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哥，您知道什麽是“個性”嗎？

胡哥，拜讀了您在清華百年校慶上的“重要講話”，我這個平頭百姓有幾句話要說。

平心而論，您這個講話和以往的空話、大話有些不一樣，您提到了一點“教育問題”，也為年輕人提了不少“希望”。

您指出：“我國高等教育還不完全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同國際先進水平相比還有明顯差距”。

這的確是一個大問題。

中國的教育，別說和“國際先進水平”的英美相比差距甚大，就是亞洲的日本韓國的排名也領先於我們。哪怕是香港大學的排名也領先於清華北大！

中國教育怎麽辦？

據說清華要在2050年躋身世界一流，胡哥您為此向學生們提出了希望：希望同學們“全麵發展保持個性”。

不錯，一流的大學都是極具個性的大學，而有個性的大學需要有個性的學者和學生。

那麽胡哥，您知道什麽是個性嗎？

我們不必咬文嚼字，既然您講話中提到幾位了不起的“清華人”，我們來看看他們的“個性”。

梁啟超，一百年前的康梁變法讓中國走上了維新之路，梁啟超曾說過：“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這，就叫“個性”。

可惜，當今的中國很少有人具備“獨立”“自由”的個性。自49年後的60多年來，我們為什麽再看不到梁啟超這樣的人了呢？

那我們看到了您提到的馮友蘭。

這位撰寫了《新理學》、《新世訓》、《新事論》、《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和《中國哲學史》的著名學者不可謂不具個性，然而經過那場思想改造後，便宣稱自己49年以前的思想是“為大地主大資產家，特別是為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服務的”，49年以後則是“為劉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服務的”，而自己能參加批孔運動是一種“更大的幸福”。

於是，後來完成的《中國哲學史新編》變成了“自己在現有馬克思主義水平上所能見到的東西，直接寫我自己在現有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上對於中國哲學史和文化的理解和體會”，中國哲學史成了馬克思主義和階級鬥爭。

“個性”就是這樣死掉的。

至於對陳岱孫、費孝通、錢鍾書、吳晗、曹禺、季羨林等人的“個性”的批判，不說也罷。不錯，清華也許不稀罕這些舞文弄墨的社會科學學者，清華是科學家工程師的搖籃，可是胡哥您把楊振寧李政道抬出來為清華撐門麵，也太說不過去了吧？

胡哥，看來在清華並找不到您提倡的“個性”，為什麽？

也許我忽視了您講話中的一個前提：“在正確處理個人、集體、社會關係的基礎上保持個性”——還是那老套套：個人服從集體，集體服從社會，那我們的社會又要服從領導一切的黨。

難怪，與清華齊名的北大雖然以“兼容並包、思想自由”聞名，可最近把“思想偏激”的學生列入了會商範圍。如此扼殺思想，何來個性？要是提倡“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陳寅恪先生地下有知，恐怕隻能仰天長歎了。

其實，中國不缺乏有個性的人，缺的是鼓勵個性發展的文化和環境，缺乏容忍個性的執政黨，更缺乏有個性的大學，百年清華校慶開成了一個黨代會，唱主角的不是清華的校長，不是做學問的教授學者和學生而是您胡總，這樣的大學何來個性？這楊的大學裏又怎麽會有個性的學生？

在一個容不下“思想偏激”的大學生，更容不下“特立獨行”的艾未未的社會奢談什麽“保持個性”、“獨立思考”、“自由探索”是不是有些立牌坊的味道了？

胡適在49年說過：“美國人來了，有麵包，有自由；蘇聯人來了，有麵包，無自由；他們來了，無麵包，無自由。”——不幸言中了！

百年清華，有過它的輝煌，有過極具個性的大師，隻是那些大師並非出自清華。清華培養的最多的是留學美國的預科生，這似乎是百年的傳統——自從1985年以來，85%的清華理工科學生去了美國，而80%在海外獲得理工科博士學位的中國學生沒有回國——清華還是保持了它一貫的“優良傳統 ”。

百年清華其實也沒啥了不起，人家9百年的牛津，培養了7個國家的11位國王、6位英國國王、47位諾貝爾獎獲得者、53位總統和首相。而人家沒有舉辦過如此豪華的校慶，更沒有把校慶辦成女王的慶典，因為牛津對學術對真理的追求讓她畏懼名利。

當然，百年清華也並非一無是處，清華還是出了些人才的，在我眼裏，至少有兩個人值得一提：一個是您胡哥，您是清華培養的地道的清華人，您有您的河蟹發展理論，您那永無表情四四方方不偏不倚不溫不火不痛不癢的臉也是您的“個性”。

還有一位是蔣方舟小朋友，她的個性是值得您這個學長和前輩好好學習並思索一下的。

胡哥也許您日理萬機無暇上網，我轉錄一封蔣同學的信和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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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方舟：給清華大學的一封信


　和你的故事要從頭說起，雖然並沒有什麽真正的開頭可言。2008年，我參加自主招生考試，被清華降分錄取。夏天自己拎著大包小包來學校，報道的地點已經有媒體圍追堵截，要求我暢想校園生活，我那時說“記錄生活的日子結束，生活開始了。”——奮不顧身飛蛾撲火，有“時間開始了”的自我感動勁兒。

　　如今我已大三，卻還沒有真正融入校園生活。現在在學校還常常迷路，同學討論的成績與保研，我也大都一頭霧水。嘟嘟囔囔對學校的不滿卻說了很多，拿人不手軟，吃人不嘴短。時值百年校慶，我想說給學校的，也不是感恩與頌聖，隻能硬著頭皮繼續怨言。

　　因為身在學校，所以不能僅抱怨些片兒湯的話。白衣飄飄的年代沒了，就別再緊緊拽住時間的裙角囁嚅呻吟;學術之不知禮之不存，也已經沒有再捶胸頓足的必要;大師離去，微斯人吾誰與歸。大勢如此，學院當然不能幸免，所以也別再長歌當哭了罷。

　　然而，除去以上這些，我對大學仍有抱怨，仍有不滿，仍有震恐，仍有大驚小怪，仍有不情之請。

　　大一、大二的時候，我喜歡拽著人聊政治。當然，大部分情況是我支離破碎地複述著我在網上看到、飯局上聽到的隻言片語，駭人聽聞。我的同學們總是左顧右盼坐立難安，一副盼著人把他們解救走的樣子，實在被逼急才敷衍笑道：“中國就是這樣的。”

　　我那時還覺得奇怪，二十出頭正是對政治敏感的時期，即使是純生理上也應有些噴張和興奮，可他們是如此漠然或畏葸。那時，常常湧到我嘴邊的話是：“你們到底在怕什麽?”

　　現在我發現，他們並不是漠然，我的同學們不是不關心，而是自動維護著政府——仿佛維護著自己將要繼承的遺產。清華人是可愛的，憤青少，領導多，內心大概還是有天下興亡為己任的悲壯，表現出來卻是高屋建瓴，虛頭八腦的老幹部摸樣。

　　陳冠中的小說《盛世》裏有個叫做韋國的青年人，理想是進入中宣部，因為“一個國家民族不能隻靠物質力量，還要有精神力量，人民才會團結在一起。硬實力重要，軟實力一樣重要……我是學法律的，可以替中宣部的每一項決策提供堅實的法律依據，配合依法治國的國家政策。”

　　韋國加入讀書會，組織同學有係統的駁斥網上反動言論，舉報反動網站，舉報“危險”教授。是年青一代的美麗領袖。

　　韋國說：“我今年已二十四歲。二十歲那年我做的十年計劃，正一步步實現，但我不能自滿。毛主席三十歲的時候在做什麽? 中共中央局五個委員之一。這樣一想，我知道我要加倍努力了。”

　　我身邊就有韋國這樣的年輕人，越是高等的院校，就越多的如斯荒謬。這也不難理解，北大清華的學子一路都是教育和體製的少年既得利益者，成熟了，自然也是要沿著同一軌跡，而不能跌落到食物鏈的底端。於是，大學成了掠奪政治資本的地方。

　　我曾經旁觀過學校的幹部們做事，與教育和世俗標準下少年得誌的成功者打過交道，他們毫無障礙地接受學校給予的一切價值觀，自詡主流，一百年不動搖、一百年不懷疑;他們青出於藍地運用官場技巧與規則，成者為王，敗者為寇。

　　有時，我看著他們滔滔不絕地在課堂、在會場說些“主流價值觀”的話，心想：“他們真相信這些，真可怕。”過了一會兒，又打了個寒戰：“他們其實並不相信這些，那就更可怕了。”

　　天真與成熟、愚昧與清醒、單純與複雜、糊塗與揣著明白裝糊塗，我無法分辨他們是哪一種，也無法分辨哪種更可怕。

　　可是，你分辨，或者不分辨，他們就在那裏。我的同學們，我的精英同學們，以後必然會成為社會的中流砥柱，學術圈或者官僚體係的主要組成部分，手握生殺大權。空氣中有種緊張的成分，未來裏藏著某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東西。

　　百年校慶快到了，學校裏大興土木黃沙飛揚，新的大樓和建築一天天顯現規模，學術成果在日夜趕工，我剛路過操場，看到四千人規模的團體操在訓練彩排。

　　百年建築清華學堂去年年底在修繕過程中被燒，現在仍罩著綠色的大罩子，依稀隻能看見腳手架。忽然想到，文革時清華“百日大武鬥”中損毀的建築，也早就被修複痊愈了吧。記憶失，而永遠不會複得。回顧既往歲月，將會把曆史理直、理順，甚至磨滅，下一個百年，又不知後人會怎樣回憶起現世。

　　百年校慶快到了，逢此盛世，錦上添花的話也不缺我一個人來說，潑冷水卻是我所擅長的。往小了說，“母校就是你每天罵八百遍，但不許別人罵一句的地方。”往大了說，“為何我眼裏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那麽，就此擱筆，是動情是矯情，就聽收信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