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家長熱點議題之34——從美國的教育變革中我們學到什麽？（上）

 

在我辦公室的牆壁上，掛著這樣一幅照片：在一間狹小擁擠簡陋的教室裏，幾十張桌椅按幾何圖形密密麻麻地排列著，一屋的孩子表情木納但嚴肅認真地看著前方，危襟正坐，教師站在講台上，手裏拿著課本照本宣科，孩子們雙手放在背後…… 

這，正是上個世紀初美國的課堂實況，當時的情景和我們所經曆的過程十分相似。美國當時的社會現狀是，戰亂結束，人口激增，資源貧匱，社會急需能適應工業化大生產的具備較高文化的專業人才。 

培養人才的任務無疑落在了麵臨挑戰的教育界，因為時美國的傳統教育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發展，到了非徹底改良的地步。 

時事造英雄。這時一個能推動教育革新的領袖人物出現了，他就是近代世界教育世上傑出的教育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 

杜威對於美國乃至世界教育界的貢獻，迄今為止是任何人難以超越的。首先，他敏銳地把握的美國教育的症結所在：脫離社會、脫離兒童。 

美國教育當時以歐洲的傳統為指導思想，以學科為中心，給兒童灌輸孤立的學科知識，忽略知識的社會意義，忽略兒童的心理特征和生活環境。於是，杜威提出了他的基本教育觀點：教育即生活，學校及社會。 

杜威認為，最好的教育就是“從生活中學習、從經驗中學習”。教育不是把外麵的東西強迫兒童去吸收，而是要使人類與生俱來的能力得以生長，教育就是要給兒童提供保證生長或充分生活的條件。 

對於學校，杜威強調學校本身必須是一種社會生活，具有社會生活的全部含義。另外，校內學習應該與校外學習連接起來，兩者之間應有自由的相互影響。 

由此看出，杜威的理念具有強烈的實用主義成分，事實上，杜威正是一位當代最具影響力的實用主義哲學家。 

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原則強調以兒童為中心，學校教育要圍繞兒童的現實生活，所以教育的內容必須符合兒童的生活經曆和思維特征，要對兒童目前的生活有所幫助，而不是單純為未來的生活做準備。 

這種以兒童為中心的思想反映在具體教學上的一個方麵就是“從做中學”。他推崇這樣一種教學方法：教師帶領一班孩子建造一間小平房，各科的教學就圍繞這個主題展開：手工課畫草圖，算術課計算所需材料並丈量房屋麵積，語文課學習相關詞語，作文課描述想象未來居住在這裏的家庭生活，美術課繪製彩色的房子周圍的景色，表演課孩子們自編自演與這座房子有關的情景劇…… 

“學校就是社會，教育就是生活”，如果不給兒童“做”的機會，就會阻止他的自然成長。 

這也就是現今為什麽西方學校中孩子不停的做“project”， 哪怕是一個很簡單的知識內容或概念，老師都要求學生親自去實踐一下，在實踐中掌握學習。即使是普通的練習題，題目的背景都是孩子們所熟悉的日常場景。 

以兒童為中心，並不是所謂的“放任”，杜威認為，教師如果采取對兒童放任的態度，實際上就是放棄他們的指導責任。不管是從外部強加於兒童或是讓兒童完全放任自流，兩者都是根本錯誤的。 

我個人覺得，美式教育用放羊來比喻也許更恰當一些。牧羊人有責任找到一片水土茂盛的操場，並指領羊群，但不可以敲開羊的嘴巴強迫它們吃你認為最有營養的草（You can lead a horse to water, but you can't make it drink）。牧羊人還有責任保護羊群，不讓它們受狼群的傷害…… 

當然，羊不會思維。但是教育兒童必須喚起他們的思維，這一條也是杜威教育思想的核心。杜威認為：“如果沒有思維，就不可能產生有意義的經驗。因此，學校必須要提供可以引起思維的經驗的情境。” 

比如，教孩子1+1=2，有孩子問：“為什麽不能等於3？”這時教師是一臉的不屑：“回去問你爹媽，怎麽生出你這麽一個笨蛋！”，還是鼓勵孩子思考：“好問題！為什麽不能等於3？你知道嗎？好好想想，有答案了告訴大家。” 

這就是為什麽美國孩子學的東西很“淺”，因為教師花大量的時間讓孩子思考、動手，而不是一味的追求難度深度，用題海戰術壓製學生。 

杜威還十分強調道德教育，“道德是教育的最高和最終的目的，道德是推動社會前進的力量”——不過這個“道德”和我們所熟悉的概念不是一回事。杜威的道德教育注重人格的形成，強調學校道德教育必須對學生進行人格訓練，以形成社會所需要的品德，讓學生適應社會生活。不過，在學生成為一個合格的民主社會公民，對社會有所作為的同時，也能夠支配自己的生活並從他人和社會得到好處，使兩者保持平衡。 

杜威的這種實用主義在很長一段時期都是美國教育的主流，並且在其它國家包括中國都有很大的影響力。但是，這一理論也曾遭到了強烈的質疑和抨擊。如以貝格萊（William Chandler Bagley）為代表的要素主義（Essentialism）就指責杜威的理論為非理性，他主張重建嚴格的教學標準，對學生進行嚴格訓練；強調教育的核心是學習預先規定的教材，開展天才教育；重申教育過程中的主動權在教師而不在學生。　　

1957年，蘇聯人造衛星上天震驚了美國朝野。海軍中將，核潛艇之父李克佛（Hyman Rickove）寫了著名的《美國教育――全國性失敗》一文（American Education, a National Failure），否定了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這位著名將領主張“為了美國全球戰略的未來，要更新我們的學業標準，給學生傳輸大量的知識，培養各類尖端人才，尤其是科技人才。”之後，美國聯邦政府頒布了《國防教育法》，並派遣代表團考察蘇聯教育，開始重視學科教育和編著高難度的教材。 

可是，沒過多久，到了六十年代以後，杜威又得到了重新肯定，實用主義教育顯示出了強大的生命力。 

為什麽？我想原因有二。 

其一，尖端人才不是靠學校強行灌輸下培養出來的，頂級人才更不是那所大學能夠有能力“教育”出來的，如比爾·蓋茨，連哈佛都沒有能力來培養他。相反，尖端人才需要的是寬鬆的土壤和自由的空氣。 

其二，美國的治國理念是以民主自由為基礎，強調人權，尊重個性發展。所以，學校不可能為某個特定目的強迫學生學習什麽，更不能限製學生的思維。 

“以學生為中心，教育即生活，教育過程在它的自身以外無目的”就是杜威的《民主主義與教育》一文的核心。 

所以，美國的基礎教育又回到了“放羊”的模式上來了。果然，這種模式較之把羊終日圈在羊圈裏“填鴨式”灌養具有一定的優越性，至少湧現了一大批領頭羊。更加幸運的是，美國戰後的土地上水草肥沃，竟吸引了全世界各類品種的優良羊種，其中不少是頂級的羊中之王。 

當然，“放羊”式教育不是沒有問題，美國本土的羊往往懶散，又不知道怎麽去找茂盛的草地，你不把草送到他嘴邊他就不好好吃，不少羊隻偏愛某一種草，這樣營養就不均衡，更有的羊整日東遊西蕩，搞不好把野地裏的毒蘑菇當寶貝吃進嘴裏…… 

如何提高羊群自身的生存能力？究竟什麽是能力？這個問題困惑了教育界好多時候，直到今天有些人還十分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