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
歡迎大家來坐坐，聊聊
６．思考、聯想與展望
回顧二戰曆史，尤其是猶太人的遭遇，對中國人和中國社會有著非常直接的現實意義。
阿倫特提出“平庸之惡”的意義在於，她沒有把納粹的罪惡看成僅僅是針對猶太人的局部的和偶然的曆史事件，阿倫特認為，史無前例的罪惡一旦出現，就將成為未來同類罪惡發生的先例。而所有的罪惡都必須有一個普世的價值標準來判決，這個標準就是“反人類罪”。
中國近代史上，從日本侵華到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再到共產黨的紅色恐怖，都應該用同樣的標準來評判。這是一個嚴肅且涵蓋麵極廣的課題，讓我們一起來探討這樣幾個問題：
問題之一：誰來為“反人類”這個平庸之惡承擔責任？
阿倫特告訴我們，邪惡有極端化的惡，也有平庸化的惡，希特勒一手策劃的惡無疑是極端的大惡，然而這極端之惡正是通過無數的平庸之惡實現的。如果我們把極惡的本源歸咎於國家機器，那麽國家機器又是靠什麽來運轉的呢？誰來為國家之惡承擔責任呢？一個領袖和一個政黨能代表一個國家並承受所有的罪與罰嗎？
共產黨曾經譴責國民黨蔣介石的反共罪惡，然而自己上台後加倍地用更加殘酷的手段來打擊“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餘”和“潛伏勢力”。就行惡的手段和方法而言，這兩個老冤家不是半斤八兩嗎？蔣介石承擔不起國民黨統治下的所有罪惡，當然毛澤東也不應一個人負擔起49年之後所有的惡。反人類的屠殺是不分黨派，不分領袖的。
西方文化以個體為主，所以西方人容易從自我開始反省，而東方文化用集體來湮沒個體，用領袖來壓製個人，這樣我們要麽把功績歸功於聖明君主，要麽把罪責推卸給邪惡暴君，個人就消失在曆史的塵埃之中，但是隻要再來一個領袖，換一句口號，一個個平庸的靈魂又像幽靈般湧現，點燃又一片鬼火。
問題之二：清算毛澤東，清算什麽？
眼下，不少人堅持我們首先要清算毛澤東的罪惡，這本身不錯。但是如今毛澤東已成為一個符號，一個象征，哪怕我們將毛澤東的畫像拿下來焚燒再踩上幾腳，將毛澤東的遺體拉出來鞭屍，這除了發泄仇恨與報複之外並不具備任何現實意義。
清算毛澤東，到底清算什麽？是清算那個死去快30年的人嗎？不，要清算的其實是毛澤東的一部分行為和他的一部分思想，然而今天這些行為和思想不正“活”在我們每一個人，至少相當一部分“平庸的”人的心裏嗎？該怎樣讓那些平庸的人明白，“階級鬥爭”的思想和行為是反人類之惡？
何況，清算毛澤東這個人並不能防止下一個悲劇的重現，更不能防止另一個毛澤東出現。我們也不能將毛澤東和希特勒相提並論，因為毛澤東沒有像希特勒那樣明確地指示將某一類人從肉體上徹底消滅。毛澤東其實也是一個“平庸的”人，一個曾經的慈祥和藹的父親，一個溫柔多情的丈夫，他的前半生在民族解放的事業上更是可圈可點。如果從中國曆史的大視角出發，將毛澤東看成曆代皇帝中“平庸”的一員，毛澤東也和艾希曼一樣，算不得一個惡魔，隻是一個“小醜”，一個忠實地奉行了千年以來封建帝王權術鬥爭的小醜。如果再從人性和靈魂上審視，毛澤東也有普通人的“平庸”的一麵，所以我們隻有從反省每一個“平庸”的靈魂開始，審視曆史上所有的反人類罪惡，才是防患於未然的最佳途徑。
再者，如今供奉毛澤東的不隻是這個政黨，毛澤東有著千千萬萬“平庸的”信奉者和崇拜者，這些平庸的靈魂不經過一次文明和正義的洗禮，是不會具備獨立的思考與辨別能力的，因此清算毛澤東就隻是一部分自認為高尚的人站在道德製高點上的一廂情願。所以清算毛澤東一旦成為又一個行政上的，自上而下的群眾運動，另一個文革就在眼前了。不難想象，將“毛粉”們批倒批臭再踩上一隻腳，是很多“民主鬥士”的心願與期望。
問題之三：領袖和民眾是什麽關係？
即便毛澤東犯下了極端的罪惡，我們是不是有必要把毛澤東單獨拉出來清算？先看看極惡有什麽特征。極惡的特征是：不可罰，不可恕與不可知。極惡是無論用什麽現有的懲罰都不可能清算的，所以也根本談不上饒恕，極惡更是超越了當代人類的認知和理解能力，我們無法揣測一個惡魔的心理，無法知曉他們為什麽會產生如此邪惡的理念。如德意誌那樣優秀的民族都會出現希特勒，所以惡魔也有不可預防的本質，清算惡魔不如將惡魔歸類於“平庸”的一部分，從而剖析人性中所有的弱點，提高我們的思辯能力，即便再有惡魔出現，我們也有能力拒絕平庸的服從。服從與支持在政治上是同一個概念，極惡也是通過平庸的服從得以實現的。
希特勒在德國出現，除了曆史的不可預測性，還有其強大的群眾基礎，納粹的種族滅絕計劃正是在優越的日耳曼民族狂熱的“愛國情操”鼓噪下才得以順利實施。因此，防止暴政的重現，最該警惕的恐怕並不是希特勒這樣的惡魔再生，而是產生希特勒的土壤：缺乏理性趨於偏激或崇尚暴力的民眾。這樣的民眾包括你、我在內的每一個“平庸的”個人，這樣的土壤更包含了我們這個社會的曆史和文化。
因此，領袖與民眾不是對立的，領袖產生於民眾，民眾擁戴領袖。從人性與靈魂的高度看，領袖也有普通的人性和靈魂，審視“平庸之惡”就不存在誰為誰墊背的問題。如果我們隻對領袖的靈魂和人性加以審判，那麽誰有資格來做法官呢？況且，領袖的罪責也絲毫不能減輕所有的“平庸之惡”，否則伸張正義就是一句空話。難怪日本人從來不原意真誠地向中國人民道歉，天皇還高高在上呢，為什麽要普通日本人先道歉呢？這種思維和一心要清算毛澤東如出一轍。
問題之四：反省罪惡與控訴苦難，哪個更重要？
日本必須反省二戰，但是中國人也不應該過分強調自身的苦難，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也不應該成為中國人的控訴會。日本是二戰中法西斯的代表之一，他們所犯下的罪行也是反人類罪，他們不僅僅應該向中國懺悔，更應該向全世界懺悔。中國如果能站在這樣的高度，同時懺悔自身的罪惡，讓自身逐漸強大起來，邪惡才能最終低下頭來。
所以，我也不讚成中國要學以色列去把所有日本戰犯一個個綁架過來受審，更不應該將文革中的施虐者一一揪出來以牙還牙，秋後算帳。我們可以寬恕個體，但不能忽略個體所代表的“平庸之惡”，更不能忽視這樣的事實：平庸之惡可能發生在每一個個體之上。
今天我們反思文革，就沒有必要將個人作為批判的對象，而是應該和阿倫特提倡的審判納粹戰犯一樣，用“反人類罪”來評判文革中發生的所有違背人類文明，滅絕人性的惡行。將來一旦建立文革紀念館，該館的重點應該放在對“平庸之惡”的警惕之上，而不是在“紀念”受害者之上，更不應該讓它成為受害知識分子舉辦“群眾大會”的申冤地，借以表達痛苦、屈辱和複仇。因為，今天是毛澤東殘害了知識分子，如果知識分子不站在更高的層次上對待自己的悲劇而懷揣複仇之心，難道有一天知識分子不會用同樣的手段將自己的“冤屈”轉嫁給他人嗎？！難道我們還沒有意識到文革中的許多迫害都是知識分子之間陳年積怨所帶來的冤冤相報的惡果嗎？因此，隻有放下仇恨和個人恩怨，才能具備更高的視野審視曆史。
問題之五：“平庸之惡”的根源在哪裏？
阿倫特談到平庸之惡之所以發生，是平庸者沒有思想，隻是簡單接受指令而沒有道德上的辨別能力。其實還有一層原因阿倫特沒有做更深的剖析。阿倫特在描述艾希曼的動機時說過：“他（艾希曼）從來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做什麽，他隻是希望隻是希望幹得好能升官（promoted）”。 這“升官”就是一個強大的動力。所以行惡到底還是功利的驅使。另外，在心理層麵，人有獲得群體認同和讚許的渴望，馬斯洛的人類生存分類也證實人有獲得社會承認的需求。
因此，無論是個人還是團體或者國家，對於利益的獲取成了行為的原動力，而對於利益的渴求往往替代了道德的評判。再加上個人對於讚許和認同的需求，行為的不具思考性就成了普遍的現象。
一個人行善，很少有人能做到隱姓埋名，連邵逸夫都要以他的名字來命名自己捐贈的圖書館，這就是對讚許的渴望。同樣，行惡的目的之一也是獲得認可。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麽日本軍人會比賽誰砍的人頭多，為什麽紅衛兵會比賽誰抽的耳光響。這也說明，當平庸的“眾人”都在從事一件相同的事的時候，我們會自動地放棄自己的判斷，坦然地接受此事在道德上的正義性與合理性。如今我們嘲笑當年大煉鋼鐵，嘲笑北韓的愚昧，可當年我們混雜在同樣愚昧的人群中，有幾個人還有獨立思考和判斷的能力呢？“人民大眾”的“正確”就是“多數人暴政”的基礎，“人民”也會成為“巨獸”，尤其是對那些習慣於將國家利益淩駕於個人利益，個人不習慣於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說的“自由選擇的可怕負擔”，而心甘情願將一切交給國家和領袖的人群來說。
所以，一旦我們接受了這樣被“人民大眾”認可的正義性，我們就堅信自己的“正確”從而導致了更大的愚蠢。這就是為什麽代表正義的蘇聯紅軍在勝利後也會強奸德國婦女甚至強奸剛剛獲得自由的猶太婦女，也不難解釋為什麽今天美國大兵在弘揚民主的國家利益大旗下入侵伊拉克，阿富汗，造成數以千計的平民的傷亡。在“國家”和“民族”的大旗下，當年日本的慰安婦們就能自豪地、驕傲地心甘情願地為國“捐軀”了。
的確，在“國家和民族利益”麵前，正義和邪惡有時會相互轉換。二戰中正義的最大代表無外乎是美國和蘇聯，可是美國在二戰初期卻是日本侵華的幫凶，美國為日本提供了絕大部分的石油和軍需物資，大大地發了一筆橫財，直到自己的港口被襲利益受損，才被動宣戰。蘇聯不是還和希特勒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嗎？其實在希特勒入侵波蘭之前蘇聯就知道了內幕，這個條約的真正目的是以後瓜分波蘭的一個約定。英法也與希特勒和墨索裏尼簽訂了慕尼黑協定，到頭來也是自取其辱。
問題之六：反省自身為什麽重要？
阿倫特的不凡之處還在於，她不是將眼光局限於一個民族或種族，不僅僅考慮一個國家的利益，而是以全人類的利益出發，思考人性共同的弱點，她跳出一個局部戰爭和事件的圈子，放下仇恨冷靜客觀地看待曆史，剖析罪惡，並在倫理、道德和人性上深入思考，尋求避免災難的途徑。
在我看來，阿倫特最了不起的是她勇於反思猶太人自身。猶太人自己在這場災難裏的角色有沒有值得思考的地方？除了猶太領袖和猶太居民委員會，普通“平庸”的猶太人又有什麽教訓可以吸取？
引申出來從曆史上看，猶太人從自己的亡國經曆中應該總結什麽，複國後該從一係列針對阿拉伯國家的陰謀中吸取什麽教訓？除了反思如何對應當今愈演愈烈的巴以衝突，猶太人還應該思考對近代人類曆史上共產主義的發生，發展和蔓延該擔負什麽樣的責任。或許目前探討這些在政治上顯得不正確，但是這些都是應該和猶太人的命運放在一起思考的嚴肅的話題。
指責他人總是最容易的，反躬自問不但需要勇氣，更需要智慧。如今，中國人所麵臨的課題是如何麵對新中國以來的曆史政治事件以及造成這些悲劇的直接和間接的當事人。
有為數不多的當年的紅衛兵勇敢地站出來道歉了，可有些人不滿意，恨不得要這些人也像當年他們批鬥的對象那樣低頭認罪，讓他們遺臭萬年。何必如此報複呢？何必一報還一報呢？當絕大多數的紅衛兵還在沉默，甚至還在把罪孽歸咎於毛澤東的時候，我們難道不應該讚賞能帶頭勇敢麵對自我的少數幾個人嗎？對這樣的少數幾個人再橫加指責，能鼓勵更多的人站出來自我反省嗎？無論如何，能站出來道歉就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我們不希望再看到每當一個政治災難來臨，太多的人跪下去說“我懺悔”，而隻有極少數人站出來說“我控訴”，但是災難過後，又有太多的人站出來說“我控訴”，極少的人能站出來說“我懺悔”。
其實每一個人都需要懺悔。我一直認為，當年的紅衛兵之所以出成為紅衛兵，並不是因為他們內心就是魔鬼，而是某些偶然的因素，比如家庭出生、生活環境甚至年齡和職業讓他們成了“黑五類”或者“紅三代”，那些受害者也正是這樣的原因成了受害者，隻要外因一變，一個黑五類馬上可以成為手執鋼鞭的紅衛兵小將。即便是遇羅克這樣的英雄，如果他自己不是資本家出生，要寫出《出生論》那樣深刻的文字恐怕也是很難的。更不敢想象如果遇羅克的出生和蒯大富換個個兒，我們會看到怎樣一個遇羅克？
再往高層看，從劉少奇、鄧小平、薄一波、陳毅、聶榮臻……到老舍、趙丹、豐子愷、馮友蘭、馬思聰……等等，他們遭到批鬥以至於迫害致死，然而他們在批判揭發別人時，也是一樣的凶狠啊！
劉曉波說過，文革（其實包括其它政治悲劇）是中國人自導自演的，毛澤東一人是不可能讓千百人生靈塗炭。雖然總指揮是毛澤東，但是那些直接的“行刑者”正是千千萬萬普普通通的中國人，今天許多站在道德高度指責別人的人並不是出於自己的自由意誌而沒有為虎作倀，而是他們當時某個時刻所處的環境和身份使他們避免了同流合汙。
反思文革，最重要的一點不是追究文革是什麽，甚至不必糾纏文革到底對中國社會是利還是弊，哪怕文革真的促進了中國社會的發展，我們也應該將目光聚集在參與文革的所有的人，包括領導者的身上，聚集在他們的行為上，哪些行為與文明背道而馳，哪些行為是反人性、反人類的“惡”，讓一切“平庸的”和“極端”的惡都受到正義的裁決。
問題之七：反思“平庸之惡”的現實意義在哪裏？
回顧曆史，除了伸張正義之外，更重要的是審視當下並著眼未來。
今天的世界，充滿了各種利益的誘惑，麵對誘惑，我們是否還有能力辨別道德是非，區分善於惡？我們是否還會成為“平庸”的行惡者？
千萬別過分的自信，今天我們不經意間會麵臨很多挑戰。比如我們麵對一個去中國開設（或代理）企業的機會，麵對國內親朋好友的邀請加入某個商業行為，或擔任某個機構的一官半職，我們明知道這樣的行為帶來的是環境的汙染或者是背離民主精神，踐踏基本人權的的後果，我們是去還是不去？即便我們不去，我們是否有勇氣站出來質疑或挑戰？即便我們不回去，我們在海外麵對使/領館的各種邀請與“合作”，我們是趨之若鶩的接受還是堅持自己的立場？或是像某些人那樣表麵上義正詞嚴批評政府，背地裏卻做著一筆筆肮髒的交易？
從更大的層麵上看，當今的世界麵臨各種危機，而大規模的戰爭終究不能避免。一旦開戰，我們是選擇保衛自己的“祖國”，還是站在代表民主自由的所在國？哪一種選擇才是“道德”的？當今的“文明國度”如日本和美國，他們真的能代表正義嗎？正義的一方就一定能取得戰爭最後的勝利嗎？
誰真正擁有正義？我們在未來的戰爭中為誰而戰，為誰呐喊？這恐怕不是一個能輕易做出的決定。好在阿倫特告訴我們，行惡瞬間是不需要思考的，惡不具備深度，而善才是本質的，是具有深度的。我們必須思考，如果我們沒有勇氣行善，我們應該有能力不做惡。
希望我們都不要失去思考的能力，更不要失去判斷善惡的能力。隻是我們必須清楚，麵對國家利益，“極權”將成為所有國家高於民主的一種政治架構，“極權”之下，平庸之惡就不分種族與國度了。更重要的是，“惡”的對立麵也不自動代表“善”，否則伊斯蘭極端分子的人肉炸彈和天安門廣場的汽車爆炸就會被看成正義的象征，當然，如今將酒店的開房記錄不經法律程序公開，監控視頻公開，熱衷於官員的褲腰帶甚於口袋，則更是“反腐”的“正義”之舉了。
好了，該說的都說了，如果還有朋友對清算毛澤東耿耿於懷，對我為獨裁法西斯辯護義憤填膺的話，那麽請允許我借用阿倫特的話作為本文的結束：
“治國不是管理幼兒園，治國中的“失誤”和犯罪是同一個概念。正是因為你（毛澤東）49年之後倡導並發動了一係列禍國殃民的政策和運動，不願意順曆史潮流讓中國人有尊嚴地幸福地生活在這個“人民共和國”——似乎你和你的追隨者們有權決定誰可以生存在這個世界上——一切追求思想獨立和人身自由的拒絕平庸的中國人不願意在讓你的名字一直出現在我們國家的憲法上，不願意讓你的“思想”成為全國人民堅持的“基本原則”，更不願意看到你的巨幅畫像高高掛在天安門城樓上。為了正本清源，這就是終有一天你必須被曆史和人民公正審判理由，唯一的理由！
**********************
後記
完了，總算寫完了。
這篇是我少有的費時費腦的帖子。寫完後自己再看發覺都是廢話。立此存照吧，以後看看會不會進一步思考後能有所提高。
再補充幾句廢話，作為今後思索的要點。
希特勒之所以被全世界唾棄，並不完全是所謂正義的力量，也不完全是德國人有異於其它民族的覺悟和智慧。否則，就不能解釋為什麽日本天皇的地位遠遠超過希特勒，而二者在二戰中所犯的罪惡是難分仲伯的；也不能解釋為什麽德國的後納粹主義，乃至上世紀60、70年代德國興起的極端暴力的“紅軍團”如此猖獗。希特勒和日本天皇的不同待遇有著利益操縱的因素，德國人的反思也在很大層麵上是被動的，還不夠深刻全麵。“平庸之惡”不是德意誌民族的“特產”，是全人類的共性。因此，在全人類還沒有充分認識“平庸之惡”之前，要德國人全麵反省是不實際的。
“平庸之惡”的根本不是“惡”本身的性質，而是行惡的人的“無思想”的“平庸”。學會思想，拒絕平庸應該是現代人類麵對挑戰，避免災難的最佳途徑。
一個民族要學會自我反省是不容易的，尤其是那些長期在極權下生存的民族。中國是一個，俄羅斯也是一個。
如果我們把毛澤東看成一個暴君的話，斯大林是一個更大的暴君。可是斯大林並沒有像希特勒那樣在俄羅斯消失，雖然赫魯曉夫早就否定了斯大林，但是實現民主之後的俄羅斯反而讓這個暴君複活了。
最近，俄羅斯的許多城市逐漸恢複為斯大林鑄造銅像，全俄羅斯新建了30多座斯大林塑像。即使有的地方政府不支持，但是許多民眾自發地為塑像募集資金。俄羅斯許多老百姓還認為斯大林是好人，那些敢於批評斯大林的學者，則被俄國憤青們罵成是“叛國賊”。
2008年，俄羅斯國家電視台舉行“最偉大的俄羅斯人”評選，結果斯大林名列第三位，僅次於亞曆山大·涅夫斯基和彼得·斯托雷平。（四至六位分別是普希金、彼得大帝、列寧）。
麵對種種質疑，普京總統將斯大林和英國暴君奧利佛·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相比：“他倆有什麽不同？”。言下之意是，一個偉大的領導者犯錯誤是難免。西方評論家用一句諺語比喻： To make an omelet, you must break a few eggs.
普京繼續辯解道：“對於我國的曆史而言，斯大林時代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的，斯大林是個暴君，許多人稱他是罪犯。但他不是納粹分子！不是蘇聯軍隊於1941年6月22日侵入德國，而是恰恰相反。首先不能忘記這一點。”，“（對於斯大林）說肯定，一些人會不滿意，說否定，另一些人會不滿意。依我看，不能給予整體的評價。顯然，從1924至1953年國家有了根本變化：從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而這時的國家是斯大林領導的。誠然，農民沒有了，而我們大家都清楚記得有農業問題，特別是在最後階段，排著長隊購買食物，等等。在這一領域所發生的一切，對農村沒有起任何積極的作用。不過工業化確實實現了。我們取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不管誰怎麽說，最終是取得了勝利。即使我們總體損失很大，你們知道，現在誰也不能指責組織和領導了這場勝利的人，因為如果我們在戰爭中失敗了，那麽對我國來說其後果就會悲慘得多。正麵的東西無疑是存在的，然而花了難以接受的代價。對任何曆史事件都必須對其進行全麵的分析。這就是我想說的。”
斯大林誕辰125周年時，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總書記根納季·久加諾夫如此評價斯大林：“他成就了崇高而又偉大的事業，也為此而嚴厲地對待民眾；他極其刻板又知識淵博，同時也犯了一些十分明顯的錯誤；他是一個真正大公無私的人，但由於過於迷信權力有時也無暇顧及他人的感情；他在國家大事上既有深謀遠慮、謹小慎微一麵，而在涉及數百萬人的命運上又采取比較簡單粗魯的方式，以至事後不得不長時間地、痛苦地糾正其錯誤。這就是斯大林。”
為什麽實行了民主製度的俄羅斯當局明確了斯大林的“錯誤”，但沒有徹底清算這個暴君呢？俄羅斯如何處理斯大林，對於中國如何對待毛澤東有非常現實的參考價值。
再回到漢娜·阿倫特，雖然《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已經出版50多年了，但是爭論至今沒有停止過。之所以爭論，不能說阿倫特一點沒有錯。
我認為，阿倫特是在一個錯誤的時間（二戰結束才10多年），錯誤的地點（審判戰犯的耶路撒冷法庭）發表了一篇正確的文章。
沒錯，有人評價阿倫特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法庭記者。阿倫特本來就不是記者，她也沒有把自己看成一個記者，她的《報告》完全不是一份合格的新聞報道，在後納粹主義還很猖獗，德國國內的納粹分子還沒有完全肅清，尤其是普通民眾的認識能力還不足以理解和接受“平庸的罪惡”這樣的哲學概念的情況下，阿倫特又大量地引用艾希曼這樣一個“惡”的典型代表來詮釋“平庸”，難免讓人對一個學者的本意產生誤讀。但是，這“平庸的罪惡”的確是影響了20世紀的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哲學和社會政治學概念。
曆史畢竟已經進入了21世紀，當今的世界，需要的正是一大批如同阿倫特那樣冷靜理性的思想者，而不是沒有思想，跟在“精英”後麵或輕易被媒體操縱的“平庸”的“人民大眾”。拒絕平庸，擁抱理性，擁抱智慧，是新世紀人類的責任和義務。
希特勒的宗教信仰中國人一無所知美國人沒幾個人敢說；日本人永遠不會懺悔因為他們始終認為他們幹的是好事包括慰安婦；不懂宗教中國人永遠是行屍走肉從一個（毛澤東）思想走進另一個（普世垃圾觀）思想；現代羅馬帝國美國注定滅亡因為他們有你一樣“要有思想”而為此奮鬥的執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