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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老實話，我從來沒有認真讀過毛澤東的這篇講話，處於某種文革後遺症，當初聽到有一百多位作家抄寫《講話》並獲得1000元報酬時，我腦海中本能地蹦出一個詞：無聊！（幾乎是無恥）
當莫言獲得諾貝爾獎之後，抄寫《講話》被再次拿出來炒作時，我處於鑽牛角尖的習慣，決定把《講話》完整認真地看一遍。
《講話》不長，慢慢地讀，一刻鍾足以。讀罷卻感慨良多。
首先，我想說的是，對於任何曆史文件和曆史事件，我們都應該帶著曆史的眼光去判斷，我們不能手裏拿著電腦來嘲笑算盤的笨拙。
《講話》誕生在上個世紀的四十年代初，作者是“領導中國革命”的毛澤東。那時候毛澤東腦袋裏想的是什麽？他在統帥軍隊打仗，他在思考如何讓“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聚集在他的周圍，幹一番事業。
所以，他的“文藝觀”就反映了他自身的價值觀——“文藝服從於政治”。
用今天的價值判斷來分析，這無疑是荒唐的，因為今天的“政治”和70年前完全不同了。即使是當時，毛澤東緊接著說：“今天中國政治的第一個根本問題是抗日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按照政治標準來說，一切利於抗日和團結的，鼓勵群眾同心同德的，反對倒退、促成進步的東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於抗日和團結的，鼓動群眾離心離德的，反對進步、拉著人們倒退的東西，便都是壞的。”
就事論事，毛澤東在這裏所指的“政治”，就是抗日，當然，毛澤東和共產黨在抗日上作的如何，是另一個問題。但是當年中國社會首當其衝的主要任務是抗日，把這個上升到最大的政治，原則上是不錯的。
問題在於，毛澤東沒有“與時俱進”，在以後的數十年中，曆史發展了，社會變革了，他也沒有跳出“政治掛帥”的思維，中國社會一步步走向災難。但是這一係列的問題是不是都應該歸咎於《講話》這個原罪呢？是不是可以下結論：“它（講話）是扼殺文藝創作的絞索，是黨文化的衝鋒號，是當代文字獄的法典。”？
這樣簡單的沒有任何論據的結論和文革大批判很相似，不能這樣簡單的非黑即白。
《講話》在一定程度上的確促進了“革命”題材的文藝創作，突出了“革命”和抗日這兩個主題。同時在國民黨統治時期開啟民智提高大眾文化上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白毛女》、《兄妹開荒》、《小二黑結婚》、《保衛黃河》、《夫妻識字》以及建國後的《江姐》、《洪湖赤衛隊》、《傷逝》（電影）、《早春二月》、林家鋪子》、《女籃五號》等等等都是麵向“人民大眾”的優秀作品。
誰是“人民大眾”呢？毛澤東自己說：“什麽是人民大眾呢？最廣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
毛澤東當年能把“城市小資產階級”也納入文藝服務的對象，不能不說還是有其曆史眼光的。
當然，事物皆有正反。毛澤東曆來的鬥爭哲學，使其將軍事上你死我活的原則也運用到政治生活中，毛澤東的政治是非黑即白，這和今天的妥協和協商原則是完全背道而馳的，我們當然也不能用今天的標準來要求戰爭時期的毛澤東。
但是，慘痛的教訓是要牢牢記住的：和毛澤東在政治上不能達到一致的王實味，在座談會之後就遭到嚴厲批判，進而被打入萬劫不複的地獄的，5年之後，王被秘密處死。但這和《講話》本身有沒有內在邏輯上的必然聯係呢？
總之，如果我們把《講話》本身放在一個曆史的大框架之下，摒棄偏見用曆史的眼光審視的話，其積極意義還是不難發現的。
當然，回顧曆史，尤其是聯係到中國近代曆史上的一係列黑暗現實，《講話》的曆史局限和毛澤東本身的思想局限也是顯而易見的。
首先是曆史的局限， 當年，“革命”和戰爭中的軍事思維就是階級鬥爭，就是你死我活，戰爭年代，階級標準是衡量一切的標準，思想和文化自然也隸屬於不同的階級，“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戰場上，你死我活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是一個“真理”，但絕不是普遍真理。
《講話》中說： “你是資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無產階級而歌頌資產階級，你是無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資產階級而歌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二者必居其一。”
自然，凡不屬於“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陣營的，就必然要被打倒，無論用什麽方法。
其次是毛澤東自身認識的局限，毛澤東本人不懂文藝，他是用一個政治家的眼光來審視文藝，其狹隘的政治原則自然要反映到文藝之上。雖然，戰爭時期“政治”和“文藝”有高度的一致，“文藝”為“抗日”這個“政治”服務也不錯，但是如果以此為最高原則來製定共產黨的路線和方針政策，災難就不可避免了。
有網友說：“思想本身沒什麽惡。魔鬼在解釋權和執行上。如果講話不是著的那個名字，就是很清新的一家之言。”
毛也是出於自身認識的局限，他在解釋和執行《講話》上，沒有真正按照《講話》的精神去做，最終實質上還是違背了他自己說的“人民大眾”的根本利益。
當然，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毛澤東的思想認識不是他個人特有的，從延安整風開始到建國後的一係列運動，許多受害者自身其實也是害人者，毛澤東是中國人專製愚昧的集大成者，憑毛澤東自己的力量，他是不可能讓千千萬萬中國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劉曉波說過：“毛澤東的力量來自於人民的愚昧和軟弱。”
我再加一句咱“人民”也一樣崇尚鬥爭哲學，咱每個人的內心都有一個小毛澤東，小秦始皇。
毛澤東借助人民的力量反人民，區區一篇《講話》何以成為“扼殺文藝創作的絞索”？
劉曉波曾提出中國人要敢於自我否定，要從每個人、特別是從那些有文化的知識分子的自我否定開始。
同樣抄寫過《講話》的周國平先生這樣反思道：
從我的角度來說，我也有紀念《講話》的理由，就是它在我的成長歲月裏曾經起過重大的作用。
我找出了我在北大上學時的詩歌習作冊，扉頁上抄錄的正是《講話》中的一段文字：“那麽，馬克思主義就不破壞創作情緒了嗎？要破壞的，它決定地要破壞那些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貴族式的、頹廢的、悲觀的以及其他種種非人民大眾非無產階級的創作情緒。”當時的感覺是，這段話簡直是我的一麵鏡子，照出了我的真麵目，所列舉的情緒，從“小資產階級的”開始，我幾乎占全了。事實上，那個詩歌冊之前，我還寫過許多詩，但大多銷毀了，隻把自己覺得在創作情緒上還算“健康”的保留下來，謄抄在了這個本子上。那已是文革開始的時候，我決心按照毛的教導來破壞自己的一切不“健康”的創作情緒。
《講話》中還有一句話是我當時經常重溫的：“他們的靈魂深處還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王國。”我強烈感覺到這句話也是在說我，擊中了我的要害，同時又因此充滿了憂慮和疑惑：如果我的靈魂深處沒有了這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王國”，我還是我嗎？我一方麵似乎願意按照毛的指引改造自己，另一方麵恰恰害怕自己真的被徹底改造了。
也許正因為《講話》觸到了我的痛處，其實也是觸到了一般文藝知識分子的痛處，在全部毛選中，這篇文章是我反複閱讀因而讀得最多的。現在我當然已經明白，當年我在讀《講話》時發生的內心鬥爭，實際上是我的被壓抑的精神本能尋求突圍的曲折表現。我在2004年出版的《歲月與性情》中如此反思：“在中國當時的政治語境中，知識分子是有原罪的，真正被判為原罪的正是這種精神本能，而所謂思想改造就是與之進行鬥爭的漫長過程，改造的成效則體現在能否成功地將它削弱乃至扼殺。回頭想一想，多少人把一生中最好的時光耗費在與自己的精神本能作鬥爭上了，而他們本來是應該讓它結出創造的果實的。”毫無疑問，這裏說的“多少人”首先包括我自己。
由此可見，中國知識分子內心深處是有一個痛處，毛澤東也的確看到了知識分子身上的“毛病”，而在一個特定的曆史時期對知識分子“修理”了一下。當然，發展到後來的登峰造極以及知識分子之間的相互“修理”，又是一個沉重且複雜的話題了。
所以，戰爭年代的戰爭文藝觀，當然不能拿到今天來頂禮膜拜，事實上今天毛左思潮已經成為意識形態領域裏的弱勢，中國當今的文化市場充斥著銅臭，因此從這點出發，我同意為人父網友的看法，“將毛的文藝思想當作一個革命時代的產物來看，一個可以讓我們從不同立場和角度去思考文學藝術的一個參照。……在現在這個隻為自己寫作和隻為錢寫作的時代，其實倒很有必要讀一讀毛的這個講話，至少它也是一種另類文藝觀吧。”
的確，不要以為我們站在了道德製高點，所說的話就一定正確，我們既然倡導民主自由，就暫時放下道德的鞭子，真正尊重自由，尤其是自由的思想，哪怕抄寫《講話》的作家們真的崇尚毛澤東思想，難道不可以嗎？
況且那些抄寫《講話》的人，有的人可能為了那1000元，有的處於政治上的麻木而有礙於朋友的情麵，有的則對《講話》本身抱有和大眾不同的理解……。除非你是聖人，道德上每個人都有缺陷，至於道德的底線，在我眼裏就是法律。如果一個社會不是要靠法律維係而是靠道德的話，那不是個人的問題，是社會的問題。
請不要拿抄寫《我的奮鬥》和《講話》對比，炫耀納粹的任何東西，在西方不是道德底線，而是法律的禁區。也許，這是中國應該向西方看齊的另一個方麵。
無論如何， 不要把什麽都簡單地歸咎到毛澤東，更不要推給一個《講話》，我還是老調重彈：中國的問題，是曆史的問題，社會的問題，你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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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昨天看到那個老美唱“社會主義好”的視頻，聽到那洋腔洋調的“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笑過之後是深深的思索：或許這是心態問題。人家老美咋不譴責這些唱共產“紅歌”的人們的“立場和態度”，咋不質疑人家的“道德底線”？就連朗朗在白宮彈出“豺狼來了有獵槍”的上甘嶺主旋律，人家也沒有抗議“傷害了美國人民的感情”，也沒有為了“氣節”抵製made in China, 朗朗還照樣在美國撈金。
咱自己人抄一段毛語錄怎麽就成了“立場態度”問題？怎麽就和人品道德連在了一起？
別活的那麽累好不好？口口聲聲向西方學習，恐怕隻是葉公好龍。
這個時期正是江青在延安最得寵的是時候，她說要天上的星星，毛澤東都會馬上去給她搬梯子。所以我覺得這篇東西可能是江青的借毛澤東之名所發表的作品，（大家先不要拍磚，可以把這一篇的墨跡找來和毛的其他墨跡對照一下再下結論），如果我的這個推斷是對的，那麽；江青在文革初期，突然冒出的那句：＂我是革命文藝的棋手＂，就不顯得那麽突兀了。
‘談話’隻是延安整風，毛奪取中共最高領導權整個長河中的一個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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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逝可以加一個括號，說，（是根據魯迅的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要不，就不是建國後的東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