時有《樂經》，不足以證王莽時之《樂經》即先秦《樂經》之遺留。
今文家派大都以為《樂經》本不存在。清人邵懿辰《禮經通論·論樂本無經》：“樂本無經也。…… 故曰：詩為樂心，聲為樂體，……樂之原在《詩》三百篇中，樂之用在《禮》十七篇之中，…… 先儒惜《樂經》之亡，不知四術有樂，六經無樂。樂亡，非經亡也。” 邵氏之說，堪稱本無《樂經》論之代表作。然而，邵氏所雲，不僅言語有欠分明、邏輯有欠嚴謹，更不能解答為何先秦既有“六經”的通稱，又有“樂經”的名目。
竊以為所謂《樂經》，本當有簡冊。不過，記錄於簡冊者，乃是聲譜而非文字。《漢書·藝文誌》：禮樂“二者相與並存，周衰俱壞，樂尤微渺，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 顏師古《漢書注》：“渺，細也。言其道精微。節在音律，不可具於書。” 所謂“不可具於書”，正不得以文字形式記錄之意。樂道之所以尤其微渺，當由聲譜不普及，非專業樂師莫能知其奧妙所致。而早在孔子之先，專業樂師業已趨向鄭衛之新聲，遂令著於《樂經》之聲譜失傳。所謂“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者，此之謂也。
自漢武帝設立《易》、《詩》、《書》、《禮》、《春秋》等五經博士，爾後經學陸續增添《論語》、《孝經》、《爾雅》。解釋《春秋》的《公羊傳》、《穀梁傳》以及據說同為解釋《春秋》而作的《左傳》也被視同經典。因三傳皆包含《春秋》本文在內，故《春秋》不再另設。《禮》則由一增而為三，通稱之為“三禮”，分別為《周禮》、《儀禮》、《禮記》，於是而為十二經。降至宋末，又增入《孟子》而為十三經。經學內容的緣起與發展，大致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