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 2007.04.06 22:45
分類:
出處: http://alexclark.itpub.net/post/670/277996
---------------------------------------------------------------
澳大利亞《論題十一》雜誌2001年8月號(總第66期)發表查默斯·約翰遜[Chalmers Johson，最近美國暢銷書《還擊：美國帝國的代價和結果》(Blow Back：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 of American Empire)的作者]的《日本“資本主義”回顧》一文認為，日本長期經濟衰退的症結不在於它的經濟，而在於它作為美國軍事衛星國的地位，這導致已腐化的自民黨長期執政，形成牢不可破的既得利益集團，從而阻止了變革和調整。該文對於分析冷戰後日美之間的矛盾也有借鑒意義。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日本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
大約20年前，我無意間引發了一場關於日本經濟本質的爭論，至今這一爭論仍然很熱烈。在《通產省和日本奇跡：1925—1975產業政策的演變》(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the Growth of Industry Policy，1925—1975)一書中，我擴大了所謂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分法，得出另一種基本模式：既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英美資本主義的計劃市場經濟，我認為日本是這一經濟模式的典型。在日本式經濟中，政府為了達到它的目標，在市場中同時嵌入了激勵和抑製因素。
在經過長時間的戰前和戰時實驗後，日本實行的國家指導而私人所有的經濟體製是日本二戰後邁向世界第二大生產高效的經濟體地位的主要因素。為了區別於正統資本主義理論中的“資本主義的監管性國家”，我將日本國家的模式稱為“資本主義發展性國家”(capitalist developmental state)的典範。同時指出，南韓和台灣學習了它的主要原則和機構，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日本的冷戰盟國並沒有認識到日本官僚機構在經濟中擁有非同尋常的權力。我的研究發表於80年代中期，那時日本的經濟規模有兩個德國那麽大，在汽車、鋼鐵、電子產品、機器人、半導體、液晶顯示器和其他工業上具有強大的競爭力。美國人開始驚呼日本的“威脅”。
對導致日本如此成功原因的新分析，有兩個半官方的意識形態解釋：一個是美國的，一個是日本的。美國觀點否認日本構成了一種不同的資本主義，因為如果承認就將削弱作為戰鬥性意識形態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壟斷地位。日本的觀點更加微妙一些，大多數日本論者承認並接受“發展性國家”概念的準確性。
日本戰後強大產業政策形成的政治原因
一個國家成功執行產業政策的可能性依賴於某些準確的政治安排，在試圖鑄造一個對整個社會利益都必要的產業結構時，國家必須防止特殊的利益集團的掠奪，國家機構必須控製它們，並指引它們走自己不想走但國家相信它們必須走的路。
在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大約是1955年到1975年，製訂和執行產業政策的國家組織，特別是企劃廳和大藏省，獲得了異常大的自主權，有日本人稱之為“55年體製”。這是1955年形成的議會黨派統治結構。當時，左翼和右翼的社會主義者合並成日本社會黨，自由黨和民主黨合並成自民黨。社會黨控製了1/3強的席位，因此阻止了自民黨修憲，但占大多數的自民黨保證了政治穩定，精英官僚使日本成為一個富強的國家。1957年到1972年日本所有的首相常常由職業的前高級官僚擔任，這強化了自民黨和官僚的關係。
自民黨和社會黨在發展與美國的貿易和解決經濟增長問題上異乎尋常地達成了共識。社會黨在確定經濟優先權和確保經濟增長的成果平均分配上常常有發言權。
另一個有助於產業部門自主權的因素是和美國的“盟國”關係。日美安全條約對日本的經濟成長至關重要。作為冷戰期間在東亞遏製蘇聯和中國影響的地緣戰略的一部分，美國將日本變成了美國永久的軍事基地，為了保證這些基地的穩定和安全，美國不得不向日本開放海外市場，以取代中國和亞洲大陸。美國也通過中央情報局提供資金或暗中確保自民黨1955年至1993年不間斷地執政，自民黨是美日兩國相互利用的紐帶。
自民黨領導日本獲得的經濟好處包括：美國對日本出口商品開放市場；在國際社會沒有達成廣泛共識以前，美國在國際政治和經濟機構中支持日本；美國忍受日本高的貿易保護主義壁壘；美國支持日本從美國公司獲得技術而不需要保護知識產權等。
“廣場協議”和泡沫經濟
從60年代開始，當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開始成為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時，對日本經濟成功的主流解釋是它享有特別優惠的匯率，名義上1美元可兌換360日元，這一匯率是美國在戰後占領期間為了幫助日本經濟複蘇而確立的。尼克鬆總統1971年結束布雷頓森林固定匯率體係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迫使日元升值，削弱日貨在國際貿易中的價格優勢。
15年之後，像尼克鬆一樣，裏根政府又尋求利用匯率緩解來自日本的經濟壓力。1985年9月22日，法國、德國、日本、英國和美國的財長和中央銀行行長雲集在紐約的廣場旅館，達成“廣場協議”。美國和歐洲認為日本在國際貿易中因其價格優勢獲得了太多好處，因此強迫日本同意一項拋售美元的協商機製，在以後兩年多時間裏，這一協議導致美元貶值30%，日元則相對升值。
廣場協議成功地削弱了日本產品的競爭力。日元對美元的匯率從1985年1月的1美元兌換262日元升值到了1987年早期的1美元兌換158日元，日元升值導致日貨國際市場價格大幅上升。
在這種背景下，日本恰當的經濟政策應該是采取改革措施擴大內需，將它的經濟重點轉向依靠國內需求而不是出口，形成互惠的而不是僅僅對日本有利的貿易關係。開發國內需求可以追溯到60年代池田勇人首相的“收入倍增計劃”，在一個人口規模是美國一半的社會興起的池田消費革命是日本開始經濟起飛進入高速增長的基礎。80年代後期，日本同樣有很多機會擴大內需，如住房、醫療、城市規劃、城市交通很有開發潛力，但日本沒有采取這條路線。相反，日本卻更緊地將自己和美國綁在一起。在大藏省的命令下，日本銀行大幅降息以刺激投資。據東京的德意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估算，1986—1991年，日本共向新企業、設備和研究投入了約3.6兆美元，目的是將生產成本減少40%—50%。最後結果是，由於沒有考慮國際和國內消費者的需求，形成了巨大的生產能力過剩。這導致了日本至今仍沒有克服的銀行危機和經濟滯脹。
由於利率太低，日本銀行也向高風險和投機的借款人貸款，尤其是房地產部門。日本的土地使用模式過度地向農業用地傾斜，這構成了對農場主有利的政治體製，而農場主本身又是自民黨一黨統治的支柱之一。在這種結構下，日本的城市土地奇貴。在80年代晚期投資繁榮時，城市土地價格投機性上漲，成為投機性泡沫的基礎。土地成了銀行貸出巨額資金的抵押，這些資金又被用來購買土地或東京證券交易所的股票，這些新獲得的土地或股票又被作為抵押從銀行裏獲得更多的資金。
日本政府認識到土地價格嚴重偏離實際價值，便開始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阻止銀行向投機者貸款，1989年11月25日將貼現率提高到4.25%，1990年8月再次提高到6%。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的軟著陸產生了不良貸款危機和對整個銀行體係無法清償的威脅，這一威脅持續了十年，2001年早期仍沒有跡象表明有所改善。
美日經濟的相互依賴和美國對日本經濟的批評
在80年代，美國迫使日本簽定了廣場協議。但是，美國是真的試圖利用匯率來糾正和日本貿易的巨額不平衡，還是僅僅做出一個政治姿態來平息國內不斷增長的對日本經濟上升的抗議，這一直不明確。同樣，日本對於該利用投資來維持和強化它的競爭力以真正挑戰美國的霸權，還是繼續它傳統的策略性的容忍，也一直下不了決心。日本的民族主義者通常利用向俄中兩國轉讓與軍事相關的技術作為籌碼向美國提出經濟要求，1989年《日本可以說不》一書就是後者的典型事例。
為了防止日元不可容忍地升值，日本將貿易盈餘投放到在美國的日本金融機構，形成對美國的資本輸出，用這種方式將貿易盈餘掩蓋起來。這實質上並沒有使日本富裕，但是增加了日本左右美國的巨額金融杠杆。
美日兩國更加相互依賴，1987年美國股災時，日本購買了大量美國股票，避免了更嚴重的後果。而且，日本低成本融資代替了美國國內儲蓄的實際缺乏，使美國能在美元災難性貶值時不用支付通常的成本就可以募集到巨額外債。
同樣，1995年，當日本尋求美國的幫助以擺脫困境戰略時，美國有義務逆廣場協議操作，使日元貶值和美元升值。當然，美國別無選擇，因為如果日本當時從美國調回資金，克林頓1996年就不可能贏得大選。美日都不特別擔心這種貨幣操作將對亞洲經濟產生什麽影響，但這種貨幣操作直接助長了1997年開始於東南亞的全球經濟危機。取悅於日本的美元升值使和美元掛鉤的國家如泰國和印尼的商品在國際市場上失去了競爭力。
盡管美日不願意承認它們在90年代更加相互依賴，但兩者都承認是美國成功複蘇，日本卻不斷沉淪。
在90年代，克林頓政府竭力向全世界尤其是東亞倡導“自由民主秩序”，建議日本進行經濟改革。同時美國開始實行新的外交政策計劃。這一計劃的最低目標是，迫使亞洲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拆除政府對經濟發展的支持、向商品和資本流動開放邊界並服從世貿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製定的遊戲規則。最高目標是，亞洲國家應將美國的經濟體製作為資本主義模式最完美的典範。美國通常通過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來實施它的計劃，以促進以上變化。盡管具體而言，全球化最終是美國的一個目標，但美國常常宣稱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抗拒的。
鼓吹自由民主秩序的後果之一就是1997年夏天開始於泰國的經濟危機。美國新聞媒體用來描述危機特征的比喻反映了危機的演變。開始稱金融恐慌是亞洲自己的失誤，反映了亞洲國家存在較多的內部交易和政府腐敗的“裙帶資本主義”。
接著稱“貨幣傳染”，也稱“亞洲流感”，意味著甚至沒有發現裙帶資本主義的西方國家的貨幣也容易受到攻擊。最後媒體竭力主張需要一個“新的金融結構體係”，承認危機的原因是極端不穩定的資本流動，而聽從美國的建議、以自由化的名義拆除了監管組織則使危機惡化。討論停止了，全世界等著下一次金融危機。避免了金融危機的亞洲國家和地區有：中國，它沒有聽從美國的建議；台灣，它的貨幣沒有成為國際投機目標；馬來西亞，它拒絕了國際金融組織的建議；日本，它自身就是不穩定遊資的供應者，而不是接受者。
整個90年代，美國一直批評日本，大多數批評是沒有誠意的，因為如果日本留意了這些批評，那早就毀壞了美國經濟。日本的經濟問題1997年以前就出現了，這和美國試圖將自由民主秩序強加給東亞沒有關係。而且，日本不需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攬子救援計劃。
美國的批評不理智地誇大了美國模式的吸引力，焦點仍放在日本的失敗和如何表明英美資本主義的正確性上。
理查德·卡茨(Richard Katz)將文化差異作為美國表現出眾的一個因素。日本的大多數評論家都認識到日本有自己的文化，例如，追求利潤被認為是自私的；重視穩定雇傭關係有助於戰後發展體係的合法化，日本不想改變本國報酬更平等的管理體係。但是，美國評論者很少認識到，對日本而言，要吸收美國的經驗就需要文化革命。約翰·格雷(John Gray)總結了這個問題：西方給日本經濟開出的處方是不合時宜的混合物，今天和過去一樣，跨國組織堅持日本必須根據西方模式———準確地說，是美國模式———重組它的金融和經濟機構。對它們而言，日本隻有不再是日本即徹底美國化才能解決它的經濟困難。 上述美國的批評沒有認識到美國政府在90年代是如何積極地促進美國經濟的。對日本和美國的經濟作一個公允的比較可以確信，日本的產業政策軟弱，而美國的產業政策強大。 克林頓總統在美國經濟中使政府發揮了極重要的作用，他30年來首次抹平了政府財政收支赤字，他把財政盈餘投資到教育上，而不是給富人減稅。 美國和日本不是簡單的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同時是美國的政治衛星國，它在美國的軍事和經濟霸權下運轉，這限製了它選擇的範圍，它不能調整方向，如在中國進行和平商業活動，或在朝鮮半島采取和平主動。日本80年代挑戰美國和90年代相對衰落的關鍵在於，陳舊的鑄造於冷戰早期的日美關係和最初的條件已不存在時仍必須保持這一關係。日本的問題主要不是經濟，而是政治。 冷戰結束後日本經濟的國內國際政治環境的改變 1991年蘇聯的崩潰使日美軍事經濟同盟關係的邏輯性蕩然無存。但是，兩國都假裝什麽也沒有改變。美國試圖使日本更多地承擔美國在東亞的軍事負擔，導致了所謂“同情預算”。日本通過這個方案每年為美國駐軍支付約60億美元。1991年海灣戰爭，日本支付了130億美元支持戰爭。 1993年自民黨由於失去了反共這個目標而分裂。在隨後的選舉中，自民黨從1948年起第一次在眾議院中失去了大多數席位。細川護熙組成聯合政府，日本民眾中充滿了對政治經濟改革的企望，看起來，後冷戰時代最終降臨了日本。 但事實並非如此。自民黨和它代表的利益集團失去多數席位後受到如此大的挫折，以至於從一個對商業有正麵影響的保守政黨轉變為一個純粹的保守組織。他們不再關心自民黨的主要國內功能：給政府經濟部門足夠的自主權，使它們能為未來培植一些增長的產業。實際上，自民黨不斷清洗官僚，它試圖以此來轉移對經濟衰退的指責。 同樣重要的是，細川護熙政府對克林頓政府在經濟上的壓力所作的策略性的民族主義反應和獨立外交政策的信號引起了美國的警覺。1995年2月，美國國防部發表了以研究軍備的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命名的報告，為美國在東亞繼續駐軍提供理論基礎。奈認為，如果美國撤走一個士兵，種種威脅就會爆發，五角大樓應在日本和南韓無限期地駐紮10萬美軍。 1994年6月，自民黨作為聯合政府中多數又執掌權力。這個政府最顯著的特點是：自民黨組閣的夥伴是“1955年體製”的死對頭社會黨。這實際上促使所有選舉人對議會政治醒悟。在他們曾經支持的每個原則上，社會黨都向自民黨投降，自民黨作為回報，允許社會黨的領袖村山富士作為自民黨的傀儡占據首相的位置。 1996年1月至2000年4月，來自自民黨的首相有橋本龍太郎、小淵惠三、森喜郎，這些首相在前沿問題上沒有表現出領導能力，相反，隻是竭力安撫支持自民黨的傳統的財閥和選票。典型的事例是2000年11月27日在自民黨總部召開的幹事長、政策研究委員會頭目和來自央行、大藏省、金融服務局、經濟企劃廳的官員會議。自民黨的執行官要求政府官員發布“政府指引”，阻止銀行拋售相互持有的股票，因此直接抵銷了經濟部門為了啟動已經拖延了很長時間的經濟結構改革而想執行的措施。自民黨隻對保護支持它的金融財閥的短期利益感興趣，它並不保證政府部門的自主性。 90年代日本失敗的原因：既得利益集團使政府失去自主性 許多美國分析者認為強大的國家和政府在規劃一個國家經濟目標的突出作用，是導致日本10年衰退和1997年席卷東南亞和南韓的金融災難的原因，而證據顯示正好相反。日本不是過度監管，而是監管不足，政治因素削弱了它製訂和執行好的政策的能力。日本的問題出現在80年代末期，當時大藏省對投機者不負責任的借款監管較弱，甚至沒有執行監管。隨後90年代日本改革失敗不是政府經濟部門對經濟的幹預引起的，而是政府經濟部門在執行政策時麵對特殊利益集團失去自主性造成的。 陳舊的冷戰關係使自民黨長期人為地執掌政權。自民黨作為美國在日本的代理人，可能是惟一一個對琉球的羞辱和傷害漠不關心的政黨。不幸的是，美國更願意把日本作為它溫馴的衛星國並使日本模式沒有可能作為美國模式的替代，從而美國選擇不讓自民黨從舞台上消失並不將政治決策權歸還日本人民。盡管無數的宣傳試圖表明1997年東亞危機是經濟失誤，然而，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認為，過度監管隻是替罪羊，真正的罪犯是鬆懈的管理。這也正是日本的情形。東亞國家需要做的是結束美國的霸權，在日本發展一種能將真正的領導人推上權力位置的政治製度，將產業政策恢複到它合適的位置。
