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正態分布

 

我曾經把中庸比喻為正態分布曲線（正態分布的啟示）：兩頭小，中間大。

正態分布是自然界的一個現象，因為大多數的自然狀態（比如人類的智商）都呈現或至少接近正態分布，那麽正態分布（中庸）就是一個自然之“道”。問題是：我們如何看正態分布與極端的關係。

從正態分布的鍾形結構上我們可以看到，所謂正態包涵了左右兩個極端，也正因為有極端，兩個極端的相互製約，才保證了整體的平穩，才能保證中庸這口“鍾”能穩穩地站住。

可是，千百年來，至少從“獨尊儒術”開始，中國人就把中庸曲解了，認為“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就等於“去其兩端，取其中而用之”。其實這也該怪孔夫子自己，他認為：“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孔老夫子認為達到中庸的關鍵在於每一個個人都要不偏不倚，連喜怒哀樂都要加到好處，凡做到中庸的，就是君子，反之，就是小人。孔夫子自己也走極端了。

趕快先定義一下：中庸：一個鍾形的整體，鼓漲的大肚子，兩頭細小的小尾巴，通常是隻一個整體的形態。極端：不是左或右，而是隻看到左或右，非左即右。而中庸和極端的關係在於，“中庸”，應該是一個整體的中庸，整體的中庸是建立在個體的保持自身特性和偏激的基礎上的，“中庸”和“極端”其實也是相互製約的，沒有個體的自由，沒有對極端的包容，就沒有整體的中庸。中庸不是要排斥極端，極端則是有我沒你，你死我活，寧要……不要，凡是……凡是，等等。

中庸是一種自然狀態，是一種境界，不能有意識地刻意去獲取，因此一旦將中庸作為一種道德標準那就大錯特錯了。比如“孝”本來是人類意識中共同的“善”的舉動，可是一旦我們把它定義為“百善之首”，那麽24孝這樣極端荒唐的舉動就出現了。更可悲的是，這種走極端的做法禁錮了中國人幾千年，而達不到中庸的人就假裝，就作假，中國人變得圓滑了，世故了，麻木了。孔子自己都感歎：“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魯迅更是一針見血：“行中庸的人民，其實是頗不免於過激的”——越是去其兩端，剩下的隻能是一個沒有依靠的立柱，一陣風來，就轟然偏倒一方了。 

相反，另一些不講中庸的國度其實比我們還中庸，在紐約和巴黎的大街上，你可以看到世界上最醜陋和最肮髒的東西，你同時也能感受到世界上最美麗最高尚的風光。中國的政治總是非黑即白，大是大非；西方的政治無所謂誰對誰錯，隻要利益平衡，相互能製約牽製就好。民主共和兩黨，分開看都是走極端，但是和在一起相互製約就是中庸。

政治，說來複雜，其實也簡單。最大的政治就是保持中庸。過去我們極端地幻想：讓五湖四海都插遍共產主義的旗幟，這是不可能的。然而今天我們高舉民主大旗，讓民主在全世界開花也是妄想。每一個社會，每一種文化都在正態分布曲線下的某一個特定的區域裏，正確的道路不是一窩蜂地走一根獨木橋，而是找到最適合自己的位置，同時也尊重其他民族自己的選擇，隻有這樣，這個地球村才能獲得更多的和平、穩定與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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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外話：我認為老為根本不是在“說謊”，他隻是希望呈現毛澤東的“另一麵”，也就是兩個極端的另一個極端。吳冷西也有兩個“麵”，你不能說他有說謊的一麵，就永遠是一個騙子，況且他的文章隻是用了春秋筆法，捧了“鄭州會議”而淡化了“南寧會議”。鄧小平還痛哭流涕地“永不翻案”，還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華主席萬歲，還興高采烈地站著高高的麥堆上拍照呢，你能說他就是騙子嗎？這就是政治，“人嘴兩張皮，一開一合，咋說咋有理”——看看克林頓、大小布什，奧巴這些政客不都是這德性嗎？

我們可以把與老為介紹的相反的事實拿出來和他討論（而不是指責老為一定錯，難道我們就一定對？），我想老為是歡迎的，但是非要把矛頭指向個人，要老為低頭認錯，說他是在為誰誰評功擺好，這就是走極端了。說到畝產萬斤的浮誇，其實我們大多數也隻看到一麵，有多少人看到另一麵：畝產萬斤浮誇風隻是在人民公社裏刮，所有的軍墾農場怎麽沒有一個放衛星的？當和毛澤東唱反調的劉少奇鄧小平薄一波胡耀邦都在為畝產萬斤推波助瀾，對毛澤東忠心耿耿的王震咋沒有在他的農場裏搞大躍進？多思考些這樣的問題可能更有助於我們認識毛澤東。

有個感覺，我們強調對事不對人，可是又最喜歡和人鬥，其樂無窮？還是通過和人鬥來獲得關注？

[咄咄怪者]

頂，我多年前就有這種看法，但你是到目前我唯一見過另一位提出這個見解的人。
中庸是自然界各種極端互相抵製的平衡點。有了不同方麵的交錯自然界才會有生命力。一個社會同樣如果不能海納各種見解，便無法生機勃勃，無法有效的長遠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