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潔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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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作者：若水 原文鏈接：
http://www.hongyanhun.com/bbs/read.php?tid=1813春節期間探訪友人，見到他的親戚，一位從美國回來探親的老人，從閑聊中得知，解放前他曾在國立中央大學讀書，在校時竟然還是一名中共地下黨員，他的這種經曆引起我的極大興趣。與這位老人的邂逅純屬偶然，遠隔重洋，人海茫茫，能夠再次相逢的幾率基本為零，我甚至不知他叫什麽名字，研究的專業領域是什麽。但那一個陽光燦爛的下午，我捧著一杯清茶和他隔著一張小圓桌而坐，聽他將當年的故事娓娓道來，這一情景會長久地留在我的記憶中。我無意去追尋老人所講的故事中提及的史實，隻是從一個當年意氣飛揚的年輕地下黨員到定居美國的學者，他的思想變化十分吸引我，更讓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的是他回憶往事的情緒，一如手中的那杯綠茶，清清淡淡卻餘韻悠長。
老人的故事：
我的祖籍是安徽歙縣，但我祖父那一代就到南京來了，也算是老南京人了。我父親是留美學生，從事金融行業，我家抗戰前住在靠近現在上海路那邊的一幢小洋樓裏，80年代末我第一次回來時那樓還在，後來道路改造拆掉了。抗戰時大家都紛紛離開南京，許多人家跟著政府往內地走，因為我母親的親戚在上海公共租界內有房子，我父親當時認為日本人不敢公然與英美對抗，租界是比較安全的，另外他也覺得上海教會學校的教育水準比較高，可以保證孩子們的學業不受戰亂的影響，所以我們全家搬去了上海。我上的是教會中學，在徐家匯附近，那個學校的舊址前些年還在，現在不知道還有沒有在。
教會學校對學生的管理很嚴，每周還要集體去教堂做禮拜。但對學生的思想倒是沒有太大的限製，我們在私下經常傳看一些左派作家的著作和有關俄國革命的翻譯作品，我的激進觀念基本上是在中學時期形成的。
抗戰勝利後我們搬回了南京，考大學時我想去北平投考十分向往的清華大學，但我父親因為生意上的原因總是在香港、上海多一些，在家的時候不多，我是家裏的獨子，如果我走了，家裏隻剩下母親和兩個妹妹，母親因此不肯讓我離開她身邊，所以考了中央大學。進了大學不久我就在同學的介紹下參加了新青社的活動，這是學生中的一個進步組織，我開始隻是幫著寫壁報、組織活動時跑跑腿什麽的，後來對政治活動的興趣越來越大，參與的事情也就逐漸多起來。
當時在中央大學，進步學生中家境富裕的人不少。那時國民黨官僚機構辦事能力低下，官員腐敗，民生艱難，國家戰事頻頻，積貧積弱。這些都使國民黨政府喪失了民心。當年的中國大學生人數很少，能考上大學的都有點未來社會中堅的優越感，也頗有“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滿懷熱情和理想。在全社會對國民黨政府失去期望的情況下，青年學生接受共產主義的思想影響就是很正常的事了。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學生比較容易接受激進的思潮，在那時候的大學生中，思想左傾也可算得是一種時尚。
大概在1947年初，我剛進校沒有多久，就發生了北平美軍強奸女大學生的事件，全國許多地方的學生都上街遊行抗議，南京各大學的學生也組織了幾千人上街遊行，不隻是中大的學生，還有金陵女大等其他學校的。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這樣的遊行，十分新鮮也非常興奮，我和一些同學忙著寫標語、發傳單，最後遊行到現在的西康路美國駐華大使館門前，遞交了抗議書。
我參加的最大的一次運動是1947年5月20日的“反饑餓、反內戰”學生大遊行，事先我們忙了好多天，聯絡各校學生、做橫幅、寫標語、印傳單等等，我記得有兩天幾乎沒時間睡覺。那天北平、上海、杭州和南京其他學校的大批學生集中到中大，加上我們學校的學生大概有七、八千人，隊伍浩浩蕩蕩，十分壯觀，我負責幾個學校之間的聯絡，傳遞消息，跑來跑去，嗓子都喊啞了。出了校門還沒走到珠江路就遇到大批軍警攔路，先還是隻阻攔，後來學生太多攔不住，就開始用高壓水龍頭掃射，還有些警察用棍子打人。被激怒的學生與警察對打，很多人被打傷，警察也開始往警車裏抓人。我渾身上下全濕透，身邊有兩個同學被打得頭破血流，警察又在追著抓人，非常混亂，我就帶著他們往回跑。路上又遇到一個同班的女生，也受了點傷，我把他們帶回我家，我母親嚇壞了，但還是打電話把一位熟悉的醫生喊來，給他們包紮治療。直到吃過晚飯街上平靜了，才叫我家的司機開車送他們回學校，但死活不讓我回去。第二天我回到學校聽說最終還是有一半左右的學生衝到了國府路，現在叫長江路的路口，又遇到大批騎馬的憲兵攔阻，但沒有打起來，最後學生代表去交涉，政府收了學生的請願書，遊行才結束。我當時十分懊惱沒有堅持到最後。
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我已經是學生運動的活躍分子了，後來我們係的一位高年級同學開始給我一些地下黨的宣傳品看，也慢慢給我講一些共產黨的知識，我也越來越向往參加共產黨。我們那時候讀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新民主主義論》等等，對毛澤東描述的獨立、自由、民主、富強、人民擁有極大權力的新中國無比期待，文章中的許多內容多年後我還記得。那一段時間我真正是滿懷熱誠地做組織上安排給我的各種任務，辦壁報、組織進步學生的晚會等等。因為我家經濟情況很好，我母親對我這個唯一的兒子又百般寵愛，要錢比較方便，所以為各種活動籌款我也是最積極的一個。有同學上了黑名單要找地方躲幾天，也經常住在我家，我母親對我帶朋友回家住從來不幹涉，但父親在家的話我一般不敢帶外人回家。我入黨後還有兩位從南方到解放區去的人在我家住了一晚，我接受了任務，把他們帶回家，我猜想其中一位定是個領導人，但不能問，這是紀律。
我是1948年10月入黨的，我記得是過了雙十節沒幾天，我的入黨介紹人說要找個地方宣誓，在學校找來找去沒合適的地方，於是到我家，在我的臥室裏把門鎖上宣的誓，我實際上隻當了不到半年的共產黨員。
當時學校裏有同學去了解放區，我對此也十分渴望，在我們心裏解放區是一個理想中的伊甸園，在那裏是能夠大幹一場的，再者我也期待能夠脫離我的剝削階級家庭，徹底投身革命。本來是有這種可能的，但是有一次出了事，一批學生臨行之前，帶隊的一個人不知道什麽原因被捕了，招出了他們的集合地點。先去的幾個學生被抓到，後麵的人反應比較快逃脫了。後來學校組織了營救活動，不久被捕的人放了，但此後就沒有聽說送學生去解放區了。
1949年初，局勢已經開始緊張了，國民政府要求首都各大學南遷，中大的校長也在籌備選址，一會兒說去廣州、一會說去台灣，學生、教師都有些人心惶惶。我們這些地下黨員的主要任務就是保校，動員教授和學生們抵製遷校。那年春節，我父親從香港回來，與母親談起準備把家搬到香港去，我因為學校事情很多，另外我的一位同學因為組織學生運動的繁忙，以致於期末考試有兩門不及格，開學要應付補考，我還要幫他補課，所以對父親的話沒有放在心上，隻是作好打算不會跟他們走就是了。
開學後沒幾天，我家的司機到學校找我，說我父親回來了，讓我回家一趟。我到家一看，傭人們都在收拾東西，家裏亂糟糟的。父親說已經買好了機票，過幾天全家就都去香港，要我不要回學校了。我實在沒有思想準備，我在學校裏成天動員別人不要走，自己先去了香港，這成什麽話？隻好找借口說行李還在學校要去收拾，打算先回學校，然後想辦法到別的地方躲幾天。但父親大概從母親那裏得知我這兩年的激進表現，堅持不準我出去，讓司機去學校替我請假並把行李拿了回來。我情急之下和父親吵了一架，父親大怒，但他很忙沒空再理我。我母親怕我不告而別，整天看著我，晚上還把我的臥室門從外麵鎖起來，聽我妹妹說我的同學曾到家裏來找我，被我母親以我去了外地為由打發走了。我急得要命，也無可奈何。
又過了兩天，我想一定得設法逃出去，盤算來盤算去隻有夜裏跳窗跑了，但我的臥室在二樓，下麵還有一個半地下室，離地麵很高，底下又是水泥地，跳下去很危險，說不得隻好冒險了。那天半夜，我把床上的被褥、枕頭和衣服什麽的統統丟到樓下，這樣跳下去可以起點減震作用。然後我把床單剪開接起來拴在窗邊的下水管上，順著水管慢慢溜下去，然後翻過不高的院牆，終於逃出來了。
跑出來後，不敢回學校去，心想跑遠一點，這樣我父母不易找到，過幾天等他們走了就萬事大吉了。我一路走到下關，天也亮了，除了南京我最熟悉的地方就是上海了，別的地方我沒有去過。於是買了一張去上海的散艙船票，買散艙是防備萬一家裏人追來，散艙人多好躲。到了上海不敢去找親戚朋友，找了家小旅館躲在裏麵，出來時身上沒帶多少錢，隻好把手表當了，混了幾天，心想家人可能已經走了，得出去借點錢回南京，隻要回了學校就有辦法了。
親戚家不能去，隻能去找中學時最要好的朋友，先去一家，人家已經搬走了，又去找另一個中學同學。打算在他家門口讓看門的把他叫出來，借了錢就走。走到他家附近，因為幾年沒去過了，正在找門牌，不巧這位朋友的父親正好坐著汽車從外麵回來，看到我在東張西望，跳下車一把抓往我，把我拉進他家。他太太正在客廳裏，看到我第一句話就是：“你這個孩子果真跑到上海來啦，你姆媽都要急死了！”我想這回糟了，自己碰到網裏來了！
他們打電話給我家親戚，我父母來把我帶到親戚家。父親一直鐵青著臉對我不理不采，母親邊流眼淚邊埋怨我。原來我出走後，父母在南京遍尋無著，想著我出門不多，假如離開南京隻可能去上海，所以讓管家夫妻帶著我兩個妹妹和大件行李先去香港，他們到上海再來找找看。找了兩天沒有見我的蹤影，已經買好了第二天的飛機票，如果今天再找不到我，也隻好不管我了。人生的際遇就是這麽奇特，隻差一天，我後來的命運就會大不一樣了。
後來想想我那時候實在是個養尊處優的少爺，經過的事情太少，沒有經驗，那時不像現在通訊這樣發達，我剛到上海時父母肯定來不及到朋友家詢問，到了上海馬上就去找人借錢，然後再躲起來才是比較安全的。
到了香港後，我還是想回南京，不得已隻好向父親攤牌。我說我已經加入了共產黨，而共產黨在大陸的勝利指日可待，國民黨期待劃江而治什麽的根本沒有可能。新的國家會有很多事情需要我這樣的年輕人去做，希望父親能放我回去，也希望父親將來回大陸為新中國工作。父親對我的說辭無動於衷，他斥責我年輕無知，根本不懂什麽是真正的民主、自由。父親說他對國民黨也很失望，但對共產黨根本就不抱希望。他說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沒有擺脫中國幾千年來的皇權觀念，但國民黨由於派係林立、組織機構鬆散等等因素，所以不可能實行完全的獨裁，國民黨還是有希望實行英美式的民主體製的，而共產黨根本就沒有這種可能。共產黨是中國傳統的皇權觀念再加上從蘇俄學來的無產階級專政理念，將來掌握了國家政權隻有可能實行更徹底的獨裁。我們父子之間的辯論誰也說服不了誰，僵持了一段時間後，父親讓我先去美國完成學業，看看中國局勢的發展，將來我學成後想不想回大陸由我自己決定。我想來想去，同意去美國讀書，我想到了美國擺脫了父親的幹擾，也許能有機會回到大陸。但是我這幾年參加過多次反對帝國主義的學生運動，現在反而要到帝國主義那裏去讀書了，心裏總覺得有點滑稽。
1949年下半年我去了美國，讀書期間我還是很關心來自大陸的消息，50年代初美國報紙對中共的評價負麵的居多，我不太相信，總認為是美國敵視共產黨國家的緣故。真正給我很大震動的是50年代前期的“鎮壓反革命”，當時聽到不少從大陸去的人說起國內“鎮反”的恐怖，許多無辜者被濫殺，全國被殺掉的人達六七十萬之多。開始我絕不相信，我讀過毛澤東的有關文章，隻是說要對戰犯進行打擊，其他的從者既往不咎，更不要說鎮壓無辜者了。退一萬步說，開國之初為了穩定局麵對敵對分子須用重典，但不可能殺幾十萬人啊，如果共產黨執政後還有那麽多敵人，那中共的政權如何能夠取得？中共一直在指責國民黨的濫殺政策，總不會自己掌權後殺人比國民黨還要瘋狂吧？但是後來得知我在大陸的親戚中也有人以惡霸地主、國民黨特務的罪名被殺，我才有些相信了，因為我知道他們的確不是國民黨特務，更非惡霸。很久以後，我看到了毛澤東有關“鎮反”的批示，才知道被殺者達六七十萬這個數字決非虛構。
另一件印象很深的事是大陸50年代搞的批胡適運動，在美國聽到這個消息我很驚訝，胡適先生和我家算是小同鄉，我父親又是留美的，和他有過一點交往，所以我知道大陸臨近解放時，毛澤東曾多次托人遊說胡先生，希望他留在大陸，既然是毛澤東認可的人物怎麽又會被批判呢？幾年後朋友給我看了大陸出版的《胡適思想批判》，其中羅列的許多罪名實在匪夷所思，令人覺得可笑。60年代我曾有一次遇到唐德剛教授，聽他說胡先生當年讀到大陸對自己的批判，有些文章他邊讀邊大笑，隻是歎息大陸的許多知識分子莫名其妙地被作為“胡適的走狗”橫遭批判，大有“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之感。我當時就隱隱感覺到知識分子在大陸的日子不好過。
當我完成了博士學位時已經是1958年了，我已在美國有了家室，這時候聽說國內正在大打“右派”，大陸的種種情景讓我徹底絕了回國的念頭。
後來就是整個中國的大饑荒，我在北京的伯父寫信給我父親說由於吃不飽導致全家浮腫，作為首都北京的居民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的情況可想而知。我父親因為身在全中國人民都痛恨的美帝國主義那裏，不敢往國內寄東西，怕給親人帶來不好的結果。我那兩年在歐洲工作，於是父親讓我盡可能寄些黃油、奶粉、糖這類食品回國，後來接伯父來信說有兩次東西從海關拿回來時發現少了許多，可能是海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拿去了，當時大陸人人都餓，出現這種事也可諒解。伯父還要求我不要多次寄東西給他們，以免被政府知道對他們孩子的政治前途產生影響，我太太看了信評價說，這真是中國人的傳統觀念“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80年代末，我第一次回國講學，特地到南京、上海轉了一下，當年的老朋友、老同學見麵恍如隔世，百感交集，許多人已逝於反右和文革種種運動之中。
1973年我父母金婚，那年我也得了美國科學院的一個獎。我們兄妹為父母舉辦了一個很大的慶祝派對，親朋好友來了一百多人。在致詞中我說“我由衷地感謝我的父母當年把我從大陸帶出來，送我到美國讀書，否則就不可能有我的今天。”這是我的肺腑之言。
我的確很難想象我這樣的人如果當年留在大陸會有什麽樣的結果，也許根本就活不到今天。
近些年在美國也看到過當年的老共產黨員寫的一些文章，有人說當初參加共產黨是上當受騙，這種觀念我不能認同。那時候在中大的學生中，親共、反共、中立的圈子都有，沒有人強迫你去信仰什麽主義，參加共產黨都是自願的。當然包括我在內的很多學生的確思想上比較幼稚，誤以為改變了一種社會製度就能夠解決中國的所有問題，這是非常不切實際和理想化的想法，我要求加入共產黨的時候也萬萬沒有想到黨內還會有那麽多的政治鬥爭。但這些更多的還是自身認識上的缺陷，不能簡單歸結於上當受騙。
自從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以來，雖然還是問題多多，但中國在經濟方麵的巨大進步是讓世界驚訝的，中國政府也在努力改善自己在世界上的形象。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國要想融入世界就一定要不斷進步，最近這些年雖說政治上的改良程度大大低於經濟的發展速度，但終歸還是在往前走，隻要不出現大的動蕩，政治上民主的進程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都是可期待的。
都很難逃脫曆史的局限性。但是相比之下，毛澤東領導的中國
共產黨更有對舊思想舊觀念的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