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讓民眾心服口服

 

6月28日，貴州甕安縣城發生了上萬學生和民眾打、砸、燒縣委、縣人民政府和縣公安機關大樓的騷亂，成為今年以來中國最嚴重群體性事件之一。

該事件緣起於6月22日，當日該縣三中初二（六）班女學生、17歲的李樹芬被發現死於河中。縣公安機關僅憑嫌疑者的單方麵口供就做出“自己跳河溺水身亡”的結論，在驗屍前放走嫌疑人，並要求家屬三天內火化。死者家屬對死因有異議，23、25日兩次向縣政法委、公安局申請立案，並和死者同學多次到公安局理論，遭到拒絕和粗暴對待。在申訴無門的情況下，6月28日16時，死者部分親屬和同學約300餘人在甕安縣城遊行，得到廣大民眾的呼應，和維持治安的民警發生衝突，最終導致了上萬人的打、砸、燒的群體性暴力事件。

縣級司法機關和黨政部門被打、砸、燒，雖然近十多年來發生多起，廣東某地還發生武警開槍事件，但因為這次發生在距奧運會開幕隻有四十多天的敏感時期，而且還有從甕安蔓延到全國、民意幾乎一邊倒的不滿情緒，使執政黨感覺到了極大的信任危機。

打、砸、燒政府部門，已觸犯法律，應該追究。但是，任何事件都有個因果關係，俗話說：“冤有頭，債有主”，依法辦事，執政為民，首先要從源頭解決問題，隻有這樣，才能安撫人心，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否則隻能是民怨更深，按下葫蘆起了瓢，造成更大的隱患。

 這次甕安事件，從重視程度講，可謂“驚動聖駕”。胡錦濤總書記作出了重要指示；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兩次作出重要批示；公安部部長孟建柱多次打電話到前線直接指揮；武警總部司令員吳雙戰作出批示，並派人趕到甕安指導處置工作。從中央來看，應該涉及的領導、部門都被勞駕了，無人敢怠慢。看來，甕安事件已被中央列為“天子第一號大案”。

再來看看貴州省動用了何等強大的班子來處理甕安事件：28日事發當天，省委派出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公安廳長崔亞東組成一線指揮部；29日又派出省委副書記王富玉為組長的省工作組，到甕安指導、督促、監督相關工作；30日，省委書記石宗源親自出馬，專程趕到甕安縣指揮“6-28”事件處置工作，隨同的除了崔亞東、王富玉外，還有省委秘書長張群山、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孫玉璞、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陳俊平、武警總部副參謀長薛國強、武警總隊政委張生枝參加。連續三天，一日提高一個級別，使人不產生聯想是不可能的。我們隻能猜測來自中央的壓力和複雜的甕安形勢，逼得書記不得不親駕出征。建國以來，還沒有為了處理一個縣城發生的事件，動用了如此強大的班子。

遺憾的是，我們並沒看出省一級的水平高到哪裏。

石宗源一到甕安，就宣布了對事件的定性：“6-28”事件是一起起因簡單，但被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員煽動利用，甚至是黑惡勢力人員直接插手參與的，公然向我黨委、政府挑釁的群體性（突發）事件。

1、起因簡單嗎？我看不簡單！

一個活蹦亂跳的年輕姑娘李樹芬，晚上被她的女同學叫出去，該女同學打電話還謊稱李樹芬晚上住在她家，結果死在河裏。警方僅憑三個嫌疑犯的說法就斷言是“自殺”，有這麽簡單嗎？！能服人嗎？！何況近幾個月甕安發生了多起類似的少女在河邊被強奸殺害的案件，到目前為止一個案件都沒有破。

眾多民眾親眼看到、聽到某個嫌疑犯的父母給省公安廳的某廳長打電話，群眾還反映嫌疑犯有親戚在縣府、縣公安局，導致嫌疑犯第二天被放。省公安廳發言人卻在新聞發布會上隻是強調嫌疑人的父母都是農民，縣委書記和嫌疑犯沒有親戚關係，所答非所問，明顯地在回避要害問題。死者的叔叔在公安局與警察爭吵後，在街上被6個不明身份的人衝出來暴打成重傷。這些人是誰？和嫌疑犯有沒有關係？公安局答應調查而至今沒有個說法，這些現象簡單嗎？！

省公安廳比縣公安局稍微聰明一點，在公布法醫報告“溺水而死”的結論時，沒再強調“自殺”二字，但想用“溺水而死”的法醫報告作為“自殺”結案的企圖十分明顯。“溺水而死”的結論能排除被人故意或過失推下水而死亡的疑問嗎？在死者體內沒有驗出精斑，就能判斷死者生前沒有受到性侵犯嗎？能排除被猥褻嗎？這個法醫報告沒有關於是否是自殺的分析和判斷，也沒有關於是否有其他的性騷擾行為的分析（包括強奸未遂）及死者是否處女等關鍵問題。對於民眾提出的縣公安局銷毀血跡等罪證的問題，也回避，卻搞出一個莫名其妙的“三個俯臥撐”。如此草率地對待甕安事件的源頭案子，僅用“簡單”二字說的清嗎？！ 

一個普通的農民子女，既然被認為是自殺而死，縣裏卻成立個工作組做工作，還要死者家屬在６月２８日簽訂協議，了結此事，這正常嗎？7月1日晚上10點，停放在河邊冰棺裏的李樹芬遺體，按照貴州當地風俗，在兩聲禮炮鳴響之後，由約二十輛警車與政府車輛護送到李樹芬的家鄉雷文村。如此興師動眾地運送、安葬李淑芬，無論如何也讓人難以和一樁極為普通的自殺案子聯係起來。其中是否還有隱情？大家隻能發揮想象力了。

政府急於了結此案，但民眾不信任政府，在官方陸續公布“真相”後，不但無法消除民眾和網友的疑慮，該案件卻越來越撲朔迷離。據外電7月7日報道，貴州一些社會活動人士已自發成立“民間甕安真相調查小組”，赴甕安調查事件真相。全國都在關注官、民在此案件上的博弈。

2、是“被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煽動利用”的嗎？我看不是。

據記者私下采訪時，詢問當地民眾 “縣公安局的大樓該不該燒”時，10個人有9個認為“該燒”。可見警察在當地積怨之深。誰“不明真相”？是甕安當地的居民還是省裏來的大員？連石宗源都不得不承認：從一起單純的民事案件釀成一起嚴重的打、砸、搶、燒群體性事件，其中必有深層次的因素。他列舉了背後的深層次原因是：當地在礦產資源開發、移民安置、建築拆遷等工作中，侵犯群眾利益的事情屢有發生。在處置這些矛盾糾紛和群體事件過程中，一些幹部作風粗暴、工作方法簡單，甚至隨意動用警力。

香港亞洲週刊是這樣評論的：事實上，甕安事件在六月二十八日達到頂峰，已經超越李樹芬之死。在當地社會矛盾尖銳、公權力信譽低下的情況下，任何涉及民生民權的事件，都有可能形成極端民意的集體爆發；任何關於政府的負麵傳聞都可以釀成一場大風暴，無論李樹芬是自殺，還是他殺、姦殺，也無論李樹芬是否真的死亡……

既然是這種狀況，民眾還用煽動利用嗎？

“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是一種不確定對象的罪行用語，可以扣在任何想打擊的人頭上。這頂帽子，可以扣在現場的人頭上，也可以扣在不在現場的人頭上，可以扣在在網絡上發表言論、利用短信傳播消息的中國人，當然也可以包括一切“海外反華勢力”，這是中國特有的法律用語，幾十年來屢試不爽，得心應手。它可以使死者家屬及一切有關人士戰戰兢兢，聽任擺布。

3、是“黑惡勢力人員直接插手參與的”嗎？我懷疑。

在中國，確存在著黑社會，他們殘害的對象是弱勢民眾，賴以生存的基礎就是官匪勾結、警匪一家。自古以來，都是如此，除非他們是梁山好漢。近十幾年來，地方黑惡勢力與民眾抗暴、反腐行為結合的事件還沒有聽說過，但地方政府利用黑惡勢力擾民、害民的事件時有耳聞，如強征土地，暴力拆遷，暴力對付上訪者等等。黑惡勢力多是逐利之徒，為民抗暴，決無好果子吃，而與腐敗地方政府合作，則可為霸一方，他們怎麽可能為民撐腰？！

在甕安，涉及黃、賭的特殊行業和大眾娛樂行業多為地方黑惡勢力把持，而開辦特殊行業都得當地公安機關的默許或暗中保護，縣級司法機關與黑惡勢力合流早已不是什麽新聞，他們怎麽會反對政府？甕安年發刑事案件達600——800起，破案率僅為50%左右，刑事案件不能及時偵破，群眾缺乏安全感。群眾渴望打擊的是這些黑勢力，包括把死者叔叔打傷的那些“不明身份”者。
    而當前打擊的所謂“黑社會”，不去搶劫，不去綁架，不去勒索，不去殺人，不去威脅強拆，不去搞黃賭毒，不去收保護費，不去欺負老百姓，卻替一個冤死的女學生報打不平，冒著被圍剿的危險，替弱勢群體伸張正義，“公然向黨委、政府挑釁”，得到了上萬民眾的呼應，世上有這樣的黑社會嗎？

貴州省維權人士張明珍表示，甕安事件反映出當地廣大民眾對官商勾結、官官相護、魚肉百姓的社會現狀極度不滿。她表示，當局至今對死因不明的女中學生命案沒有拿出讓人信服的交待，反而又拿出整人的一貫作法來扣大帽子。以前開口就說，你是“地富反壞右”分子，現在是講“黑勢力”。上萬人，哪會有這麽多黑勢力？
    目前，翁安縣公安借著“打黑”的名義，正在加緊拘捕“6•28”事件的涉案者。據貴州衛視報道，截至7月4日17時，專案組共查獲涉案人員116人，通過查獲涉案人員的供述，目前共排查出“6•28”專案涉案人員共計249名，目前正在全力追捕。而貴州“民間甕安真相調查小組”了解的情況和官方的報道有很大出入，他們反映，目前已有300多人被抓捕，大部分是中學生。

4、心理沒鬼，怕什麽？

讓人吃驚的是貴州地方政府在這次事件中，一度“四封”，即封城（外地人一度隻許出不許進）、封網（一度斷開當地網絡鏈接，在網上刪除各種非官方的信息）、封通信（二十九日一度斷開手機對外聯係）、封記者（嚴防記者，幾次把記者請離甕安），使信息不能開放，因而難以贏得民眾的信任。有出租司機向記者反映，甕安縣副縣長肖鬆6月30號曾經召集所有的出租車司機開會，叫他們不要亂說。當地出租車司機已經接到交警部門的通告，未經公司登記和批準，不允許搭載外地客人到甕安。某位死者的親屬向記者反映，現時政府十分黑暗，與黑社會勢力勾結，將死者家屬嚴密監控下來，威脅家屬不準接受記者采訪，家屬感到生命安全沒有保障。

貴州省政府為了維護縣政府的麵子，證明“6•28”事件的起因是無理取鬧，為鎮壓找借口，自然是要維持縣政府原有的“自殺”結論，竭力隱瞞與這個結論不符的一切事實，因此，怕死者親屬講出真相，怕甕安民眾講出真相，怕外來的記者了解到真相。幾十年來，中國的官員都是這樣處理突發事件，很少有公開糾正錯誤的。李樹芬案至今撲朔迷離、疑點重重，與政府的幹預與不明朗的運作機製直接相關。據外電報道，剛剛宣布成立“民間甕安真相調查小組”的幾個主要成員，已經下落不明，因為他們要做政府不想讓他們做的事。

誰都知道，沒有對死者死因鑒定結果的不滿，就不會有“6·28”事件。掩蓋隻能使事情複雜化，貴州省7月1日的毫無水平的新聞發布會，使省公安廳取代甕安縣政府，成為全國眾矢之的。我就不明白，“6·28”事件的教訓夠深刻了，省政府為何不能下功夫重查女學生的死因，並以事實說服民眾？！中央要求各級政府執政為民，建立和諧社會，政府的結論應有充分的證據支撐。麵對這一突發事件，當地政府有責任說明，“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是誰？是什麽不軌之心？所謂“黑惡勢力”又是誰？是怎樣“直接插手參與的”？抓沒抓學生，有多少未成年人？

中國不需要用謊言來治國，也不需要用壓製信息來作為統治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